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一起教育领域腐败案引人关注:安徽省教育厅原调研员余元宝被认定2007年至2014年间,非法收受财政款物共计128410元,为他人在主管机构设立、升级、更名等方面谋取利益,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1万元。
4月18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谭松华在接受本报(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教育领域的腐败与其他领域“没什么区别”,都与制度设计、审批权限集中、流程不透明不公开、参与者缺乏监督等方面的某些问题有关。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也认为,安徽省的教育腐败案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高校升格和示范校重点学校评选是地方行政部门“增加的行政权力”,不应该由行政部门直接操作。
多次为高校升级、更名、设置提供帮助。
根据余元宝案的裁定书,余元宝于2001年9月至2010年7月担任安徽省教育厅财政计划处、发展计划处调研员。2010年7月退休后,从2011年8月起重新入职发展规划部,期间从事高校设置和高校后勤社会化管理工作。2011年9月至2015年11月任省高校后勤协会副秘书长。期间除了后勤协会秘书处的相关工作外,还从事省教育厅的高校设置工作。
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至2014年,余元宝非法收受他人现金10.3万元、购物卡1.6万元、价值9410元的金条3根,在机构设立、升级、更名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2017年6月14日,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余元宝受贿20起。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余元宝不服上诉,六安中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在法院认定的20起受贿案件中,有一半涉及为高校“升格”提供帮助。
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至2005年初,余元宝利用担任安徽省教育厅财政计划处调研员的职务便利,接受安徽新华集团、王的委托,为原安徽新华职业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提供帮助,收受送的面值5000元的购物卡、王送的现金4000元。
两年后,余元宝接受原安徽三联职业技术学院余某某的请托,帮助该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并收受余某某送的面值3000元的购物卡。
2007年至2010年,余元宝两次受凤阳师范学院黄某某委托,在学院升格为专科时提供帮助。收受黄某某现金共计4000元,并陪同安徽省教育厅组织的专家组对学校进行检查,以检查费名义收受学校现金2000元。
2009年10月,余元宝从担任安徽省教育厅财政计划处调研员8年,调任该厅发展计划处调研员至次年7月。2009年6月至12月,余元宝在职务调整之际,为原桐城师范学校升格为专科学校提供帮助,分两次收受詹给予的现金共计4000元。此外,他在陪同升级检查组两次检查学校时,收受了学校的“检查费”,包括现金9000元和一根重20克、价值4908元的金条。但这还不是结束——2012年,余元宝的儿子结婚,他再次接受了4000元现金。
余元宝于2010年7月退休,但随后又被返聘到发展规划处,期间从事高校组建和高校后勤社会化管理工作,直至2011年8月。在此期间,余元宝帮助原安徽文达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当年中秋节,他收到学校袁某某送的面值2000元的购物卡。
2011年9月至2015年11月,余元宝担任省高校后勤协会副秘书长。在此期间,除了后勤协会秘书处的相关工作外,还在从事省教育厅的高校设置工作。这有助于他继续追求公共利益。据该报统计,余元宝受贿2000元至4000元不等,促成5所学校升格,包括原苏州卫生学校升格为专科学校、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改制升格为本科院校、安徽中医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等。
据论文统计,除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和安徽中医学院外,上述10所院校均未成功升级,其余8所院校均已升级。
余元宝还多次为高校申请更名和设置提供便利。其中,受贿金额最大的一次发生在2009年下半年至2011年4月。在此期间,余元宝接受黄山外航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的请托,为张某投资创办黄山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提供帮助。多次收受张现金共计27000元,并在陪同专家组召开论证会、对学校进行设置检查时,收受张“演示费”、“检查费”14502元。
专家呼吁审批“去中心化”和“透明化”。
2016年,余元宝被立案调查前后,安徽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原处长文渊、教育厅原副厅长杨德林被立案调查。与余元宝一样,两人的落马也与“为高校的成立和升格提供帮助”有关。
《半月谈》2017年6月报道,一位落马的前安徽省教育厅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全省所有省属高校的编制、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甚至部分学校教职工的职称评定、教师调动都必须经过省教育厅批准;上级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的教育经费都分配到教育部门,集中在一些处室。
18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谭松华告诉该报,大学升格为本科。在办学者看来,这是“办学能力的认可”的体现,意味着声誉、生源、收入,所以他们更愿意追求“本科招牌”。
“关键岗位的教育官员有较大的审批权,组织专家考察实际上与‘审批’有关。如果参与者经不起诱惑,就容易滋生腐败。”在谭松华看来,教育领域的腐败与其他领域“没什么区别”,是因为制度设计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审批权限集中,过程不够透明公开,参与者缺乏有效监督等。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赵辉告诉该报,高校升级和示范学校重点学校的评选是地方行政部门“增加的行政权力”,不应由行政部门直接操作。“例如,高校的升级应该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专业程序。问题是现在不够公开透明。地方行政权力的增加不够公开透明,然后使用的过程也不够公开透明,最终导致腐败。”楚赵辉说,另一个例子是招生,这是学校和学生之间的事情。但在现有体制下,变成了政府部门的事,导致相关部门权力过度集中。
楚赵辉认为,要遏制教育审批腐败,一是要限制教育行政部门的“扩权冲动”,不能随便增权;二是让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公开”和“透明”。“关键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相关部门有哪些行政权力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清单,而不是能够随意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