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高燕
2021年元旦是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立碑70周年。岁月如歌,风雨沧桑,民族团结誓词碑也是全省各族人民共同筑起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记载了各族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新生活的信心和决心,谱写了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奋斗,建设家园的光辉篇章。70年来,民族团结誓词碑始终矗立在各族人民心中,是神圣不可动摇的。
在“民族团结誓词碑”立碑7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跟随普洱学院的专家、学者,走近这座丰碑。
■ 普洱学院历史学教授赵泽洪:普洱地区民族关系团结友好的象征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普洱地区民族关系团结友好的象征。它是我国历史上民族会盟和立碑明誓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是普洱地区民族关系历史的真实写照。”普洱学院历史学教授赵泽洪介绍了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形成过程,并从誓词碑的建立和内容的情况总结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赵泽洪说,第一,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我国历史上民族会盟和立碑明誓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所谓继承,是有前例可依。公元794年,南诏和唐王朝在点苍山会盟,会盟之后,唐使臣曾在今昭通盐津豆沙关摩崖题字,将会盟之事刊刻于崖石上,即今盐津豆沙关摩崖。公元823年吐蕃与唐王朝会盟,立会盟碑于拉萨大昭寺门前,即唐蕃会盟碑。公元971年,大理国与“乌蛮”三十七部会盟,之后所立之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仍保存于曲靖。所谓创新,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的变化与改革。历史上的会盟,大凡都事出有因,由于双方矛盾和症结的存在,希望通过会盟立碑,化解矛盾和纠纷,以示修好。而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建立,并非为化解某一具体矛盾和纠纷,只是为了表达普洱境内各兄弟民族团结友好的美好愿望,从这点上来说,它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第二,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建立过程,尊重了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体现了尊重各少数民族意愿、反映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代表了普洱专区广大各民族群众内心的真实呼声。红军长征途中,在经过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刘伯承同志曾与彝族头领古基小叶丹按照彝族习惯喝“鸡血酒”结拜为兄弟。这就是著名的“彝海会盟”。在民族团结誓词碑签名仪式之前,当地党政军领导与各兄弟民族的代表也曾以普洱地区各民族普遍通行的结盟方式喝了“鸡血酒”,并采用了佤族特有的结盟方式举行了剽牛仪式,并获得了最吉利的牛倒地方位和牛头朝向。而且,在签名的过程中,当地的党政军领导都强调要遵循自愿的原则,不搞强迫命令,谁愿意签名才签名。所以说,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普洱地区各兄弟民族内心真实愿意的客观反映。
第三,当地党委、政府在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形成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许多积极的引导和促进。1950年8月,中共宁洱地委组织了第一批有各民族上层人士参加的赴京国庆观礼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各地的参观活动中深受影响和感染,对新中国人民政权有了一些切身的感性认识。1950年12月26日至31日召开的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就是从普洱地区复杂的民族情况出发,为更好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而召开的。赴京国庆观礼代表团成员的热情,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代表的激情,加上当地党委、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促进,最终促成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这一民族团结丰碑的树立。它证明了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在普洱地区民族工作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第四,民族团结誓词碑代表了普洱地区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是普洱地区民族关系历史的真实写照。普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包括汉族在内,各民族人民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脉关系。虽然也曾有过一些矛盾、纠纷、隔阂和冲突,但民族关系的主流还是“汗水多于血泪”,和睦相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占据了民族关系的主导地位。
民族团结誓词碑既是对这种团结友好的民族关系的客观描述,也是普洱地区各民族群众的共同心声,和对这种民族关系状况的持续期盼,同时,还赋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民族关系的时代特征,即对党的民族政策所规定的真正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原则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真切呼唤。各民族的代表进行了签名,这在普洱当地已经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代表性、普遍性,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可以称之为全国“民族团结第一碑”和“民族团结丰碑”。
■ 普洱学院教授左永平:开启了边疆民族团结进步的新时代
“普洱盟誓,立碑昭示,宣告了一个民族平等、团结、和谐崭新时代的到来。”普洱学院教授左永平说,普洱大地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言不朽,同心永结,已成为边疆各民族的共同声音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民族团结的丰碑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象征和典范。
