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汴都盛时伟观的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以下简称《上河图》)是我国画坛奇葩。自从该图间世之后，描摹仿绘者代不乏人，致使今日存世的多本《上河图》鱼龙杂混，令人扑朔迷离，难识其庐山真面目。
在传世的多本《上河图》之中，哪一本是张择端的真迹呢？经学术界长期的探讨，目标已集中在分别收藏于台湾、北京和美国的三本《上河图》上。台湾刘渊临先生认为现在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清明易简图》(以下简称《易简图》)有“绝对的时代性与历史性”、“有张择端的亲笔签名”，因此是《上河图》的“道地的真本”；郑振铎、徐邦达诸位先生认为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上河图》从宋至今流传有绪、题跋、印鉴历历可数，有着浓郁的北宋画风，应是绘画大师张择端的真迹；而董作宾先生则认为美国收藏的“元秘府本”《上河图》有北宋宣和年间的特殊事物，根据瘦金体题跋可知，该图是在“宣和二年(1120年)七月”之前进献君王的张择端真迹。以上三说均有相应的依据，一时令人难分轩轾。
清明上河图 · 宝笈三编本·鼕鼕楼（现藏于北京故宫）
鉴于《上河图》不朽的历史文献价值：有人据以证明宋代已有算盘，有人据以证实北宋开封已有西瓜，有人据以论证宋代造船技术的先进，还有人据以进行风俗、服饰、饮食、建筑诸多方面的研究。因此，为使这些研究摆脱传闻的干扰而置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在这三幅《上河图》中何者是张择端的真迹就成了函待弄清的文化之谜了。
一笔者认为，澄清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追溯《上河图》别本产生的初始情况，用以阐幽发微，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据目前发掘的文献资料分析，《上河图》别本最初发现于元代。至正辰壬(1352年)杨准在他著名的《上河图》跋文中称：“我元至正之辛卯(1351年)，准寓蓟日久，稍访求古今名笔，以新耳目。会有以兹图见喻者，且云：‘图初留秘府，后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去’”，云云。显然是时《上河图》已有“初留秘府”的“秘府本”以及与“秘府本”相似的“似本”两幅了。
清明上河图 · 宝笈三编本·孙羊正店（现藏于北京故宫）
元明易代之后，《上河图》收藏者也起了变化，除了大卿朱公继杨准之后收藏了“秘府本”之外，在张英公处又收藏了一个《上河图》的“稿本”，此事见于《宝笈三编》所载吴宽跋《上河图》的妙文：“金燕山张著以此图为张择端笔，必有所据，至后人乃以择端作于宋宣政间，今画谱具在，当时有如斯人斯艺，而独遗其名氏何耶？大卿朱公藏此已久，予始获展阅，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朱公云，此图有稿本在张英公家，盖经营布置，各极其态，信非率易所能成也。”可知吴宽闻见的《上河图》亦有二本，除了大卿朱公收藏的“秘府本”《上河图》之外，还有一幅被张英公所收藏的《上河图》“稿本”。这样一来，早期《上河图》就有了三本，即“秘府本”、“似本”和“稿本”。
二在这三本《上河图》之中，何者是绘画大师张择端的真迹，何者是《上河图》的赝品呢？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上河图》真本的三种看法与之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我们不妨对此略作分析。
首先可以断言，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易简图》不是张择端《上河图》的真迹，因为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证明该图不是《上河图》的“稿本”。沈德潜在《清明易简图疏解》中记载：“张择端清明画图，本有二幅：一在张英公家者，名《上河图》，有张著跋，一留汴京者，无跋，意即《易简图》也。”在此，沈氏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易简图》是张英公所收藏的“稿本”之外的另一本“清明画图”，自然《易简图》不可能是张择端所绘《上河图》的“稿本”了。
《清明易简图》· 虹桥（现藏于北京故宫）
其次，《易简图》也不是大卿朱公所收藏的“秘府本”。因为该本经大卿朱公短期收藏之后辗转落入李东阳之手，李氏在正德乙亥(1515年)题跋《上河图》时说：“予始见于大理卿朱文征家，为赋长句。续为少师徐文靖公所藏，公未属纩，谓云阳手泽所在，治命其孙中书舍人文灿以归于予”即为明证。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应召检阅籍没入宫的严氏书画的文嘉在其《钤山堂书画记》中也记有该图流传等情况，“图藏宜兴徐文靖家，后归西涯李氏(李东阳)，李归陈湖陆氏，陆氏父子负官缗，质于皇山崑氏，有人以一千二百金得之。”得之者即为严嵩父子。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称：“嘉禾谭梁生携《清明上河图》过长安邸中，云此张择端真本也……此卷向在李长沙(李东阳)家，流传吴中，卒为袁州(严嵩)所钩致”即指此事。尔后严氏籍没，珍宝图书尽输于大内。此卷被小内臣窃去，藏在御沟石罅中，时逢大雨骤涨没罅，连二日夜不歇，大雨过后，从罅索之，则已糜烂不可复理。由此可知秘府本已经失传。
