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陕西汉中的一个农村,一个老人的葬礼刚结束,一辆警车呼啸而来,铐上了刚刚哭得死去活来的死者儿子。
一名警察向他出示了逮捕证:“王明成,你涉嫌谋杀你的母亲夏,现依法逮捕你。”
说完,他被押上了警车。
1990年3月15日,当地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明成提起公诉。一审之后,王明诚最终于1992年二审被判无罪。
在法庭前接受采访时,明不仅没有表现出喜悦,反而面对记者的镜头说:
“我有罪,我的罪不可饶恕!”
1984年7月1日下午,正在Xi安一家印染厂工作的王明成突然接到一封电报。他的心砰砰直跳,变得紧张起来。
那时候电话很少,没有手机。我给家人写了信。只有当有大事发生时,我才会发电报。
是我姐姐王明军发来的,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电报中只有四个简短的字:
妈妈,快回来。
王明诚的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他妈把四姐妹带大的,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苦。
我母亲不到五十岁,就驼背了,两鬓斑白。
正因如此,王明成对母亲非常孝顺。看完信后,他立即向车间主任请假,登上了回汉中老家的火车,急着返回。
在路上,王明诚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他希望母亲的病只是积劳成疾,而不是不治之症。经过精心的治疗和调养,她也许能在57岁时病愈,享受儿孙绕膝的欢乐。
当他赶到母亲就医的汉中市传染病医院时,看到诊断证明,他惊呆了。上面写着几个字:“晚期肝硬化腹水”。
肝硬化腹水是肝病的严重表现,肝硬化晚期走路、呼吸都非常困难,腹胀,相当一部分肝硬化腹水最终会转为肝癌。
他母亲的脸太瘦了,他几乎一时认不出她来。
尽管母亲看到儿子进来时极力掩饰自己的痛苦,但王明成的家人知道她病情的严重性。他心如刀割,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努力不让泪水落下。
他下定决心要好好照顾母亲,让她老人家早日康复。后来他给厂领导写信请了长假,全身心投入到医院陪母亲。
为了更多的希望,王明成也四处求医,希望母亲早日康复。
那段时间,只要听说哪个地方哪个医生能治好病,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他都会去拜访。他一听说有什么有效的方子,就会赶紧要方子,让母亲服用。
经过一番努力,母亲的病情不仅没有缓解,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甚至下床走路都非常困难,所以她不得不在床上躺很长时间。
1986年5月后,由于长期卧床,王明成的母亲臀部生褥疮,腿部水肿,腹部严重肿胀,经常大小便失禁,昏迷不醒。
看到昔日精力充沛的母亲被病魔折磨致死,王明成经常背着母亲偷偷流泪。
6月6日,母亲再次陷入昏迷。无论如何,她都无法醒来。王明成和姐姐的心都凉了半截。
三天后,我妈突然醒来,从手腕上取下一对银镯子,交给王明成,说:“这是你奶奶传下来的。你应该好好珍惜它。看到它就像看到了你的母亲。”
然后她用力握着王明诚的手说:“儿子,请你放开我。我现在真的死了。”说完又晕倒了。
半个月后,我妈病情反复,有时醒,有时昏迷,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昏迷。
每当她醒来,总会重复一句话:“让我死吧,我受不了了。”
6月22日上午,主治医生蒲连生主任来查房。王明成和妹妹上前询问母亲的病情。
医生把他们叫到值班室,表情凝重地说:“你母亲的病已经到了最后一刻,治愈的希望很渺茫。奇迹很难出现。”
从值班室出来,王明成和姐姐妹妹商量,“既然我妈的病没救了,是不是该采取点措施让她老人家少受点苦?”