1950年少数民族国庆观礼代表团中西南代表团人数最多,有64人,“占全国各代表团总人数的41.7%,云南代表团总人数53人,占西南代表团总人数的80.3%,普洱专区代表34人,占云南代表团总人数的64.15%。”从人数上看出,普洱专区在全国158名代表中占有很重的分量。普洱专区民族代表备受关注,毛泽东主席先后四次接见普洱专区代表,佤族代表拉勐把梭镖送给毛主席,傣族代表召存信把金伞作为礼物送给毛主席。在重庆,拉祜族代表李保对邓小平说:“我们拉祜人,祖祖辈辈不被看作人,没见过大官,没上过大桌子吃饭,现在能到北京拜见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我们回去一定要把亲身经历告诉家乡的拉祜人、阿佤人,要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把家乡建设好,到时候请你到家里做客。”他们用质朴的语言表达了对新政府的信赖和美好的期望。
1950年12月26日代表团回到普洱,第二天随即召开了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大会。国庆观礼和兄弟民族团聚这种盛会,对于少数民族来讲旷古未闻,因此,要立碑为据,上告慰祖先,下告知子孙。用什么方式呢?拉祜族代表李保提出,能否用佤族的方式来表示大家的诚意。其他民族代表说,喝鸡血酒发誓,我们傣族、拉祜族、布朗族、哈尼族……也没意见,汉族结拜兄弟也是喝鸡血酒对天发誓。喝酒拜把子,江湖结义,是中共政策决不允许的。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环境下,胜败的关键取决于政策的灵活程度。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讨论之后,同意李保代表的意见,以佤族的方式剽牛盟誓。1951年1月1日,在普洱红场,佤族代表拉勐手持标枪,进行最具历史意义的剽牛仪式,从此,一个新的里程碑——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迎接一个民族团结和谐的新时代。
普洱民族盟誓大会,确定了三个主题和目标,即“剽牛会盟”“团结一心”“平等自由大家庭”。“会盟”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结盟方式,也是一种自然的传统要求,是相互信任的体现,所以,代表才提出了“剽牛会盟”的倡议。“团结”则是我们大家要能友好地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像一家人一样;在民族关系上,这是一个质的变化,在认同上开创了横向认同的规划方案,即民族大团结的横向认同行为,这是边疆安定和谐的基石,民族团结的基础。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是目标,目标是动力之源,是理想和未来。这个古老的仪式,诞生了新的内涵,它为新的时代、新的边疆、新的民族认同注入了新的内容,对于边疆民族的团结和谐、共建美好家园的格局意义深远。
“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作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的典范,在云南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中做出了积极贡献。”左永平说,在彩云之南,普洱大地,先辈们歃血为盟,剽牛为誓,是爱国和团结到底决心的真情表达,更是新时代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先辈们把民族团结精神刻在石碑上,而新一代的边疆各族儿女更把民族团结铭刻在心,团结一心跟党走,同甘共苦永相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 普洱学院教授薛敬梅:发掘探寻盟誓誓词中的深刻的意义
“任何种类的盟誓,其盟约的指向、目的、意义和价值都集中在誓词中。”普洱学院教授薛敬梅说,“民族团结盟誓”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多重话语的同构,其突破族群边界的“整合性”特点,使有着不同的信仰观念的各民族通过共享一个仪式实践实现了国家话语对地方话语的植入,使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国家形象深刻植入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族民众的生活和情感世界。盟誓顺应了当时各族民众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使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一话语在传统信仰“神圣法律”的仪式规程方式获得了合法性。
“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这是对盟誓“在场”主体的强调,“我们”强调了一体感,彰显了多民族聚居和文化多元的格局。盟誓主体是各民族代表,“代表”在这里指明了参与盟誓者的身份极其象征意义,代表们绝大多数是各族的头人长老,他们作为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精英,在盟誓中成为各族的代言,其身份具有民族感召力和影响力。
而“代表”的意义就在于他们身份不仅是个体,而是民族的凝聚。他的发誓也就成为族人的共同发誓,他们的遵守引领族人的共同遵守。遵守誓言是一种古老的法律,也是一种古老的忠诚。代表们带着自己和族人的目光,在新中国的时代气象和风貌中,突破了原有的偏见和有限的乡土知识,通过近距离观察和体验,在真诚的尊重和礼遇中融入了自己的国家,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他们知道自己的民族属于国家和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在新中国获得了平等的文化身份、国族身份和政治地位,真正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
国庆观礼,是边疆各民族代表与自己的祖国第一次真正融入,是各民族在大家庭中的第一次平等对话交流。观礼是祖国对中华各族儿女的庄重邀请,新中国大家庭的第一次盛大聚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代表们在“中国”这个大的背景下,在“国庆”特殊的时间点,亲历了一幕幕足以撼动他们的内心情感,征服了他们原有的认知、错觉和偏见的现实图景,带着自己的民族融入了“新中国”。正是这些当初怀着百般不愿意和疑虑担忧等各种心情的人们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拥护者,民族团结的积极倡议者。
“各族同胞”这一称谓标志着族际关系地位的平等,是“中华民族”和共同体意识的另一种表述。“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强调了盟誓的仪式特征,表达了对神灵的献祭,“剽牛”意味着重盟,因为“牛为重礼,是祭祀首选”。在新中国成立的特殊历史时期,云南普洱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社会发育程度很低,有的甚至还处于原始社会时期,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普遍存在。团结话语整合下,各种力量被争取纳入到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话语体系中并在信仰的支持下通过仪式得到合法性支持。
“咒水”表达了参盟者愿以生命灾祸为违盟代价的勇气,同时也表达了对自我精神道德的挑战。这样的仪式使权力与信仰之间形成强固的关联结构,实现对特定区域民众的凝聚和地方历史的书写。
