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金融报
作者:屠永红·袁鹏
引言:大力发展跨境投融资，进一步优化国内外要素和资源配置，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和管理风险，有利于发展壮大我国经济新优势，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跨境投融资是企业利用国内外市场动态管理资产负债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产收益的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疏通跨境资本流动堵点，通过创新跨境投融资方式和深耕“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优化配置国内外要素和资源的能力，为有效管理风险、加快构建发展新格局、培育创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跨境投融资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
跨境投融资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产物，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发展成为制造业中心的加速器。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跨境投融资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跨境投融资快速增长，跨境投资增幅较大。入世后，关税壁垒大幅下降，劳动力优势凸显。外贸出口快速增长30%左右，外商直接投资也保持两位数增长。在贸易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推动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为了更好地适应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贸易的趋势，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同时，加强外汇储备管理，购买美国、欧盟国债和机构债券，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增加外汇储备收益。总的来说，现阶段跨境投资的规模和增量大于跨境融资。
第二阶段，跨境投融资规模继续增长，但增速下降，跨境融资大幅增长。现阶段，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2012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每年都有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中国。产业升级的要求也促使中国调整对外投资结构，将投资目的地从东盟扩大到欧盟。与同期国际直接投资萎缩相反，中国跨境投融资逆势增长，规模增长一倍以上。自2009年起，中国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此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20%。再加上中美利差，人民币资产较高的收益吸引了不少投资者。因此，在2015年“8.11”汇改之前，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速，相对较高。
第三阶段，跨境投融资产品和服务不断拓展。中国在2015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确定了实现“五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规划。2016年，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充分发挥货币的国际功能，国外官方和机构逐年增加人民币资产配置。2017年以来，中国调整了贸易和投融资结构，更多地转向一带一路国家和RCEP成员国。自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我国已陆续设立21个自贸区，探索全面推进贸易投资体制机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跨境投融资的政策。通过建立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机制、债券市场机制和大湾区理财通机制，为居民进行非贸易跨境投融资开辟了新的渠道。中国a股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债券纳入富时罗素、摩根大通、巴克莱指数，证券投融资大幅增长。现阶段中国跨境投融资规模稳步增长。2020年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分别为8.7万亿美元和6.6万亿美元，近五年平均增速分别为17.2%和15.2%。
跨境投融资现状
增长空较大，以投资为主。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跨境投融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包括香港的投融资，投融资规模全球第八。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资本的自由流动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与发达国家相比，跨境投融资有着巨大的发展空。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和德国、日本一样，都是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对外资产必然大于对外负债。总体上是资本输出国，以投资为主，跨境投资额大于跨境融资额。
随着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快速增加，证券已成为非贸易投融资的主力军。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银行收汇6.04万亿美元，付汇5.68万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6.88%和32.31%。其中，资本和金融账户收2.42万亿美元，付2.16万亿美元，占比分别为40.13%和38.06%。与2019年相比，收支两年翻了1.5倍。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涉外收支明显失衡，无论是规模、比例还是增速，收大于支。非贸易投融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证券投资快速增长。2021年证券投资收入1.53万亿美元，支出1.43万亿美元，大大超过直接投资，规模是后者的两倍多。证券投融资已成为我国非贸易跨境投融资的主力军。
区域不平衡，跨境投融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大湾区。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理的差异，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更加严重。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极，也是跨境投融资的核心区域。上海、北京、深圳的资本和金融账户收支占比高达80%，其中证券的集中度更高，三市的证券投资收支占比高达95%。2020年，上海基本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跨境投融资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近一半的非贸易跨境投融资交易集中在上海，其次是北京和深圳。中国在上海设立科技创新板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可以满足创新型、高成长性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资本市场制度的创新和开放可以刺激资本和金融账户交易的快速增长。
跨境投融资的币种以美元为主，人民币份额不断上升，约占40%。过去十年，人民币在SDR篮子货币中平均波动最小，币值稳定。中国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和“一带一路”重要国家都设立了人民币清算行。跨境人民币支付体系CIPS参与银行超过1300家，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安全高效的人民币清算和支付服务；中国央行已与4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以提供人民币流动性。鉴于人民币日益增强的国际货币功能，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其货币与人民币挂钩。人民币作为避险货币的功能凸显。人民币代客收入从2017年的16.88%增长至2021年的39.04%，同期人民币代客支出从19.54%增长至40.88%。
RCEP正在成为跨境投融资的新增长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境投融资活动，深化了金融合作，扩大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深化了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中国“一带一路”国家的跨境证券投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截至2021年6月达到186亿美元，年均增长5.2%。2020年中国与RCEP国家签署协议后，市场对包括金融在内的成员国全方位互利合作前景充满信心。中国在RCEP国家的证券投资持续增加，一年半以来累计增长30%。
进一步提高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非贸易跨境投融资在我国国际收支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已成为日益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随着人口老龄化、疫情和地缘政治对中国贸易的影响，以及“微笑曲线”向中高端发展的趋势，科技创新、大市场和高端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新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跨境投融资，进一步优化国内外要素和资源配置，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和管理风险，有利于发展壮大我国新优势，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降低跨境投融资的制度壁垒，提高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它是现代金融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服务贸易中很少实现顺差的行业。要高度重视发展壮大金融的优势，进一步提高金融开放度，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拓宽跨境投融资渠道，为金融服务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增强我国自主国际收支能力。
二是丰富证券种类，加强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合作，发展非贸易跨境投融资。“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要满足800多万家规模以上企业和1万多家上市公司的多元化融资需求，直接融资是一种更加灵活、风险适应性更强的方式。与此同时，在过去40年中，证券一直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中国应改善金融结构，提高直接融资的市场份额，着力推进股票市场国际化，整合国际资本，提高企业的国际知名度；设立国际板，吸引国外优秀企业来华上市融资，让居民不出国门就能投资国际企业，增加财产性收入。此外，要丰富债券品种，增加短期国债品种，进一步改善国债期限结构；大力发展地方政府债券和基础设施债券，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各种债券，满足其不同的风险偏好。
第三，发挥商业银行的优势，增强跨境投资和贷款的联动，形成更多闭环的人民币跨境流动，以跨境贷款为捷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链合作中，商业银行应发挥关键作用，提供理财规划和财务顾问服务，在满足客户融资需求的同时加强境内外分支机构的合作，充分发挥离岸市场的功能，建立投贷联动机制，创新渠道，将进出口贸易与投贷对接，形成人民币跨境贷款的借、用、还闭环，从而形成好用、可操作的人民币投融资新模式。
第四，高度重视跨境投融资的风险管理，守住风险底线。跨境投融资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三大压力:供给冲击、需求萎缩和预期减弱。再加上中美货币政策的分歧，资本外流的压力和风险也在加大。要强化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充分利用金融监管技术，建立对重点国家、重点机构、重点产品和渠道管理完善、运行良好的跨境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作者|屠永红袁鹏“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文章|中国金融2022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