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向和其他三个孩子回到贵州毕节老家后的第八天,他们学习艺术的河北吴桥杂技团被吴桥县政府责令停业整顿。
4月底,这4个在河北学艺术的贵州孩子被送到四川成都表演杂技。5月1日深夜,4个孩子集体离开,5月7日全部找到。
据吴桥县市政府通报,吴桥综艺杂技团在与学员签订《免费学员合同》时使用的印章未在公安局备案。吴桥职业教育与吴桥杂技团在校企合作中,对杂技团的招生和管理缺乏监管。
目前杂技团的私章已被没收,吴桥职教也已被县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常务副校长已被停职检查。
集体出走
“他说,我受不了。我们为什么不跑?”
15岁的向回忆说,5月1日下午,他正和三个同学在成都某小区的一个车库里训练,14岁的突然对他说了这句话。
“那天早上去看演出之前,经纪人让我们收拾好道具。陈明有点懒惰和迟钝。后来在车上,特工骂了他半天。”向说,此前,4月23日,他们四人表演“踢人”节目时,出现两次失误,摔倒在地。“演出结束后我们回到车上,他(经纪人)还骂了我们几十分钟,用的就是那种难听的脏话。”几天后,由于又一次表演失误,他们回到住处,经纪人要求他们做500个俯卧撑作为惩罚。陈翔工作了半个多小时,汗流浃背。"我的胳膊疼了好几天了。"第二天,我必须表演。
向说,4月22日到成都后,一直到5月1日,他们一共演出了十场,去宾馆、农村、KTV招待各种庆典、婚丧嫁娶。“每次演出出问题,他(经纪人)就骂人,有时候还推人,弄得半分疼。”
“陈明想去,我起初犹豫了一下。我们正在讨论的时候,小杰等人过来问我们在谈什么。陈明又说了一遍,我们为什么不跑?”于是四个人达成了协议。
成都几个家庭找到孩子后的合影。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当晚十点,趁经纪人不在家,四个孩子没锁门,拿着200块钱和自己的那套衣服出去了。
5月3日上午,张世杰的母亲周接到成都警方的电话,“问我有没有这么个孩子?我说可以,但是我孩子在河北上学。他说他孩子前几天在成都演出,现在不在了。”周见“惊慌失措大哭起来”。
当天下午,张家集合了村里近十个亲戚,分乘两辆车连夜从毕节出发,4日凌晨4点到达成都。然后去了派出所,联系了电视台和各种公益救援队。
张世杰的三叔记得,派出所拿出的监控显示,5月1日晚上11点左右,4个孩子离开了小区,很快就在小区附近的路口走散了:15岁的向和14岁的、12岁的向、11岁的张世杰。
“这是为了防止目标太大被老师抓到。”陈翔后来说。
项和项是兄弟。这不是他们第一次离家出走。从9岁开始,项两次带着弟弟离家去找妈妈。去年,在去河北吴桥职教之前,本上小学六年级,却因为离家出走被休学半年。
他们在成都时,正是因为项家两兄弟“有离家出走的经历”,才被推举为向导,带领和张士杰“逃亡”。
没有手机和手表,他们没有时间和方向的概念。向和先在三环路上走了大半个晚上,然后换乘公交车。他们两次都混过去了。“我们到了。”我不得不在双流机场附近下车。
另一方面,张士杰和项彻夜未眠,向西南方向走了十几公里,经过春熙路、天府广场、华西医院等地。一路南下,走到成都南站附近的商场。“监控拍到他们在楼上楼下跑着玩。累了就蹲着睡一会儿。下午三点,我从商场出来,买了一个冰淇淋。你咬了我一口,继续俏皮地往南走。”帮助寻找儿童的大川救援队成员冯说。
家长、警察、志愿者追着孩子的行踪,看着监控,分批上街找,派人搜寻你。5月6日晚,项和在温江一带被发现——他们从双流走到崇州,再从崇州走到温江。
5月7日中午,张世杰和向在成都武侯区娇子公园附近被发现。他们已经在饺子公园住了五天了。
两对孩子的“逃亡”生活非常相似:钱花完了,就在垃圾桶里捡外卖;在公园和居民楼走廊睡觉。当周在派出所见到儿子时,他发现儿子满脸都是红包。“他说公园里全是蚊子,他受不了被蛰。看到公厕很干净,蚊子也没那么多,他就在厕所里睡了两个晚上。”
在“逃亡”的路上,项想到如果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就找一家餐馆做洗碗工。
他说,其实他走后没多久就害怕了,只是不敢给家里打电话,因为“更怕被抓回学校。”
学校杂技
17岁的李(音译)就读于吴桥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信息技术专业。在她眼里,同校杂技班的学生“不过是一群孩子”,都是又小又瘦,最小的看起来也就五六岁。
