要自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除了外交合作和商贸往来,双方还曾以“体育外交”的形式开展了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希望借此消除两国民众之间的陌生感与疏离感,并为更进一步的双边合作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棒球作为一项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较罕见、却在日本相当于国民运动的体育项目,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当时我国对日体育外交的主要载体之一。这既是因为棒球本身的历史传统,也有旅日华侨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这项运动本身的体育特征等其他诸多因素。《人民日报》、新华社也刊载了“王贞治打破世界纪录”的消息,让许多中国人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这一系列不寻常的举动,甚至引起了当时《读卖新闻》驻北京记者的注意。
《读卖新闻》的记者在报道中指出棒球运动在中国大陆并不普及甚至一度消失,但王贞治的成就还是在中国引发了关注。事实上,就在王贞治破纪录前夕,中国棒球考察团刚造访过日本,与日本棒球界广泛接触交流,还在《读卖新闻》报社的安排下,多次接触过王贞治。而其历史背景则是中日邦交正常前后,双方曾通过棒球来推动“体育外交”的一系列举措。
本文拟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至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对日体育外交为考察对象,聚焦以棒球为代表的单项体育运动与体育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搜集中日两国相关的文献资料并通过图书情报学的方式予以梳理。在此基础上,从“体育外交”的视野出发并开展讨论,探究棒球运动如何以旅日华侨群体为切入点参与中日民间交往活动,而这种长期的体育交流又如何反过来形塑了这项运动自身在中国的的成长路径并展望其在新时代的发展。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棒球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起初多为美国侨民在口岸城市的消遣娱乐。1863年美国侨民在上海组建的球队便成了中国境内第一支棒球队。而中国人开始真正接触棒球,则始于1874年的赴美的官派留学生,以詹天佑为代表的留学生曾在耶鲁组建“中华棒球队”。20世纪后,不少从美、日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开始在国内组织发展棒球运动,在清华、燕京、复旦、圣约翰、南开等大学间该运动随之开始出现。
虽然曾被列为民国年间全国运动会等赛事的正式竞技项目,期间甚至还有美国棒球明星队访沪比赛,但棒球在全国范围的流行程度并不高。在日本华侨群体中,棒球明星王贞治自然有着极高的显示度和象征意义。早在20世纪50年代,向往新中国的旅日华侨团体或对华友好的日本政治人物曾试图接近过当时已在日本出名的华裔棒球明星王贞治及其家人。
1987年尚在早稻田实业就读的王贞治带领球队赢得了春季甲子园大赛的冠军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系的东京华侨总会旗下的《东京华侨会报》曾去“五十番”采访过王仕福、王贞治父子。王仕福来自中国浙江省的“华侨之乡”青田。据统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旅日的青田华侨已多达三千人。1932年,25岁的王仕福赴日谋生,之后在东京墨田开了一家中华料理店“五十番”并与日本女性结婚。
在战争前后的辛苦岁月中,夫妻一边艰难经营,一边把长子王铁城培养成了医生,把次子王贞治培养成了职棒选手。采访时,阔别浙江老家多年的王仕福很自然地流露出想回家乡看看的思念之情,而王贞治也很客气地讲过诸如“将来回到祖国,希望能对中国棒球界的发展有所助益”这样的话。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实有过一批旅日华侨成为了新中国棒球运动的开拓者。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一度蓬勃的棒球运动却在国内日渐式微乃至几近绝迹。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棒球自身的“资本主义特征”在社会主义中国开始显得愈加不协调,例如将其与美国式“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在新闻报道中,称美国年轻人虚度光阴“寄情于像棒球击球率、投手得分等荒唐玩意儿”。同时,也对美国职业棒球的体育商业化提出批判。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棒球运动开展较好的国家、地区几乎都集中在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则难觅对手,因此很难利用这项体育运动来推动国际交往。
古巴革命成功后,出于文化体育交流的需要,棒球以“体育外交”工具的形式苟延残喘了几年,但随着中苏分裂加剧,古巴倒向莫斯科,棒球当时有限的“外交价值”亦随之销声匿迹瑏瑠。用李敏宽的话来说:“棒球……是从美国传来的,在1960年后的十年间,便在我国‘自然而然’地‘改造’成了空白。”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改弦更张,中日两国最终实现邦交正常化。同一年,棒球运动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陆续恢复。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一年后,中日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两国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伴随着政治外交的改善,当时中日两国还亟需进一步改善双方的民间情感。为配合对日外交的新局面,棒球作为民间交流的一种有效工具重新得以恢复。1975年,日本“友好之船”棒球队、爱知工业大学棒球队先后访华;旅日台湾同胞棒球队也于同年造访,并在全国各地进行交流比赛。
1976年,日本法政大学棒球队及日本教练代表队先后访华。随后几年间,“日本社会人棒球队、大学棒球队、少年联盟棒球队、大学垒球队、企业垒球队、国家垒球队等先后达十余次来我国访问比赛”。11977年8月至9月间,中国棒球考察团访问日本,受到高规格接待,曾在日本多地观看职业棒球比赛,也目睹了王贞治赶超本垒打世界纪录的壮举。期间,在《读卖新闻》的安排下,也曾多次接触过王贞治本人,“王贞治在四天内‘四会’我教练组,亲切的交谈,诚挚无私的帮助,心通情合,如兄如弟,共磋球艺,为的是棒球事业兴旺发达”。
在8月16日的会面中,中国棒球代表团郑重地勉励王贞治:“期待您早日达成756支本垒打的纪录”,双方还一并合影留念。在接待中国棒球考察团一年后,读卖巨人队还邀请过北京棒球队来进行一周的训练学习,并使之延为惯例。读卖巨人队的原教练中村稔、国松彰则来大陆进行棒球技术培训和交流并一再提到“王贞治”的成就,希望以此勉励中国运动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举国体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目标的引领下,任何体育运动的提倡、存续,显然与彼时彼刻的政治、社会需求密切相关。
对当时曾被视为“资本主义属性”浓厚的棒球运动来说,其在20世纪50年代的存续发展有其历史的偶然性,而其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销声匿迹却带有某种必然性。1972年伴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棒球运动也同步得以恢复。在这个看似偶然的几个事件背后,似也能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一条符合历史逻辑的互动线索。通过对中日外交重大事件、棒球交流以及该运动自身发展脉络的对比,不难看出当时的棒球运动,正是借助参与对日体育外交而获得的独特优势,才快速得到恢复。
1974年恢复全国性棒球比赛,次年再次成为全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就在廖承志向读卖巨人队和王贞治本人发出正式邀请的同一年,中国棒垒球协会正式成立。期间,来华访问的日本各类棒球队络绎不绝,中国棒球考察团也首次访日。1981年,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棒球训练工作会议并正式加入了国际业余棒球联合会,开始逐步融入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棒垒球界。尽管曾面临项目裁撤的遭遇,但若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来观察,以严谨的文献资料整理成果为依据,就不难发现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独特体育事业机制才给予了棒球运动存续的空间和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