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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实现持证执法人员“零”突破,教育执法时代要来了?

教育部实现持证执法人员“零”突破,教育执法时代要来了?

本次仪式中全体工作人员获得执法资格的校外教育培训督导处,是今年6月教育部新成立的内设机构。其主要职责包括“承担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校外教育培训综合管理工作”、“指导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执法工作”。

可见,新部门的成立,指的是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管难的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姜建华此前对媒体指出,未来教育执法可能会常态化,但需要与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教育部是“指导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执法”,执法职能仍在市场监管司。至于是否充实执法力量,可能需要市场监管部门与教育部门协商。

“双减”政策出台后,该机构所负责的教育培训机构监管任务也较重。

目前,我国关于教育的法律法规正在逐步完善,但在执法实施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北京大学法学院詹忠乐教授今年发表论文指出,相比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教育部门在取证、调查、处理、执行等方面缺乏成熟的工作机制和保障条件。校外培训、非法办学、校车安全等问题的治理需要与其他部门一起进行,常态化的执法联动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山东省胶州市教体局在其2019年行政执法报告中披露,之所以没有行政处罚先例,是因为财产相关问题必然被隐瞒或阻挠,教体局单独执法难度很大。

同时,教育领域执法机构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执法力量分散在不同的内设机构,普遍面临人力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

教育部2014年《关于开展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也指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存在执法能力有限、经验不足、权责不清等突出问题。

教育部门首次拥有执法权?叶飞

有人认为,教育部门一方面要承担落实“双减”政策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又不具备独立执法权,在具体实践中需要与有执法权的部门“联合执法”。

有自媒体将教育部的认证仪式解读为“历史上第一次教育部门拥有执法权”,认为从此教育部门将在地方层面独立开展执法工作。

截图自媒体报道

对此,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邹容教授向Observer.com表示,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教育部门已经被赋予了执法权,所以不存在“不能独立执法”的情况。

“(教育部)所谓的‘零’突破,是指教育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首次通过考试或其他方式,使其工作人员取得行政执法证,这是国家部委层面的新突破。”

邹荣说,各地教育部门也有具备执法资质的工作队伍。“比如上海就组织过执法证培训,上海市教委很多工作人员都是通过培训考试取得执法证的。”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立法研究基地研究员段彬彬也表示,《义务教育法》规定了教育部门对一些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或处罚的权力。

“除此之外,《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也有类似规定。这些规定实际上赋予了教育行政部门对违法行为的执法权,从而使法律长出牙齿,保证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促进教育法制向教育治理效率的转化。”

观察人士注意到,教育部2019年12月发布的《关于加强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见》明确指出,教育行政执法的重点领域包括“查处非法学校及其他应当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教育机构”和“查处国家教育考试严重作弊行为”。

文件还强调,各级教育部门要按需充实执法人员,落实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推动行政人员和有执法权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执法资格考试。

教育部网站截图

有权执行法律。为什么“联合执法”仍然是常态?

全国各地在实施“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执法检查时,往往是以“联合执法”的形式进行,即由教育部门牵头,包括市场监管、城管、卫生健康、公安、消防救援等部门在内的多部门联合行动。

既然教育部门有执法权,为什么在实践中往往会选择“联合执法”?

邹荣表示,这主要是考虑执法效果,与执法主体资格无关。教育领域的违法行为往往会涉及到其他部门的执法。当这种涉入发生时,如果只是教育部门进行执法,不利于违法状态的彻底澄清和相关法律责任的追究。

“因此,[教育部门]邀请其他部门在执法中联合执法,[做]他们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并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单独惩罚对方的[违法行为]。”

邹容强调,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参与联合执法的部门工作人员都要具备执法资格。

深圳多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来源:微信官方账号中的“深圳教育”

教育部的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意思?

教育部门有执法权,地方教育部门也有持证执法人员。教育部的这个认证行动意味着什么?

在段彬彬看来,这次认证实际上是向外界释放了未来推进教育行政执法的决心和力量。

段彬彬说,长期以来,教育领域比较重视立法,建立规章制度,但法律法规的执行和教育执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入,教育执法作为教育法治运行的关键环节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通过执法促进法律法规的实施,将成为今后教育法治的重点工作之一。”

段彬彬表示,随着“双减”政策、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政策等重大法律政策的出台和调整,教育领域的利益博弈势必更加激烈,对教育执法的频率、密度、人员、力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邹荣认为,教育部“牵头”的情况说明,今后涉及教育执法的案件会越来越多,情况可能会更加复杂。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需要经过相应的培训和考核才能取得执法证,这涉及到教育执法领域和其他基本法律领域的知识,比如民法典和刑法以及行政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

邹荣表示,在依法行政、依法教育的大背景下,此次认证旨在强化教育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掌握其在执法过程中应掌握的法律知识。这是很好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但不必过度解读。

邹容同时指出,行政处罚案件原则上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机关管辖。但根据今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目前行政执法领域更多的是倡导加强基层执法力量。

“至于什么样的案件由教育部直接管辖,也要看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规范的具体规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个教学培训机构正在进行的素质教育课程,与哈利波特主题相关。

事实上,除了教育执法,教育立法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立法工作规划指出,将研究启动环境法典、教育法典、基本行政法典等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编纂工作。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2021年工作要点》也指出,将加快教育立法,启动教育法典编纂工作。

段彬彬说,目前现有的教育立法只规定了教育部门的执法权,但没有明确教育执法人员必须持证执法。持证执法实际上是指其他法律规定的要求。

“未来的教育法立法需要规范教育执法行为。一方面,将持证执法常态化、法制化、程序化;另一方面,要将现有单独立法中零散的执法权规定整合为专章,甚至可以考虑设立专章,规范法律责任和执法要求,促进教育执法规范体系化,为教育法典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邹荣表示,虽然教育法典不是教育执法的必要条件,但法典编纂后,教育领域的零散立法将按照一定的结构章节和逻辑进行整合,教育法的所有问题都将得到组合和规定。

“目前的执法是基于分散的教育法律法规,未来将基于统一的教育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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