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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哲思之二十一:语言本质特性是文化

人生哲思之二十一:语言本质特性是文化

语言是人脑的“系统软件”。语言这一“系统软件”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自然生成的,但是自然生成的语言仅仅是功能单一的初级版本的“系统软件”,它只能满足日常人际沟通的需要。因此,语言这一“系统软件”需要经常升级更新,使之具备多功能的强大性能。如何升级更新语言这一“系统软件”?这就需要个人自觉地去接受教育,尤其要自觉地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教育恰恰是终生的事业,惟其如此,基于语言的人脑“系统软件”才能与时俱进,常用常新。自觉的教育提升人的能级和品质。人凭借语言系统建构一个意义的世界,同时又从语词中获取超越现象界的力量,进而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卡西尔指出:“人类知识按其本性而言就是符号化的知识。正是这种特性把人类知识的力量及其界限同时表现了出来。而对符号思维来说,在现实与可能、实际事物与理想事物之间作出鲜明的区别,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符号并不是作为物理世界一部分的那种现实存在,而是具有一个‘意义’。”[1] 语言表征意义,语言承载文化;意义是文化的意义,文化是语言的文化。正如生命总是表征灵魂的实在,语言也总是打上文化的印记,而文化恰恰体现了人类的精神。一通常有说话能力但不识字的人被认为是文盲。在遍地是文盲的20世纪早期的中国,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凡是识字的都是有文化的人。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扫盲运动,大幅降低了文盲人口的比例,相应地提升了国民的素质。从这一历史事实中得出语言(包括文字)与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萨丕尔指出: 说话是日常生活里太熟悉的事情了,我们难得会踌躇一下来给它下定义。人说话和走路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只是比呼吸略次一点儿。然而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就会相信:人自然就会说话,这不过是一种幻觉。学说话的过程其实是和学走路的过程绝不相同的。学走路时,文化,或者说社会习惯的传统,不起什么重要作用。小孩子天生具有我们叫做生物遗传的一套复杂因素,能做出走路所必须的一切肌肉、神经的适应。这些肌肉和神经系统的相应部分的配备,可以说本是特别适宜于做出走路和类似的动作的。实在说,一个正常人的先天就注定要走路,并不是因为大人帮助他学会这种技术,而是因为从出生起,甚至于从受胎起,它的机体就准备好承担起走路这件事的一切神经机能消耗和一切肌肉适应。简括地说,走路是人类的遗传的生物的功能。语言不是这样的。自然,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先天注定要说话,也是对的。但这完全是由于他不只是出生在自然界里,同时也出生在社会怀抱之中,而且社会一定会,大概一定会,领导他走向社会传统。没有了社会,如果他还能活下去的话,无疑他还会学走路。但也同样可以肯定,他永远学不会说话,就是说,不会按照某一社会的传统体系来传达意思。要不然,把一个刚生下来的人从他出生的社会环境迁移到完全另外一个社会环境里去。在新环境里,他会发展走路的技术,差不多像在老环境里一样。然而他的言语会和他本土环境的言语全然不同。那么,走路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人和人之间,走路的差别是有限的。这种差别是不自主的,无目的的。言语这人类活动,从一个社会集体到另一个社会集体,它的差别是无限度可说的,因为它纯然是一个集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言语只有差别正如一切有创造性的事业都有差别,也许不是那么有意识的,但是正像不同民族之间,宗教、信仰、习俗、艺术都有差别一样。走路是一种机体的、本能的功能(当然它不是一种本能);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2]萨丕尔把说话(言语,即语言的具体应用)同走路作了类比,得出结论:“走路是一种机体的、本能的功能(当然它不是一种本能);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由此可知,言语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是非本能的,也就是说,不是先天的、与生具有的;相反,它是后天获得的,而且是文化的功能。萨丕尔认为:“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也就是说,属于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不同于别的群的一个群。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总体。”[3]萨丕尔的这一观点与洪堡特的观点类似。洪堡特认为:“说话的能力是人所固有的普遍能力,寓于民族内部的精神力量既有可能促进这一能力的发挥,又有可能妨碍它的发挥。这种能力施展得成功与否,便导致了语言的差异。”[4]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人类学的一个历史事实:语言、种族和文化始终是密不可分的;虽然语言与文化的联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5]那么,语言和文化何以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还是以文盲为例。文盲仅仅是不识字而已,但他还是有说话的能力。只要头脑健全,他的心智和受过各类学校正规教育的人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受过学校正规教育的人从书本上获得知识,而文盲则从社会实践经验中获得知识。文盲和贫穷密切相关,但未必和愚昧构成因果关系;虽然一般情况下,文盲和愚昧总是形影不离,但是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笔者遇见过一些从未受过学校正规教育的前辈——十足的文盲,和他/她交谈,发现他/她的谈吐条理清晰、思路流畅,虽然不识字或识字不多,但他/她不乏生活智慧亮点的谈吐以及为人处世的能力足以证明他/她是有文化的。因为文盲也是社会中的一个成员,是社会化了的人,他受到他所生活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文化习俗的浸染,所以他必然带有他那个时代和环境的文化印记,并且这些文化习俗影响甚至主导了他的行为,换言之,他被社会“文明化”了。再举一例,禅宗六祖慧能目不识丁,出家前以卖柴为生;某日听人诵读《金刚经》豁然开悟,出家修佛,得成正果。这一例子说明,人的心智文化水准和识字的数量以及受教育的学历并不正相关,而是与人脑“系统软件的源码”正相关。之外,尤其重要的是,社会是最好的大学。一个人只要他用心用脑,充分发挥他头脑中的语言这一初级版本 “系统软件”的功能,那么通过社会实践,他不仅能获得社会经验,而且还能增长生活的智慧,从而使他头脑中的“系统软件”——语言——得到升级换代。易言之,人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身的内在世界。事实表明,即使文盲,他也并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总而言之,对语言与文化的思考,或者说,对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论证,都离不开人这一主体性的因素。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语言及文化之于人,就是人的左右脑。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比喻,它并没有把人同语言及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说透说明白。事实上,语言和文化相互渗透,与人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人。二语言学界有一个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6],这话固然没错,但只是停留在社会的现象层面,无关痛痒,不究实质。要究其实质,就要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去考量人与社会、语言及文化,并且理清楚人、社会、语言及文化这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的存在,社会是人的集合。语言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相反语言是内在于人的,是人的智能。语言这一纽带把个体的人结合成社会,而人凭借语言创造社会的文化。洪堡特指出:“没有语言,就不会有任何概念;同样,没有语言,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有任何对象,因为对心灵来说,每一外在的对象唯有借助概念才会获得完整的存在。”[7]不言而喻,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社会的文化;没有文化的社会是注定要消亡的。