妹妹听后大惑不解,一时没反应过来。姐姐也有同感,很快就明白了哥哥的意思。
当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几年,一些新事物传入中国。国外关于安乐死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国人对这种模式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看到妈妈这么痛苦,姐姐默默同意了哥哥的提议。但是当他们告诉医生他们的意思时,他们被医生拒绝了。
连生摇摇头说:“不,外国医生这样做是有法可依的。他们国家有这种法律支持。即使在没有立法的国家,他们的社会对安乐死的容忍度也很高。”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通过‘安乐死’的立法。医生一旦这样做,就要承担责任,就毁了。我们医院肯定不会支持。”
6月28日上午8点35分,王明成兄妹再次来到蒲连生的办公室。见四周无人,兄妹俩一屁股蹲下,给蒲连生跪下:“求求你,蒲博士。”
王明成也从怀里掏出一张A4纸,说:“蒲博士,这是免责声明。请看一看。”
连生接过来一看,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我们愿意让医生采取措施,对其母亲夏实施安乐死,这与医生无关。夏之子王明成、女儿与王,1986年6月28日电”。
蒲连生看到免责声明后,沉思良久,点了点头。他决定帮助他们,让这位已经被下达“病危通知书”的老人尽快结束痛苦。
虽然在职业生涯中已经看惯了病人被折磨的场景,但还是被病人夏在痛苦中的绝望和王明成兄妹的孝心所感动。
于是,蒲连生在当天11点15分开了一张处方,上面只有一种药“复方冬眠灵”,剂量是100毫克。
“复方冬眠灵”是儿科临床常用的镇静药物。一次最大注射剂量不能超过50毫克,对正常成年人的致死量是600到800毫克。然而,夏长期患病,器官衰竭,抵抗力下降,虽然剂量很小,却足以置她于死地。
普生当然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他特意在处方上用红笔写了“家属要求安乐死”几个字,还让家属代表王明成在处方上签了名。
30%的注射护士看到处方后,害怕受到牵连,不敢执行处方。
蒲连生还指派医学院实习学生蔡某、齐某给注射。没想到,蔡某和齐某都不敢实施。后来,蒲连生的指示失败了,夏被注射了复合冬眠灵。
下班后,蒲连生对值班医生李说:“如果夏12点还不行(他还没死),再给他打一针(复方冬眠灵)”。
下午13时15分,在王明成及其姐姐两次催促下,值班医生李开出复方冬眠灵100毫克,由值班护士赵注射。
6月29日凌晨5点,夏在相对体面的昏睡中离开了人世。
多亏了医生的帮助,夏在死亡期间少受了些痛苦。王明成虽然因为母亲的离去而异常难过,但因为母亲终于释怀了,他也感到释然。
夏死后,王明成的大姐和二姐很快得知真相,前往医院,想让医院赔偿部分医药费和丧葬费,但遭到医院拒绝。他们随后向警方举报了浦连生主任,警方随即决定逮捕他。
到了这个地步,明-王乘自然也脱不了干系。
1990年3月,当地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明成、蒲连生提起公诉。当地法院立即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1991年4月6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宣告被告人蒲连生、王明成无罪。宣判后,检察院提出抗诉。蒲连生、王明成认为自己无罪,而非判决书中所说的“罪行轻微”,因此也决定上诉。
1992年3月25日,经二审,当地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法院无罪释放的依据是:
母亲夏的主要死因是肝性脑病。她两次注射的复方冬眠灵总量只有175 mg,剂量还在正常范围内,患者在第二次注射后14小时才死亡,所以这次注射只是加深了患者的昏迷,并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
王明诚的母亲夏在弥留之际,为了减轻她在死亡过程中的痛苦,恳请医生蒲连生为其实施。两人情节明显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
因此,蒲连生、王明成被判无罪。
即使在一些安乐死合法化的西方国家,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也构成了故意杀人,因为安乐死有一个前提,就是需要他们的书面同意。
王的母亲虽然说她“不想活了”,但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证据,只能认定为杀人。
所以后来,王明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当他被宣告无罪时,他在记者面前说:
“我有罪。”
王明诚获释后,“帮母亲安乐死”的尘埃落定,生活一度恢复正常,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谁也没想到的是,11年后,他再次走上了“安乐死”的前台,成为舆论焦点。
2000年11月,王明成被确诊为胃癌,随即接受了手术。两年后,他的病情再次恶化,癌细胞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2003年1月7日,他再次住院。他被疾病折磨得如此痛苦,以至于他恳求医生把它交给他。安乐死 # 34;。
在病床上被折磨了半年左右,王明成多次要求医院对自己实施安乐死,但无果。没有医院敢再招惹是非,只能拒绝。即使王明成通过媒体呼吁“安乐死”,但医院仍然以国家没有立法为由再次拒绝。
2003年8月3日凌晨3点半,王明成痛苦地停止了呼吸。
王明诚走了,但是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并没有停止。
网民分成态度鲜明的两大阵营,一部分完全赞成,一部分坚决反对。
「安乐死」到底是什么?
#34;安乐死 # 34;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 # 34;幸福 # 34;死硬。它包括两个实际意义,一个是幸福的无痛死亡,一个是无痛死亡。我们通常所说的语境是第二种。
什么情况下可以实施安乐死?
一般来说,病人患的是不治之症,生命垂危。由于极度的肉体痛苦,他正遭受着极度的精神痛苦。在患者及其直系亲属的要求下,经医生同意,采用人道的方法,使患者在无痛状态下结束生命。
西方的教会一直反对安乐死。他们相信人的生命是神灵赋予的,人的死亡是上帝决定的,他们无权剥夺自己。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安乐死的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20世纪30年代,英美等国开始成立致力于自愿安乐死合法化的组织。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丹麦、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出现了自愿安乐死协会。
这些非政府组织决心追求的目标是使安乐死合法化。
2002年,荷兰“安乐死合法化”法案生效,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虽然目前安乐死在许多国家还没有合法化,但人们对这种给予危重和不治之症患者以死亡的权利和自由以摆脱残酷的痛苦和折磨的做法,表示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并觉得这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民众中支持安乐死的呼声也在高涨。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们还健康的时候立下了遗嘱,表示愿意在必要的时候选择安乐死。
当我们看到王明成身患癌症骨瘦如柴的身体和一脸的惨相,回想起当年他母亲的遭遇,是否能对安乐死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对一个有权掌控自己命运的正常人来说,生下何欢,无痛苦的死去,有尊严的离开,不是一种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