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简介
解安宁,任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艺术系主任,陕西省山水画研究会主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澳门画院副院长,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基础教学美育教学指导专委会委员,陕西省教学名师,西安交通大学九三学社城市学院支社主委,国家一级美术师,教授,博士。
《黄河在咆哮》《静夜思》《生生不息》《九曲黄河终归海》疫控间,坚守在教学一线的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省教学名师解安宁教授,以自己手中的画笔,感慨写意抗疫精神的生命境界。
我的绘画观
解安宁
多年来,我的山水画创作以北方山川为师、黄河为伴,未尝离开大山大水。在我看来,雄浑博大、敦厚峻峭中国之北方山川,蕴含着极大的灵性,是我师造化的主要对象。正如唐志契所言:“自然山性即我性,自然山情即我情。”“自然”充满了伟大的力量,切不可自我臆造形相,随心所欲更改自然,而应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具体到我的创作中,黄河之奔腾澎湃,峻岭之雄伟崎岖,既是现实中的自然,也是我胸中之丘壑。以“师造化”的手段获得艺术家的“心源”,是画家发现自然新的生命力的重要途径。郭熙《笔法记 山水训》云:“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勤于精,莫大于饱游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在对自然的观照中,以主观的艺术精神发现客观的艺术性,再由客观的艺术性生发出新的主观的艺术精神,最后达到主客观的完美统一。
《祥云涌太华》400×200cm 甲午如果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绘画创作的基本精神,那么,笔墨技巧就是实现这一精神的必要手段。郭熙将之形容为“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画”。高度纯属的笔墨技巧是将自然对象留存在宣纸上的手段,而形神的相互融合则是创作一幅优秀之作的必然途径,正如白居易所言“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为抒写心中之景,画家必须在笔墨上反复锤炼,寻求契合大山大水的语言范式。在我看来,描绘北方山川笔墨非厚重不可,笔力太弱则怯,墨色柔弱则薄。因此,凝重质朴一路最为适宜。首先笔力要强。黄宾虹曾评价米友仁“笔力能扛鼎”,笔力遒劲方可纵横涂抹,先有笔力之浑厚,然后有墨色之华滋。苍秀奇出,刚柔并济应是画家追求的目标。在我的黄河系列作品中,无论笔法、墨法、章法怎么变化,笔墨的厚重追求是始终如一的。
总之,在画作的形式结构中追求画境的整体气息,体现其生命精神表达。
绘事琐谈
解安宁
作为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陌生化”首先是由俄国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什克洛夫斯基提到:“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
我们经常会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指的就是习见的风景已经不再能引起我们的审美欲求,也就是对熟悉的风景已经没有感觉了,而所谓的“生活在别处”,正是基于对陌生体验的向往而产生的感知冲动。
《大河恒古》“陌生化”理论对于美术界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如何通过绘画语言的陌生化处理,来延长欣赏过程的感受时间,从而达到增加艺术作品审美内涵的目的。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董其昌关于书画的“熟后求生”论。董氏曾反复言及“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等等。董氏关于书画的“生”、“熟”之论,谈的是对成法的熟练把握与超越的问题。中国书画的研习过程,一般有“生”----“熟”----“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生”,源于技法的不熟练,由“生”入“熟”的过程,意味着对传统的逐渐把握与深入。而第三阶段的“生”,则意味着对既定创作模式的超越,同时也是自我风格逐渐确立的过程。艺术创作不是可以重复的工艺制作,而是作者审美理想、艺术表现技巧、作者当下心境与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和合而成的智慧结晶。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关于中国书画的“熟后求生”论,与形式主义文论的“陌生化”理论有相通之处。
