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吴旗县青年杨登科收到了大专录取通知书，可当他兴高采烈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到派出所办理户籍迁移手续时，工作人员的一句话，如晴天霹雳一般将他击晕：
“你的手续是假的！名字是顶替的吧？”
杨登科听后呆若木鸡：
“开什么玩笑？我这个名字叫了快20年。”
工作人员一脸严肃地说：
“我们没有开玩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杨登科的户口已于1999年8月迁往延安市农业学校。”
看到工作人员认真的样子，杨登科心想，也许是系统出了问题。于是他回到村里，请村委会开了一张证明，这才重新上了户口，也顺利地去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就读。
此后，杨登科慢慢忘记了“假冒”的事，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涯。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三年之后，“假冒”之事再度重演，这次，他受到的困扰更多。
2005年，从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的杨登科，被分配到了吴起县人事局，当他兴冲冲前去报到时，被告知自己是“假冒”的。
工作人员查阅后说：
“‘杨登科’本人已经在乡镇工作好几年了，人家档案里的照片、姓名以及户口信息，都跟你的不差分毫。”
杨登科这才着了急，开始冥思苦想，回忆那个“杨登科”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突然想了起来，在1999年7月，他从延安吴旗县楼坊坪初级中学毕业后参加中考时，填报过延安市农业学校的志愿。
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个寒战：难道是当年有人顶替他上了那所学校？
杨登科家住吴旗县白豹镇杨洼沟门村，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在那个年代，农民收入非常低，温饱都难以维持，养活几个孩子都是问题，更甭说供孩子读书。
父母一共生下了七个孩子，他是其中最小的，为了供他读书，父母的艰难可想而知。
寒门出孝子，杨登科学习非常用功，他想争取考上中专，这样就可以早日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回报父母。
按照杨登科的说法，中考时班主任十分看好他，杨登科自己也充满信心，可谓胜券在握。可是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杨登科天天等、夜夜盼，并没有收到他期待的中专录取通知书。
为此他夜不能寐，痛哭失声。
所幸，成功的路还没有完全堵死，除了中考还有高考，上不了中专，还可以继续读高中，等待高考再战。
于是，他在金秋十月中，擦干了眼泪，背起了行囊，带着父母七拼八凑借来的两千元钱，到吴起县中学开始读高中。
这是背水一战，自己没有退路，从此之后，杨登科对待学习几乎是一种拼命的状态。
十年磨一剑，到了2002年，杨登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果然对得起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读，他考上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机电系。
谁知道当他向学校迁户口的时候，被告知自己是假的“杨登科”，当时他报到上学心切，也没有想那么多，到村里重新开证明才将户口迁走，成了一名大专生。
直到3年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单位，再次被告知自己是“假”的，这才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猜想自己八成是中考时被人顶替了。
难怪自己当初的学习成绩那么好，最后却名落孙山，原来是有人移花接木，窃取了自己的学习成果，岂有此理！
这种事不可能是一个误会，因为即使是录取通知书地址写错，收件人写错，收到人想要顶替自己上学还要经过村委会、派出所、教育局等几道关，一关不通过就达不到目的。
出现这样的咄咄怪事，原因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对方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而且“能量”非常大。
想到此，杨登科怒不可遏，他下决心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对方能量再大也不怕，如今已是法治社会、朗朗乾坤，难道还怕他不成？
冤有头，债有主，要想讨还公道，就必须找到顶替者。
杨登科东奔西走，悄悄查到了“真的”“杨登科”的信息：杨登科，本名黄世权，年龄比自己大一岁，户口所在地是甘肃省华池县紫坊乡川坢黄庄村。
华池县和吴起县虽然不属于一个省，但其实两县是近邻，相距不过10公里左右。
杨登科还发现，这个黄世权果然在1999年顶替了自己，上了延安市农业学校。2006年6月，黄世权摇身一变改姓，成了“黄登科”，理由是小时候被舅舅收养。
此后的黄登科是要雨得雨，要风得风，仕途顺利，在2007年，晋升为吴旗县洛源镇政府副镇长。
这些都不是杨登科所关心的，他要的是一个公道，一个说法。
即使他想既往不咎，也无法做到，因为自己已经成为“假冒者”，户口和学历信息无法在人才交流库存档。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县里招工、安置工作，杨登科都与之无缘，只能像浮萍一样四处漂泊，找不到理想的归宿，意味着自己已经走上绝路。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杨登科开始绝地反击。
2005年7月开始，一封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