《清明易简图》· 人物细节（现藏于北京故宫）
在排除了“稿本”和“秘府本”的可能之后，《易简图》就应是产生于元代的，至正壬辰杨准在其跋文中所提到的《上河图》“似本”了。为什么笔者说它是元代“似本”呢？下面试举三点理由。
第一，《易简图》是元代本。元人苏舜举在元贞元年(1295年)首跋《易简图》时开宗明义写道：“清明易简新图成”。从时间角度分析，该图必是元代所绘。这一点完全可以从该图出现的一些元代事物，如：奎章阁、吴松细密花布等等得到印证。
第二，《易简图》是《上河图》“秘府本”的“似本”。李东阳在题跋《上河图》“秘府本”时曾指出“秘府本”中有“翰林画史”题签，有“以板为舆无轮厢而陆曳者”的场景，有“驱牛种田者”的画面，这三个特征在《易简图》中均有而在别本《上河图》中俱无，但因“秘府本”已经糜烂不存。因而《易简图》必是仿自“秘府本”的“似本”。
把以上两点联系起来考察，可以断言这本元代后出的“秘府本”的“似本”即为杨准跋中所指的“似本”，绝非张择端《上河图》之真迹。
第三，《易简图》中的“易简”二字的意蕴，也不是象乾隆皇帝在该图题跋中所揣测的那样，是“以易易难简易繁”，即以简易繁之意。因为《易简图》所绘工稳细腻，仅人物就达一千四百余人，既不“简万也不“易”。因此“易简”所指当是暗示以“似本”易出《上河图》“秘府本”之意。
既然可以确定《易简图》是《上河图》元代“似本”，“秘府本”也已糜烂。因此，早期三本《上河图》就仅余下《上河图》“稿本”一席之地了。此席究竟应该属于北京故宫珍藏的《上河图》，还是属于董作宾先生所指的美国“元秘府本”呢？
《清明易简图》· 人物细节（现藏于北京故宫）
众所周知，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北京故宫收藏的《上河图》是宋画。徐邦达先生说此卷“根据题跋、藏印及各种书本记载可以知道，最初在宣和御府”。刘渊临先生也认为它是“宋画无疑”。由此看来，此卷当是一度收藏于张英公处的《上河图》“稿本”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有力的佐证。据王世贞《弃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卷168《清明上河图别本跋》记载：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有真赝本，余均获寓目。真本人物舟车桥道宫室皆细于发，而绝老劲有力，初落墨相家，寻籍入天府……赝本乃吴人黄彪造。或云得择端稿本加删润，然与真本殊不相类，而亦自工致可念，所乏腕指间力耳，今在家弟所。此卷以为择端稿本，似未见择端本者。其所云于禁烟光景亦不似，第笔势遒逸惊人，虽小粗率，要非近代人所能办，盖与择端同时画院邸候，各图汴河之胜，而有甲乙者也。吾乡好事人遂定为真稿本，而谒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记，文征仲苏书，昊文定公跋，其张著杨准二跋，则寿承休承以小行代之，岂惟出蓝，而最后王禄之陆子傅题字尤精楚。陆于逗漏处，毫发贬驳殆尽，然不能断其非择端笔也，使画家有黄长睿那得尔？”
据以上引文可知《上河图》确有真本和“稿本”。真本由该跋“初落墨相家，寻籍入天府”一语可知即为《上河图》“秘府本”。“稿本”由“于禁烟光景亦不似”一语可知即为北京故宫藏卷之《上河图》。因为根据该卷出现的新酒、扇子、西瓜、□暑饮子、带框石磙、光身嬉戏的儿童，用以遮阳的草帽诸物可以断言该卷画的是秋景。《东京梦华录》中就有“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的记载。以上诸点正与上文“于禁烟光景亦不似”一语相吻合。
清明上河图 · 宝笈三编本·新酒（现藏于北京故宫）
此外，断定“稿本”是张择端的真迹还可以援引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来佐证。李氏在该书中记载了《上河图》跋诗中尚有一首“我爱张文友，新图妙如神，尺嫌赅众艺，彩笔尽黎民，始事青春早，成年白发新，古今披阅此，如在上河春”的御诗。据此诗可知，张择端画了二本《上河图》。一本是张氏早年所画(始事青春早)，另一本是张氏后期所画的“新图”(成年白发新)。李日华所见本画的是春景(如在上河春)属于《上河图》后期本系统。由此即可佐证张择端的“与禁烟光景亦不似”的《上河图》画本，是出自早年的“稿本”了。
那么“稿本”是不是“吴人黄彪”所伪造的呢？显然不是，王世贞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不能断其非择端笔”。因为“稿本”的“笔势遒逸”，“非近代人所能为”，“使画家有黄长睿那得尔？”。因此，当时判定该图是张择端“稿本”的看法无疑高出群伦。
清明上河图 · 宝笈三编本·石磙（现藏于北京故宫）
也许有人要问，当年董作宾先生曾考订那本流落美国的《上河图》是张择端的真迹，并称其为“元秘府本”，这又怎么解释呢？笔者对此卷情况所知有限，难以说得较为具体，不过可以对董作宾先生指认其为张择端真迹的理由稍作分析，略述一孔之见。董先生的主要论据是：
(1) 图中描绘东京“宫城外有教阅场正‘长蛇阵’，郊外又有骑射场，当时训练兵马的情况逼真”。与《东京梦华录》中有关记载相符；
(2) 图中有北宋宣和年间特殊事物。如：棉花行、南货发行、官盐等；
(3) 该图北宋时藏于大内，据纽约本录有宋徽宗宣和二年七月再题字样，可知此图进献当在其前，如此等等。
