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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例“安乐死”执行者:很后悔,就算给100万也不会再干

中国首例“安乐死”执行者:很后悔,就算给100万也不会再干

1986年,一位名叫蒲连生的医生实施了中国首例“安乐死”。他让重病患者有尊严地死去。当时他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错事”。然而几个月后,他被控故意杀人罪,被逮捕,在看守所待了492天,5年后被无罪释放。

多年后,蒲连生在谈及此事时表示遗憾。

1984年10月,在Xi安第三印染厂工作的王明成接到他姐姐从汉中发来的电报。他被告知,他的母亲夏病重住院,并要求他迅速返回家乡。他是个大孝子。接到电报后,他请假赶回老家。

夏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人。丈夫去世早,她一个人带大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经过多年的辛苦工作,她已经累了,并且生病了。当时她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被病魔折磨致死。

1986年,夏的病情恶化了。到了6月,她长期卧床不起,出现褥疮、下肢水肿、腹部肿胀、大小便失禁。她被折磨了很长时间。有一天,她清醒的时候,恳求儿子王明成说:“你要是心疼你妈妈,就请你让我早点死吧。我真的受不了了。”

不忍让母亲继续受苦的王明成和妹妹王晓林,从母亲的主治医生、医院住院部肝炎科主任蒲连生那里得知,治疗无望。经过深思熟虑,王明成要求蒲连生采取一些措施,让母亲死得安详,少一些痛苦。

连生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因为我国没有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如果贸然实施,可能会出问题。

6月28日上午,王明成再次纠缠蒲连生,要求为母亲“安乐死”,仍被拒绝。他还被告知,“如果你不想接受治疗,就把病人拉回来。”

“咚”的一声,王明成双膝着地,跪地痛哭,乞求蒲连生帮母亲实施“安乐死”,并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就连普生也犹豫了。病人夏,一直痛苦地呻吟,头碰在床头,又不能撒尿...虽然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但医生不是神仙,也不可能让每一个病人都起死回生。再说说“医者父母心”。他习惯了被疾病折磨的病人。他也同情病人,希望减轻他们的痛苦。

在王明诚的再三恳求下,蒲连生终于下定决心要对夏实施“安乐死”。他给夏开了一张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的处方,写明“家属要求安乐死”,并让王明成和她的姐姐在处方上签字。

6月28日夜,奄奄一息的夏痛苦地哭了一夜,整个医院的三层都弥漫着那种凄惨的哭声。6月29日凌晨,蒲连生让实习医生给夏注射复方冬眠灵,夏于凌晨5点安详离世。

为什么连生不自己注射,而是让实习生做?

首先,医院里的护士长和护士,看到药方里开的“复方冬眠灵”,是不会打起来的,因为护士都知道这个药有问题,害怕承担责任。

其实实习生是不想玩的,但是因为蒲连生威胁说不玩就要回省卫校,所以不得不玩。

如果实习生没有受到威胁,似乎只有蒲连生能注射这种药。

但是,蒲连生也不会玩。当时医院有双方责任制。如果他打电话进来,没有证明人,谁知道注射的是什么药?注射多少钱?而请别人玩,他也起到了监督的作用。

普生不敢亲自上阵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害怕。事故发生后我恐怕说不准。

真的不好说。

1986年7月初,王明成的大姐和二姐以医院已将母亲杀害为由,要求医院赔偿母亲的医疗费和丧葬费。医院断然拒绝。后来,两姐妹向公安局和检察院控告医生蒲连生故意杀人。不,弟弟王明成和妹妹王晓林也参与了。他们想撤诉,但这是公诉案件,不能撤诉。

9月20日,蒲连生被捕,一同被捕的还有王明成、王晓林和另一名医生李海华。

被抓的蒲连生问心无愧,没有负罪感,因为他与患者没有仇,同时也没有收受患者及其家属的任何贿赂或东西。他被冤枉了。当时他就想,如果在国内官司打不赢,就要去国际法庭打。他在看守所待了492天,吃了很多苦。

1991年4月,蒲连生、王明成喜讯,被判无罪。检察机关对此判决不服,提出抗诉。一年后,汉中市法院最终判决蒲连生、王明成无罪。

王明成来回在原单位上班,1998年下岗。他每月只收到230元的生活费,而他妻子的月工资还不到400元。他们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况且他们还有一个高二的儿子要养。谢天谢地,他儿子成绩不错。