李介绍,杂技班有单独的教学楼,有两三层楼高,方便学生挂威亚。学生的训练和住宿都在楼里。因此,李并没有太多的机会见到学杂技的学生,只是偶尔看到他们在户外练习骑独轮车,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在食堂遇到他们。
杂技学生的饮食与其他学生不同。“我们都是用自己的饭卡买饭,想吃的基本都有。但是杂技班的孩子都是老师帮着做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吴桥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正门。新京报记者冯钰茜摄
记者走访吴桥县,多位从事杂技相关职业的人士解释说,为了保证动作的完成,杂技演员对自己的体型有相应的要求,所以饮食要严格控制。
向说,杂技班最典型的早餐是“馒头、咸菜和一个鸡蛋”。中午吃米饭和两个炒菜,晚餐也一样。能吃,但不饿。鱼腥味很少见。"只有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才会有蒜苗炒肉."
根据向的说法,一周七天,他和杂技班的同学几乎没有空空闲时间,无论是在训练中还是在去训练的路上。他提供了一个训练时间表:早上5点半起床,训练到7点半吃早饭,然后训练到中午8点到11点吃午饭。下午的训练两点开始,六点结束。6: 20前吃晚饭,训练一小时,回宿舍休息。
他班上有40名学生,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7岁。训练内容包括踢人、扔草帽、冰上芭蕾等等。在训练中,年龄较大的孩子往往扮演力量的角色。比如踢人、撩人等表演中,他们就是“基地”。
在一段家长提供的视频中,三个孩子层叠成“L”形:最大的孩子躺在最下面,双腿抬高伸直,脚掌正对着脚掌支撑一个孩子;孩子的肩膀上站着第三个孩子——底座达到最高点,有三米多长。然后就是一个前滚翻,最高的孩子像跳水一样跳到地上。
在家长提供的训练视频中,三个孩子互相叠着躺着。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陈翔最怕的就是这种跟头。他摔过一次,从一米左右的高度跳下来,撞到了头。“好痛。”不过他承认学校的防护措施还可以,到处都是坐垫。最严重的时候看到同学扭手休息一周。
“练这个东西本来就苦。不管去哪个学校,哪个团体,待遇都一样。”胡志伟于2008年进入吴桥职业教育的杂技班,他说,那时杂技学生经常被“惩罚”。“一般来说,他们用竹制的小棍子吸烟...有些孩子把自己打哭了,然后就不哭了。那时候我们被打很正常。”
在这一点上,项为校方辩护:“学生如果不好,有时会被老师用小棍子打手心和屁股,但也就两三次,而且打得不重。”他补充道,“其实大部分老师对我们的态度都很好,也能接受。”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逃跑时,他沉默了很久,说:“我觉得太累了。”他们没有周末,不能带手机,课间要在教室睡觉或者看电视。学校对杂技学生有全面封闭的管理。向说,从去年10月入学到今年4月底去成都之前,他一次都没出过校门。
他说成都的逃亡计划就像是压力累积后的一次爆炸。
“前几年吴桥还有很多人这么练,但这几年除了家庭条件差的,几乎没人送孩子了。”我在胡志伟杂技行业已经呆了十几年,见证了吴桥杂技行业的变化。“练这种东西太痛苦了,大部分家庭都不愿意。”
“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
优香仍然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在学校经历了什么。
他太忙了。他的妻子六年前离家出走。家里两儿两女,只有他一个人工作。他有很多工作:他是一名小建筑工人,每天收入180元。他有一辆摩托车和一辆货车。当他没有白天的工作时,他买香烟并给乡镇附近的人送食物,并收到十元和八元的小费。他还会吹芦笙,承担村里的白事。
在得知项和项在成都走失后,项必优在赶往成都前,忙着安葬村里的一位老人。
孩子们回来后,父子俩偶尔在家,总会有很长时间的沉默。“我上学的时候,一个月联系他们一次,问他们好不好。他们都说好,说不难。”
把孩子送到吴桥职教中心,还是挺意外的。
向必友回忆,去年7月,学校来村里做宣传,“说学校挺好的,免费招生,工作五年。”他一签合同,孩子就被带走了。
