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关注开幕式的盲人来说,这一刻的感受是复杂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李端试图谦虚是励志的,但另一些人承认他们感到一种心理不适。他们问为什么不能安装无障碍点火装置,却要刻意突出运动员的“身体残疾,意志坚强”。
听了整个点火过程的马也感到不舒服。“如果是我,我会在现场找到任何一个人,告诉他(她)如何支持我。”她觉得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有点尴尬。
三十二年前,马的母亲早产生下三胞胎。她和弟弟妹妹一出生就被放在保温箱里,三人都因吸氧过量而失明。在中国,大约90%的后天性失明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32年后的今天,她已经成为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职员之一。而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暗跑团”成员。每周一次,在跑者的带领下,她和其他成员一起在徐汇河畔跑步,听着风吹过身体的声音,这代表着自由的声音。
当我们被冬残奥会上运动员挑战极限的精神所感动的时候,不妨也看看身边普通人的故事。残疾人进入社会,需要的是理解和接纳,而不是“破防”和“流泪”。除了“身残志坚”的象征价值,我们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积极就业真正参与社会生活的勇气和尝试,这无疑更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人们的观念才是最大的困难这一切都始于2008年。这一年,后来成为暗跑集团创始人的蔡在奥地利遇到了萨布里耶·坦伯肯,他在西藏创办了第一所盲人学校。
田北肯出生于德国。他在2岁时被诊断出患有特应性视网膜病,12岁时失明。《南方周末》曾在《萨布里亚总统的生涯》专题中感叹“人的观念是盲人最大的困难。”
刚认识武田贝肯的时候,蔡是职场精英。她获得了复旦大学国际商业管理学士学位和纽约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全奖)。她曾担任通用电气基础设施集团亚太区首席技术官。但这次相识让她的事业和生活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她开始关注视障群体,一年后她作为志愿者去了西藏盲人学校。
我在那里的所见所闻让蔡也发出了同样的感叹。“最大的问题不是视力障碍本身,而是社会偏见和歧视。”视障者往往只是缺少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却成为当地人口的“傻子”。偏见和歧视在那些高度发达的城市也是存在的,区别只在于程度。
当她离开盲童学校时,她开始思考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帮助盲人。他们需要也应该有更广泛的就业选择,而之前的社会共识是盲人只能从事按摩行业。蔡深知,要改变这种状况,归根结底,就要改变社会观念。
在此期间,她接触到了“黑暗中的对话”(Dialogue in the Dark),这是德国纪录片记者安德烈·汉尼克(Andre Hannick)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立的项目。通过“黑暗中的对话”体验馆的建立,健康人可以体验盲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和他们的无助感,从而改变内心对这一群体的偏见,更大程度地包容和接纳视障人士。体验馆以入场费为盈利模式,这种自我造血的方式也避免了类似公益组织只能通过募捐来帮助弱势群体的被动。
2011年,蔡将“黑暗中的对话”引入中国,先后在不同城市设立了多家“黑暗中的对话”体验馆,雇佣了多名视障员工。蔡平时有跑步的习惯,于是一些视障员工主动提出和她一起跑步,感受以前从未有机会体验的自由。越来越多的盲人加入,于是“暗跑团”诞生了。
跑团成立于2016年,最初的成员都是盲人。此后,有听力障碍、脑瘫、自闭症的人也逐渐加入。由于听障人士的跑步人数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他们随后成立了一个名为“龙跑世界”的分支机构。
现在,“暗跑团”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上海、北京、南京、杭州、成都五个城市。注册人数超过3200人,参与活动人数超过5万人。成员们的励志故事也被国内各大媒体报道。
也算是跑过全马的人了2016年底,马以兼职身份来到“黑暗中的对话”上海体验馆时,立刻听说了“暗跑团”的事情。今年,她刚刚生了一个宝宝。全职照顾宝宝的生活让她感到失落,她需要回归社会。