王明成家立业,为了儿子的未来出去打工,没日没夜的工作,最后病倒了。

2000年11月,王明成被确诊为胃癌。他住院多日,花了很多钱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手术后家里没钱,他放弃了化疗和放疗。一年后,胃部的癌细胞扩散到肝脏,并伴有心脏病、哮喘等多种疾病。

2003年1月,病情恶化的王明成被家人送往医院治疗。然而,他痛苦万分。阎罗王已经在向他招手了,但他的家人仍然不想放弃让他活着的一点希望。当时他要花很多钱“续命”,老婆孩子到处借钱,家里已经负债累累。

王明成不想再拖累妻儿,于是想到了安乐死。他向医院提出请求,但被拒绝了。在妻儿的照顾下,心灰意冷的他也有了一些活得更久的勇气和毅力,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

今年6月,王明成痛得受不了了。吃了最大剂量的止痛药,还是没有效果。医生不得不给他注射杜冷丁。骨瘦如柴的王明成告诉医院,他是中国首例安乐死患者夏的儿子,如果有先例,希望医院认真考虑。但医院最终并没有对王明成进行“安乐死”。

2003年8月3日,王明成痛苦离世。

15年前中国首例安乐死案的另一主角蒲连生的命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蒲生虽然被判无罪,但还是被一些人当成了疯子。医院里有些人怨恨他,他的朋友都躲着他,甚至他的家人都责怪他。事业也受到了打击,收入成了问题,经济压力非常大。曾在中医院办公室卖过拖鞋凉鞋衣服。

后来蒲连生接受央视采访时,谈起往事说:“想起这些事来!我肯定后悔。想想一般人。和当年加入的人比,我比他们都差。”

事实上,有些医生为了个人利益,并不在处方上写“安乐死”,而是悄悄地做。然而,悄悄地安乐死,大量宣传,最后判处刑罚。所以,违法是必经之路。

当被问及以后会不会像他一样心软,被安乐死时,蒲连生说:“就算他们跪下来拿10万、100万,我也做不到。”

“安乐死”案后,蒲连生见过太多世面,似乎轻松了许多。他经常对别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蒲连生,已经安乐死了。”

我不知道这种自嘲有多可悲和无奈。

虽然蒲连生因为“安乐死”案受到牵连和打击很大,但他并没有否认安乐死。他说,“当我死的时候,我必须安乐死。如果我不告诉任何人,我会对别人实施安乐死,但我自己不会。那不是打自己嘴巴!安乐死是幸福的死亡,幸福的死亡,虽然现在还不是法定死亡。”

因为安乐死的复杂性,它涉及伦理、道德、法律、医学等诸多因素。,在中国乃至世界很多国家立法都不容易。

1936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安乐死协会,但直到1969年,英国议会才第一次讨论安乐死的立法问题。是否立法,一直以来都有争议。

自1994年以来,全国人大每年都收到呼吁对安乐死立法的提案。然而,时隔多年,仍未立法。

但是,也有凡事领先一步的人。

2001年,荷兰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2002年4月1日,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直到现在,只有比利时、瑞士、卢森堡等少数国家将安乐死合法化,而大多数国家对安乐死仍有争议。

然而,“安乐死”的合法化仍然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非自愿安乐死。

调查显示,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一年里,过去只有4000多名荷兰人有可能被协助安乐死,突然增加到7000人,其中40%是非自愿的。

安乐死的前提是,安乐死患者必须是自愿的,清醒的,有自主决定的意志力,死亡是对其实施的最佳选择。另外,实施安乐死应该有两个医生,主治医生和另一个医生一起实施。

正所谓“病床长前无孝子”。重病老人的子女为了生活方便,可能会和医生“商量”,让老人先行。

荷兰一些老人生活在“家属与医生勾结”的恐惧中,实际上逃到了安乐死非法的德国。可能是一种“迫害妄想症”,但人性是丑恶的。当生命垂危时,你还能相信谁?

因此,安乐死的合法化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非自愿安乐死的增加,诊断的不客观,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互不信任。

那些尊重生命和痛苦的人一直强烈反对安乐死。

你到底要不要安乐死?安乐死应该合法化吗?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话题,女人说女人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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