《九曲黄河万里沙》400×200cm 2014年艺术创作的成果寄寓了作者的审美理想。作品审美价值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艺术家的人生积淀与审美理想,另一方面取决于对表现此审美理想的技巧的掌握程度。就美术创作而言,创作之始的感性冲动与笔下的理性控制是矛盾而统一的关系。二者既互为补充,又互为前提。若任凭艺术家的感性冲动恣意而为,则作者的潜意识、无意识参与到创作过程之中,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干预,会使作品呈现出一定的“陌生”面貌。在这种状态下,画家会完全进入到心忘手、手忘法,纯是天真自然的艺术佳境。此种境界在理性状态下难以完全呈现,因此有时需要借助外力,以使作者摆脱理性的完全掌控,从而达到天真罄露、妙造自然的佳境。在诸多可借助的手段中,饮酒往往达到这种佳境的常用手段。在酒精的作用下,往往会有助于艺术杰作的产生。王羲之的《兰亭序》即完成于微醺之时,而“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的狂放,所成就的是其草书的“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怀素作草书,也往往是“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由此可见饮酒对于艺术创作的魔力,正在于可以解除理性对艺术家的过度限控。
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过分地感性化,也可能会不利于艺术的创作。绘画语言的“陌生”处理必须受到创作目的的制约,不可成为无缰之马。但如若过分地控制,过分地理性化,又会扼杀主体的创作冲动。作为一个创作思想成熟的美术家,他的生活经验、思想观念、审美理念、艺术技巧都已融合为一体,在美术创作过程中,往往是由潜意识控制着自己的创作行为,而美术家主观上意识不到这种控制作用,这即是艺术技巧极度熟练之后的“无法而法”、“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而在绘画创作过程中,如若进入这种非意识、非自觉的忘我状态,就容易创造出新的陌生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且这种表现形式往往是不可反思的,亦即前面提到过的“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
《绿染母亲河》400×200cm 2015年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设想:在美术创作过程中,可以先将陌生化语言的创作观念建立起来,化忘我创作状态之中的无意识状态为有意识状态,使非意识主动变为有意识主动,由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在这一高度基础之上再进入忘我的创作状态,相信定会有高妙的作品出现。我们可以几位国画大师为例展开进一步探讨。
黄宾虹先生一生游历甚广,足迹遍布名山大川。他的写生、速写稿数以万计,可谓“搜尽奇峰打草稿”。黄宾虹先生认为中华大地之美在于山川浑厚、草木华滋。这种含蓄蕴藉之美,正体现了儒家“中和为美”、“文质彬彬” 的审美观,与我们中华民族谦逊的美德、内敛的性格完全契合、相通,而“浑厚华滋”正是这种品格的物化形态。因此,“浑厚华滋”就是黄宾虹先生终生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
《禹门古渡》400×200cm 2012年从艺术学角度来看,黄宾虹先生的山水画体现了中国画艺术本位的回归。之前的传统文人画家往往把对自然的观照作为一种手段,或以竹表节,或以石喻志,其作品所反映的自然也往往是概念的、表层的、过于直露的,艺术被降低为社会学的附庸,并且历代画法陈陈相因,在形式上难免堕入程式化的窠臼。艺术贵在创新,贵在个性的表现。黄宾虹先生认为山水画要“纯从真山水面目中写出性灵,不落寻常蹊径,是为极品”。他正是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思考着对笔墨表现的的求新、求变,使其笔墨面貌全然以崭新的“陌生化”形态出现,以揭示画家对自然的感悟。反映在其作品中的,已不是纯粹的客观物象,而是客体主体化过程中产生的心物感应现象。黄宾虹先生山水画画面众多不同浓淡、不同干湿、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点和不同曲直、不同长短、不同粗细、一波三折的中锋线交织辉映成的山水之象,参差离合、大小斜正、肥瘦宽窄、俯仰断续、齐而不齐。整个画面,初观黑墨团团,似乎令人不堪深入,难以接受,但又因其象状陌生、效果神秘,观者在猎奇动机的指引下,会继续观赏以寻觅潜藏的内在神理。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其作品中的“陌生”表现语言所致,自然而然地延长了观赏者审美感知的过程,并能使观赏者渐渐发现其画面之象的清晰、透明、宏大,最终一片澄明之境跃于眼前,使人进入到“天人合一”、“心物两忘”、“含道映物”的审美境界。黄宾虹先生山水画中“入木三分”的中锋线、“势如坠石”的郁勃的点,此时都变得十分具有可赏性,犹如观赏立体三维画面一般,其中妙处,难以言传。正是由于黄宾虹先生在绘画语言上的求“变”,才使人感受到其画作具不象之象的大象之美。