马没见过这个世界,但这并不妨碍她享受生活中的各种乐趣。春节她和弟弟妹妹一起骑自行车,玩轮滑,放鞭炮,什么都没留下。她认为自己一直是一个积极向上,不落俗套的盲人。“不管别人支持不支持,只要我想,我就做一件事。”她短暂的轮滑生涯被母亲禁止,因为摔倒后别人的轮子碾过了她的拇指,但她做了其他的一切。
只有逃跑让她害怕。
“我其实很有爆发力,但是一直不敢跑。因为跑步,学校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一些学生跑进看台,有时一堆人撞在一起。所以,我在比赛中落在最后,人们像慢镜头回放一样冲刺我,摇摇晃晃过去。”
她没有马上加入跑团,因为她的直觉是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在2018年,她决定试一试。“一方面,带娃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压力,和家人相处也产生了问题。”申英先生也是盲人,但他大学毕业后就失明了,所以他的家人对这个群体的认识和理解不到位。
“他们不知道盲人能自理到什么程度,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帮助和支持。有时候你想做一件事,比如给孩子剪指甲,只要失败一次,以后就没机会做了。这导致我心理压力特别大,我加入跑团就是为了释放。起步只能跑两公里多一点,但跑得很安全。”
对于刚开始跑步的视障人士来说,安全是最重要的,也是坚持的前提。马入团四个月就参加了上海樱花节女子10公里跑,半年跑一次半程马拉松。
“我最早的跑步是漫无目的的。完成它。后来经历了最难的10公里经典赛。这是在疫情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跑步了。一周前,我还跑不了一公里,但一周后我就要跑经典赛了。”马·申英回忆说,“我的跑步伙伴戴森毫不犹豫地陪我跑完了全程。用了1小时30分00秒,相当于在关门的最后一秒踏入。我们在终点线泪流满面。这场经典赛之后,我有了目标。从此,追求速度成了我的执念。”
到了2021年,她觉得是时候挑战全马了,但是马因为疫情没有举办。她决定和她的跑步伙伴一起打造一匹完整的马。“目标是五个半小时,然后她跑了五个小时二十分钟。今天是你的生日,就当生日礼物送给自己吧。也是跑过全马的人。”
和健视同事接受同样的KPI考核对于绝大多数旅行团成员来说,加入旅行团是他们进入社会的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这需要大量的心理建设和团员之间的相互鼓励。
马申英把盲人分为两类:完全外出和完全呆在家里。“愿意出来的人永远愿意出来,不愿意出来的人永远不出来。中间没有人。”有时候她会被邀请作为盲人代表参加一些活动,主办方也会要求更多的盲人,但很难做到。“不是不找,是真的找不到。”
虽然马看不见这个世界,但她愿意被这个世界看见。她上大学时,报名参加了一个英语夏令营。有900多名露营者,她是唯一一个盲人。“如果你想被善待,先让所有人都认识你。很多盲人觉得外面障碍太多,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主动与社会隔绝。社会可能会认为没有人需要他们所做的改进。”
这几年,通过参加跑团活动,她接触到了很多人,这些人原本是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交集的人。“跑步群体本身也在不断扩大。因为跑团我参加了很多其他的活动,比如现在的划船,也是因为有机会在跑团体验。甚至因为划艇划得好,我还被中欧帆船队邀请去体验了两次帆船运动。”
她觉得自己的生活模式被打开了。“格局一旦打开,你就想挑战更多的东西。”去年7月,她通过了几轮面试,成为一家高科技公司的正式员工。
此前,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她原本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一员,常年随团演出,但工作不稳定。离开艺术团后,她尝试过卖化妆培训班。除了在“黑暗中的对话”体验馆兼职,她还在一家香精香料公司兼职做食品香精品尝师。找工作不容易,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更难。
马·申英珍惜她能得到的一切机会。她认为,一个人,无论健康与否,既然在这个社会,就应该时刻提升自己,做好准备。在之前接受该公司采访时,她分享了自己童年的一个故事:
“我小时候,很多盲人都不认现金。当我10岁的时候,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一起去购物。我妈给了我20块钱,结果我们三个孩子被店家骗了10块钱。很多盲人都有过这种经历,第一反应就是抱怨坏人太多。但我想,为什么要骗我?就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就不能学着认吗?所以我学会了识别现金。”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手机无障碍软件的开发和迭代帮助视障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苹果和安卓已经有自己的盲人语音辅助功能,很多第三方软件可以大声朗读手机屏幕。有了这个功能,不仅可以直接用手机支付消除现金的问题,还可以实现很多其他的操作。