但是笔者对此实难苟同，如董文说该图宫城外有教阅场正演‘长蛇阵’，情况逼真云云似就不符北宋东京的城市布局。因为当年宫城之外还有皇城，二者位于内城中北部，左近皆为繁华的市区，“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杨侃《皇畿赋》)，并且详备记载北宋首都东京地理风貌的名著《东京梦华录》中也无此教阅场的记载即为一证。再如，董先生指认“棉花行”、“南货发行”、“官盐”之类为北宋宣和年间的特殊事物似亦欠妥，因为棉花进入寻常百姓家是入元之后的事。至于“南货发行”中的“南货”之意，据《上海县志》卷一《风俗》称：“由南载往花布之类曰南货”。而花布的大量生产亦在元代黄道婆推广棉纺新技术之后，曹斯林《稗贩》卷六称：“印花布始于元代”即为一证。开封地方文献，迟至明代李镰的《汴京遗迹志》中方有关于南货店的记载《东京梦华录》亦无关于南货店、花布、棉花之类的记载。足资佐证。至于“官盐”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也是元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元史·郝彬传》称：“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即可印证，开封当年就是归两淮都转运使司供应官盐。此外，所谓“宣和二年七月”之前张择端进献《上河图》于宋徽宗之说亦不可靠，一则题款笔迹不符宋徽宗特有的瘦金体韵味；二则此款现今并不在“元秘府本”之上；三则进献宋徽宗之说亦难经得起推敲，因此，该证据无说服力。至于该图流传情况，因仅系董先生推测，故可存而不论。
《明 ·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馆）
笔者认为，“元秘府本”属于(上河图)晚期别本中的“粉本”系统。因为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明仇英清明上河图》的构图与之相似，而“仇英本”即源于“粉本”。文征明(系托名)跋云：“真本(即“秘府本”)已入天府不可复见，今仇生实父于五百年之后从粉本一一摹写精工劲巧，无纤微不到。岂实父即择端后身，复继其技巧于世耶。”即为一证。刘渊临先生亦在其专著《清明上河图之综合研究》中批驳了董先生的说法，并称“在我所见的十一本全卷的《清图》里，有两本是独树一帜的，即此本(《易简图》)与‘宝笈三编本’，(北京故宫收藏的《上河图》)，其余九本则是出自一个稿本辗转临摹的。”刘文所指的稿本，与上文提到的“粉本”的来龙去脉尚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不过董先生所考证的“元秘府本”不是张择端真迹则是可以断言的。因为上引文征明跋文即是赝品，它的前半段是抄自李东阳正德乙亥(1515年)三月二十日的《上河图》跋文，跋文既然不可靠，跋文中提到的粉本自然也不足为凭了。
三总括上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早期的《上河图》计有三本，其中两幅是张择端的真迹。北京故宫藏卷是张择端的早期手笔，我们称之为“稿本”，《上河图》“秘府本”则是张择端后期的新图，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在明代已糜烂于御沟今已不存；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易简图》是《上河图》“秘府本”的元代“似本”，因“秘府本”已经不存，所以说它也十分珍贵。董作宾先生所提到的“元秘府本”则是《上河图》的晚期别本，不是张择端的真迹。
元秘府本《清明上河图》 （传藏于美国芝加哥孟义君处）
如果笔者这个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一直困扰学术界的，《上河图》所绘到底是清明时节还是金秋景色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清明节”说源于明代李东阳题《上河图》的诗、跋。“清明上河时所尚，倾城士女携童儿”，“上河云者，盖其时俗所尚，若今之上家然，故其盛如此也”。而李东阳题跋的对象则是《上河图》“秘府本”，亦即张择端的“成年白发新”的后期“新图”。而曾被张英公收藏的另一幅张择端所画的《上河图》“稿本”，即北京故宫藏卷，其所绘内容于“禁烟光景亦不似”是“新酒”上市的中秋节前后。
清明上河图 · 宝笈三编本·虹桥（现藏于北京故宫）
“清明说”与“秋景说”之所以结论迥异的症结所在，即是因为二者所依据的《上河图》本子不同。但因为二者同是绘画大师张择端的“清明”画图，人们望文生义，习而不察，自然很容易把二者混为一谈了。
作者简介：
孔庆赞，1950年2月生于开封。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曾在开封市教委工作。1989年5月至1995年5月，在开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任编辑。1995年5月调河南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年10月调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997年晋升副教授。
他参与《开封市志·建置区划》等5部著作，在《历史研究》、《中国美术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北宋东京四城制及其对金中都的影响》、《清明上河图真本在台湾吗》、《略论台湾·北京·美国三本清明上河图》等20余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多次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为中国历史学会会员、中国孔子学会会员。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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