我们再来分析吴冠中先生为北京饭店所绘的那幅大写意作品《清奇古怪》。该作画面以浓墨变化的线条为主要骨架,从线的效果上推测,吴冠中先生可能制作了一种特殊的工具,使浓墨能不断地通过工具边沿流向纸面。他必须疾速运其所用之“笔”,仅凭直觉控制整个画面的绘制。由于墨汁酣饱,一触纸面,便迅速发挥出宣纸特有的扩散、洇晕功能。又由于行“笔”的速度,使得横向的扩散受到纵向运“笔”速度的控制,分寸感把握得恰到好处。这种有意蕴、有弹性、有力感、有质感、有量感的线,构成了一种流畅中含虬曲的运动之势。这种奔腾涌动的富有节奏的生命律动线和叠压的色彩细线、润滑流畅的淡墨线形成的三重变奏,势若惊鸿游龙,忽聚忽散,忽强忽弱的飞动引来了点的回响,或若天女散花,或若崩石溅浪,时疏时密,时隐时现。此时,传统文人画的点线符号全然以“陌生”的面貌呈现,而现实画面的物象或者已经依稀不辩,或者已经无关紧要。这些流动的点、线、墨、色的处理形式始终都有强烈的、主观的意识在,并迸发出最深沉、最炽热的激情,将对所绘对象的最有遐思的感受寄情于点画之间、楮墨之上。但构成的“象”,初观之下却使人感到混沌、吃惊,甚至感到难以接受、甚是费解,而这恰恰是一种艺术语言陌生化的处理,利用工具和材料的变化及构成形式的抽象以求异,使表现语言受阻、扭曲,所绘形象朦胧、混沌,从而延长了被认识和接受的时间,打破了惯常的情绪体验和欣赏习惯,使人在持续的体味过程中,不断挖掘层出不穷的潜在之“象”,延长了审美感知过程。其效果的产生都源于对绘画表现语言的探索,解构而又重构,使呈现之象与人们的经验之象产生巨大的反差。
《瑞雪满空来龙舞万里沙》400×200cm 2013年齐百石绘画的“不似之似”,其本质也体现了艺术语言的陌生化功能。所谓的“似”,绝不单纯地局限在“形”的逼真,而是努力强调它的精神内涵的契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神似”。所谓“得意”而“忘形”、“意足不求颜色似”均是其潜在的陌生化处理的蕴含。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曾说过:“对伟大的艺术家来说,自然中的一切都具有性格----这是因为他的坚决而直率的观察,能看透事物蕴藏的意义。”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才可能在画幅中超越浅薄的形似而达到形神具备的艺术效果。一个有造诣的艺术工作者,总是不倦地在凝聚他所认为的最理想的美的因素,且不遗余力地把它熔铸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以使作品达到一种陌生化表现的艺术审美效果。
从这些艺术大师的创作历程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绘画艺术的创作应强调的是艺术表现形式的分析,而不是仅关注简单的题材或者孤立的内容。究其原因,艺术学只有从形式分析入手,才能达到艺术创造应有的高度。
我们对绘画语言“陌生化”的思考,或者说本文对中国画创作中的“陌生化”思考,都是立足于艺术形式方面的需要。因为对作品的结构原则、构造方式、韵律、节奏和表现的材料等进行归类和分析,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是较为可靠和稳定的,很少会受社会政治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反之,如果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展开研究的话,很容易受政治形势等外部因素的干涉,而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形象阐释者,作品的内容也会随着阐释者的不同解释而赋予不同的意义,因而是不确定的、可变的。但作品本身的形式却是客观地摆在那里,是不变的、固定的,容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从艺术表现的形式语言入手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在探索艺术表现形式、语汇的过程中,必须有意识地摆脱那种为接受自动化的状态而创作的状态,即打破传统的审美体验,给以新颖的艺术面貌,意在引起人们的视觉注意,使人们在审美接受的过程中受到阻碍,使作品不是一下子被接受,而是不断地被接受,以达到尽可能紧张的程度和持续长久的感受时间。这样,就使本来似乎很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起来,使欣赏者在赏析过程中感觉到艺术的新颖和别致之处。虽然“陌生化”理论是舶来品,在学理上和中国艺术也是可以贯通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
《河山壮美三尺扇面》2018年《山河壮丽大地长春》1000×180 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