——文化是社会的凝聚力,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文化尤其是一个社会或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一个社会或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就是民族精神,是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洪堡特认为:“语言与人类的精神发展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它伴随着人类精神走过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次局部的前进或后退,我们从语言中可以识辨出每一种文化状态。”[8] 他接着说:“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是因为,智能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9]综上所述,人、社会、语言及文化分别言说是四个概念,但根本上则是一个概念——那就是人。毫无例外,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产物,确切地说,是语言的产物,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韩礼德指出:“语言和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概念,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和研究。二者缺一均不存在:没有语言就没有社会人,没有社会人就没有语言。”[10]同理,没有文化,就没有社会人,没有社会人就没有文化。众所周知,任何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时都是自然人,从婴儿直到长大成人,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生理成长发育的过程,也是经由人际互动即社会化的心智成长的过程。一个自然人在语言和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发展人格,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具备了做人的资格。一方面,文化对形塑人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施瓦茨(Schwartz)看来,人格是个人层面的文化,文化是整体层面的人格。[11] 个体的人格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包含个体的认知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情感态度、信念和价值观、期望与目标等等。个体的人格之间存在种种差别,“指称人格的差别被嵌入到语言中,并构成词汇语义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12]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惯用的词汇以及表达方式,“个人独特的语言版本可以称为‘个人方言’(idiolect)”[13],这一“个人方言”(idiolect)表明人格是由语言建构的,同时也体现了个人理解世界、表达自我的独特的方式。亚当斯和马库斯指出:“个体的存在离不开文化的影响,个体恰恰出生于其中——而且也只能在其中发展——的是由文化配置了的特定的世界。”[14]正如Geertz所言,“人是一种悬挂在他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虽然立言的角度不同,但是旨趣归一:语言建构人格,文化形塑人格。“所有的人都是文化适应和个性化并行且终其一生之过程的产物。 因此,他们吸收了自己文化积累的经验并发展了自己的独特的人格。 文化与人格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给定的,而且是密不可分的。”[15]综上所述,韩礼德的语义系统三大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理论意义已经溢出了语言学领域,影响到更为广阔的文化思想领域,也为心理学的人格研究提供了一把锁钥。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语义的三大功能视为语言的文化功能,并从三大功能之一的语篇功能推导出语言的第四大功能——人格建构功能。韩礼德所说的“语篇具有一种赋能的功能;只有与语篇意义相结合,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才能实现。”这句话本身强调了语篇功能的重要性,实质上,也隐含地说明了语言具有人格建构的功能。他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一书中清晰地阐述了语言、文化、环境与人的行为的关系:“我们的环境是由文化决定的,学习语言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文化形塑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的许多行为是通过语言来调节的。”(Our environment is shaped by the culture, an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e learn language are largely culturally determined. …the culture shapes our behaviour patterns, and a great deal of our behaviour is mediated through language.)[16]“文化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的许多行为是通过语言来协调的。”这句话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语言建构我们的人格,而我们的行为方式则是我们的文化表征。伟大的人格创造伟大的文化而成为人类精神发展的灯塔。洪堡特指出:“人类划分为民族和部族,人类具有多种多样的语言和方言土语,这两个方面不但直接关联,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并且依赖于第三种更高层次的现象,那就是人类精神力量不断更新、频繁升华的创造。”[17]显然语言的“第三种更高层次的现象”意指的是语言的人格建构和精神的升华,所以研究语言一定要重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倘若忽略了语言与民族精神力量的形成之间的联系,比较语言研究便会丧失所有重大的意义。不仅如此,对一个民族的真实本质和对一种具体语言的内在联系的认识,以及对具体语言与一般语言需求的关系的认识,也都完全取决于对整个精神特性的考察。因为,唯有通过自然所造就并为环境所感化的精神特性,民族性才得以凝聚成形,而一个民族在行动、组织和思想上的作为,都以民族性为基础。此外,在个人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的民族力量和民族尊严,也根源于民族性。”[18]2021.7.23注释[1]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72页。[2]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4页。[3]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86页。[4]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4页。[5]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96页。[6]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7]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1-72页。[8]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页。[9]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2页。[10]韩礼德:《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p.12。[11]Philip J. Corr and Gerald Matthew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93.[12]Philip J. Corr and Gerald Matthew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79.[13]Philip J. Corr and Gerald Matthew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93.[14]Mark Schaller & Christian S. Crandall: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4, p.346.[15]Mark Schaller & Christian S. Crandall: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4, p.556.[16]韩礼德:《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p.23。[17]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页。[18]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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