在吴桥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后面的小广场上,有一座杂技少年的雕像。新京报记者冯钰茜摄
在张世杰家,让孩子北上,是一件九牛一毛的事。“7月份学校挨家挨户宣传,说是正规学校,教舞蹈和武术,文化课也可以学。而且据说这个学校是国有的,封闭式管理。毕业后也是分配工作。”周说,同样,她一签完合同,孩子就跟着老师出发了,第二天就到了河北。“我一开始不明白这是个杂技学校。只听说是艺术舞蹈学校,还以为是学舞蹈的。后来孩子到了学校,才知道是去学杂技的。”
张家以在建筑工地打零工为生,丈夫打零工,周打零工。收入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两三百。但它极不稳定。“工地上的钱总是拿不到,工作也不是每天都有。”张晓晴带着孩子来到河北,顺便参观了吴桥职业教育的校园。“当时觉得学校挺好的,老师有证,场地大。那里有教学楼、操场和练习室。我们想,如果孩子们不能再读书了,他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
张世杰上学的时候,每隔半个月,她就用老师的手机和周视频。“我问他过得怎么样,他说还可以。”只是去年年底,张世杰突然在视频里哭了。“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什么也没说。我以为他想家了,想我了。”
这个时候在锦城,领着周子刚出了派出所。“(孩子)马上哭着问他妈妈你愿意送我回学校吗?”
她试着和孩子沟通,但收获不大。“我不知道他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敢多问。当他提到学校时,他很害怕,说这就像在监狱里一样。”周说,回到老家后,张世杰也显得很没有安全感,一说起学校就哭。”他不停地抚摸自己的头和身体。我问他紧张不紧张,他说不出来。”
“父母忙于自己的工作,生了很多孩子,只是想让孩子出去学一技之长...本来是好事。可能是学校管理比较传统,或者是‘师出高徒’的思维,孩子适应不了。”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宣传统战部副部长李长新分析。
记者从朱元镇政府了解到,张世杰和向家两兄弟已经被安排在附近的学校上学,陈明和他的父母去了桂阳。如果需要,村里会提供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
校企合作
在孩子被送到河北省吴桥职业学校之前,几个家庭与一位名叫高的老师签订了免费学生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向碧友只上过小学一年级。他能认识几个单词,但他不能理解一串长句。周和她老公一个字都不认识。“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更别说看合同了。”
村里的担保人签完合同两天后,一个有文化的朋友来家里做客。听了这话,他帮周把合同看了一遍。“这才发现违约金10万元的条款。”
根据合同约定,甲方河北省吴桥综艺杂技、马戏、武术舞蹈培训中心免费录取并培训乙方学员,而乙方学员“在学习期间不得中途退出或转往其他团体”,否则乙方家长需向甲方支付10万元经济补偿金。
家长与河北吴桥综艺杂技马戏武术舞蹈培训中心签订的合同。新京报记者冯钰茜摄
孩子出事后,10万违约金成了周的大病。
她告诉记者,事发后,吴桥职教派了两个老师去她家看望孩子,并表示学校不知道合同的事,合同是一个姓高的老师签的。学校会再调查,请她耐心等待。
学校官网信息显示,吴桥县职教中心是一所集职业高中、综合高中、普通中专、职业中专为一体的公办职业技术学校。
“合同”规定学生将在学校呆四年。“如果国家需要承认中专文凭,学期就是五年。”
针对孩子集体逃跑一事,吴桥县委县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
5月15日,吴桥县市政府宣布,2019年,家长口中的“高老师”高文军的吴桥县综艺杂技马戏与吴桥职业教育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双方约定,综艺杂技团自行招收杂技学徒,并全权负责食宿、专业课教学、实践训练等日常管理工作。职教中心负责学籍管理和文化课教学,按照《中等职业学校学籍管理办法》对符合条件的杂技学徒进行学籍注册。对于报名的学生,任何一方都不收取任何费用。”