马申英玩她的手机玩得很好。她不仅可以用文字回复微信消息,还能很勤快地发朋友圈。“这些软件也有简单的图像描述,可以告诉你人像是居中还是左右,所以我们也可以拍照,但是背景识别还有待提高。”
作为自我提升的手段之一,她在北京接受了七个月的快速录音训练,至今仍保持着培训部一分钟打160字的最高纪录。后来在应聘现在这份工作的过程中,这段经历成了她很大的优势。
马家住徐汇,每天上下班要花两个多小时。她希望自己能赚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和家人,同时也能做一个对这个社会真正有用的人。
“我不希望所谓的工作只是分配到一个岗位上,不管做多少工作,不管做得好不好,都可以拿一样的工资。那么钱只是出于对你的同情。我想参与一个更平等的工作竞争机制。如果我很优秀,我可以有晋升的机会。如果我很差,我可以通过训练提高自己。”
公司并没有因为她是残疾人而降低对她的要求。她需要完成和她在建始的同事一样的KPI指标。“刚开始还不习惯,现在好了。”在所有有经验的工作中,这份是现在最稳定的。但她还是想继续挑战自己。她相信如果她表现得足够好,她将来可能会在公司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不希望变成没用的人马告诉我们,上海的社会福利比全国任何地方都高,社会福利越高,盲人的平均能力客观上会越差。“因为每个月的生活费足够人生活,很多人不出门,所以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也无所谓。”她说的也适用于除盲人以外的各类残疾人,但这种现象正在逐渐改善。
张世一担任陪跑员(右二)马立克申英,张世义,一个“暗跑团”中的听障人士,习惯于主动出击,在社会中寻求立足之地。他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了。毕业后第一次从事注射线生产三班倒,很快成为一名仪器设备调试员。干了十几年,单位最后因为效益不好倒闭了,他却不肯“躺平”。
2014年,张诗艺看到“黑暗中的对话”体验馆招聘“沉默中的对话”教练时,半是好奇半是期待地报了名,通过面试筛选,经过十天魔鬼强化训练拿到了上岗证。2016年进入玉成馆,现更名为C3M北外滩美术馆,工作至今。
“你当然可以靠最低工资生活,但那只能让你吃饱穿暖。所以很多人还是会出来打工赚更多的钱,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张世义说,他也可以活得更有尊严。
现在,他在C3M美术馆做管理员,负责仓库和采购,有时也做咖啡师。如果有聋人前来参观,也是负责现场讲解。对解说员的要求也不算太低。你需要熟悉每个藏品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点。你给大家讲解的时候,要选择重点,加上有趣的故事情节。总之,尽量引起大家的听的兴趣。“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爱好和侧重点,如何迎合别人的感受是个问题,这就需要你有很好的观察和反应能力。”
他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很满意,
“我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独立,不断充电学习新的东西来提升自己,不想成为一个没用的人。”
后记2022年,中国举办冬季残奥会。不仅如此,今年还被定为残疾人就业宣传年。或许,这将是某种转变的开始。
要真正促进残疾人就业,实现高质量就业,在进一步完善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更需要转变人们的观念,提高社会各界对残疾人就业能力和就业潜力的认识。蔡告诉我们,“大多数人只看到了残疾人群体的弱势一面,却忽视了他们的优势。在很多事情上,他们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
社会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熊爪咖啡”的流行带动了一批类似咖啡馆、餐厅的出现。“黑暗中的对话”也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工作的探索和尝试还不成熟,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与此同时,残疾人需要主动走出家门,就像马立克·申英和张诗怡一样,让社会看到他们,看到他们的能力,看到他们的需求。
来源:上海周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