“一心一德,团结到底”这是誓词中最核心的话语,它表达了团结的信念和决心,这是毫无保留的团结,是彻底永久性的团结,是不含任何功利杂念的团结。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题词,是宣言,是号召,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国家治理的方略,是新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首要追求。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是对团结的补充和限定,它表达了边疆各族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拥护,是新中国国族建构得到认同实现的昭告。对边疆以部落联盟为主的少数民族而言,尽管对华夏中国有着古老的一体感,但其中的情感强度和认同取向是不同的,因此,在团结誓词中旗帜鲜明地表达跟随共产党的领导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努力奋斗”,传达了少数族群心理上需要的归属感和共同的利益诉求,更凸显共同的美好愿景和目标,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梦想。普洱民族团结盟誓是对归属感的重新认定,对民族聚居区可持续和谐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继承价值和意义。誓言盟辞中突出的是平等、友好、一体和共同的愿景,而“大家庭”则是对“国家”的另一种借用。
最后的“此誓”两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是对盟约誓言的再次强调——此誓不可违!
薛敬梅总结说,民族团结盟誓作为一个官方和民间互动的文本,营造出巨大精神张力和文化感召力的精神空间,它通过共结誓言的方式,以共同情感为纽带,表达了新的国家认同及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这无疑为当时尚处于探索中的边疆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为精神秩序和情感的内在统一指明了方向。
■ 普洱学院政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谭安:引领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新中国的民族团结第一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尤其是跨境民族模糊的国家意识和公民观念逐渐清晰确立的历史性标志。它不仅是云南边疆各民族团结进步的象征,也是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缩影、写照和见证,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型和谐民族关系建构的成功案例。” 普洱学院政法学院的教授谭安从回溯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建碑历史和内涵着手,探究了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是如何引领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谭安说,历史上,普洱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形成的团结和爱国精神,是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的内在动力;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正确执行是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的直接原因。他认为:民族团结誓词碑对新时期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理论意义在于:整体来说,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工作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内涵。
第一,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是对我国统一及多民族国家事实的历史、现状的全新认识与深刻把握。追溯历史不难发现,民族与国家,或民族与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国家”概念下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历朝历代也都将民族团结进步视为一项国家构建的基本职责,其共同体的最终形态与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风俗等并不矛盾——也可以认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正是在民族与民族问题的“求同存异”中实现的,其演进过程为“较小中心”提供初步凝聚力,基于国家或社会文化共识,逐渐从区域性的“较小中心”汇集成整体的“一个中心”。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案例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第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理论“中国化”的理解与实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从理论高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可行性与方向,“中国化”唯物史观的实践成果,规避了教条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负面影响。中国民族与民族问题均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表现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事实的尊重。进入新时代,我党把民族团结、人民幸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团结引领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扬、创新传统民族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共同实现“中国梦”。
第三,民族团结进步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民族及民族问题方针的不断丰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立足当今中国时代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基本内涵包括“八个明确”,全面阐述了中国在新时期国际、国内的核心问题,对于民族及民族问题方针的制定做出了重要指示,涉及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小康建设、法治国家等众多内容,为新时期民族团结进步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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