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18日下午,我的大女儿告诉我说:“爸爸,听人家说,路遥去世了,是昨天晚上陕西电视台播放的消息。”这话像晴天霹雳,使我非常震惊。我顿时觉得眼前昏暗,浑身麻木。我和路遥在延大同学三年,那时候,我在班上一直任党支部书记,他一度任班长。我们整天泡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玩耍,我们之间的友谊非同寻常。
我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穿一身灰色制服,不太讲究,身体敦实健壮,脸上的络腮胡子刚长出胡楂,看相貌,要比实际年龄大些。
我们听说他老早就写东西了,主要是写诗歌,在上大学之前就和一块儿的同志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因此大家都很敬重他。
在上大学期间,他很爱学习,我们常见他手里拿的是外国文学名著,什么《悲惨世界》呀,《红与黑》呀,还有什么《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死魂灵》《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呀等等。这些书,我们当时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可是他却读了一本又一本,他的床头经常放的就是这一类的书。他对学习是抓得很紧的,每天晚上都看书看到很晚才睡觉,有时候一边吃饭还一边看书。记得有一次,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同他一起去西安,在从铜川到西安的火车上,他一直在看书,直到火车进站。
他比较深沉,善于思考问题。在闲坐的时候,好像脑子里老想着什么问题。他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老是用两个指头拔一下胡楂,放到嘴边一吹,如此反复不止。他对班上的集体活动很关心,也很热心。记得刚进学校的第一个学期里,全校要进行歌咏比赛,我和路遥、许卫等几个同学一起自编了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歌词是我们几个分工写的,最后由路遥统一修改定稿,曲子是路遥请延安文工团的丁永光同志为我们配的。我们全班同学进行了精心的排练,演出后,效果很好,受到了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
1975年上半年,我们全班同学出去搞写作实习。三十个人兵分两路,一路南下,到西安某工厂去了;一路北上,到榆林报社搞新闻写作去了。南下的人比较多,由老师带队去的。北上的只有我和路遥、高其国、王双全、白凤武、白正明和师刚强七位同学,没有老师带队。当时榆林报社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派专人给我们以具体指导。我们分小组出去采访,写出初稿后,回到报社先由我们几个人一块儿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给原来的写稿人分头修改,然后送交报社的编辑去审阅。我记得每次讨论稿子的时候,路遥提的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好多稿子是按他提出的意见修改的。在榆林报社实习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很紧张,但是很愉快。我记得有一次,晚饭后,我们几个人在报社的院子里排成一行,在路遥的带领下,像孩子一般天真地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等儿歌……
1988年路遥参加延安大学50周年校庆时与同学合影
路遥在生活上不太讲究,无论是穿衣还是吃饭都不怎么挑剔,这大概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经济上都不大宽裕。他的烟瘾比较大,老抽烟,特别是当他写东西的时候,一根接一根地不住地抽。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当他身上带的烟抽光了而又烟瘾大发的时候,就来向我要烟抽。我那时候,经济上比他还要困难,基本上不抽烟,可是我的箱子里是经常放着一两盒烟的,那是为应付突然而来的客人准备的。他来要烟,我就给他抽上一两支,让他过过烟瘾。
临毕业的那个学期,就是1976年的上半年,我们的学习不怎么紧张。高其国从家里带来了几十斤面粉。我俩便和路遥,三个人在一起开起了小灶,由我扮“厨师”的角色。我们每天中午吃一顿揪面片。那时候,虽然没有多少调味品和好的菜肴,但是我们都吃得很香,吃得很开心。
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我留校任教,从此,我们的来往就少了。
1988年10月,延大举行五十周年校庆的时候,他回到了母校,我们班的同学又会面了,大家为了纪念那难忘的日子,一起合了影。同学相会总是不期而遇,匆匆而去。然而,这次,他却永远地去了,留给我们的是绵绵的思念和永恒的遗憾。
《路遥与延安大学》
申沛昌 著
ISBN:978-7-5166-4950-3
新华出版社 2019年11月
定价:65.00元
原文转自:新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