根据吴桥县市政府的通报,高文军签订合同时使用的印章在吴桥县公安局备案时未刻制,合同中提到的吴桥职教综艺杂技马戏培训中心和吴桥职教综艺杂技马戏武术舞蹈培训中心两个名称在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和河北省经济户籍管理系统上均无法查到。
从天眼查可以发现,高文军名下有一家名为“吴桥县综艺杂技马戏”的小微企业,注册于2014年,注册资金10万元。“吴桥综艺杂技马戏武术舞蹈培训中心”之类的名字没有信息。
“在校企合作中,如果学校招生,企业签约,就可能涉及非法校企合作的问题。如果是企业直接招生,不具备办学资质,那么招生当然是违法的。”教育专家熊丙奇分析,“那么这个机构本身没有合法资质,签订的所谓合同和合同条款也没有法律依据。”
吴桥职业教育被调查。
胡志伟对这场风暴并不感到意外。他在吴桥职校教杂技的时候,也看到过这种标有高额违约金的合同。他认为是行业常态:“尤其是免费学校基本都会签这个东西……有很多孩子想家,怕累,跑了,学校跑了怕你学到东西。说白了就是吓唬家长。”
家长对学校文化的课程设置也有疑虑。据向说,他在吴桥职业教育每周只上两节中文课,“一节在周日上午,一节在周日下午,其他时间他都要训练。”中文班分大班和小班,12岁以上和12岁以下的学生参加。
李说,周一至周五晚上,也可以看到杂技班的孩子在教室里上文化课,但大多数都是最小的孩子。年长的总是在训练。
胡志伟在吴桥职业教育学习期间,周六和周日还上了两天文化课。学习内容相当简单。“都是六年级之前的事了。”
“有些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上艺校或者体校,所以学校必须保证义务教育的完成,按照国家的规定给学生上文化课——该完成的九年义务教育必须完成,不能落下一节课。”熊丙奇说。
吴桥县的通报也证实,4月23日至5月1日,4名儿童在成都参加了10场演出。熊丙奇解释说,未成年人可以参加公益演出,而营业性演出是明令禁止的。“关键是看这样的表演是否充分保障了儿童的权利,是否把儿童作为每天表演的牟利工具。”
向早些时候告诉媒体,演出结束后,他看到经纪人收钱。
在胡志伟看来,这也是杂技培训的行业规则:“不交学费的学员,都是练了一年就出去表演的。演出的钱都给学校,要好几年才能给演员钱。”
“除非你家里条件特别差,不然随便学一门技术都比这强。”他认识的在这个行业起步较早的杂技演员都转行了。“年纪大了,就觉得赚的少了。”转行后大多改做民间项目,踩高跷,改头换面。“没那么危险。”
记者多次联系高文军和吴桥职校,双方均拒绝采访。
17日,该校负责人回复记者短信关于杂技团其他涉事学生的安置问题,称将征求学生家长的意见。“对于愿意继续杂技学习的学生,职教中心将全面管理学生,统一安排所有教学活动;对于愿意回原籍的学生,学校尊重家长和学生的意愿,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无障碍办理相关手续。”
在通报中,吴桥县称高文军私刻印章已被没收并予以训诫,其杂技团停业整顿,剧团内学员由吴桥县杂技职业教育联盟妥善安置;吴桥职教常务副校长被责令停职检查。同时,针对吴桥职教“杂技专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已委派县纪委介入调查。
这几年,周和丈夫的心态一波三折:之前想远走他乡,在浙江打工十几年。这两年老家经济好转,回来打零工。家里的三个孩子还是想送他们出去见见世面。现在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走。“我们家乡这里什么学校都有,包括小学、中学、职业高中、技校...而且留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当被问及子女未来的打算时,向碧友依然“知道的不多”。“反正让他们先把书看完,以后要出去就让他们自己想。”
向告诉记者,他不想再出去了。他只是想初中毕业后学汽修,然后会帮父亲开车送货。
不过最近项必有总是看到两个儿子在屋前的地上压腿翻筋斗空,似乎对杂技有些留恋。
“我问他们要不要再学杂技?”两个孩子坚决说没有。
(文中未成年人和胡志伟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冯钰茜实习生陈媛媛编辑胡洁校对李香玲
来源:北京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