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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出停滞与回流困难:来自一个广东传统侨乡的移民情况调查

移出停滞与回流困难:来自一个广东传统侨乡的移民情况调查

彭伟步骤

广东是中国最大的侨乡。华侨的祖籍遍布广东,华侨的特点是家风和地方重点。比如泰国、老挝、柬埔寨等海外华人主要来自潮汕地区。北美和南美的华侨主要来自广东武义,即台山、鹤山、新会、开平、恩平等地。当年主要是以契约劳工或者“卖猪仔”的形式去北美做矿工,修铁路。广东客家人在非洲和东南亚定居,如在新马挖锡矿、割橡胶。因此,广东华侨在海外形成了三大会馆:潮洲会馆、赵广会馆和客家会馆。

本文以广东省五邑地区的海外移民为研究对象,探讨广东乃至全国华侨华人的移民心理和移民困境。希望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更深入地了解海外华人及其家庭的信息接触、移民意愿和当地文化底蕴,为侨务工作提供启示,帮助国内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海外华人的文化和社会结构。

广东省向巧信宜镇龙镇老街

广东侨乡的社会结构与地方传统

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有6000多万,其中广东籍有2000多万。来自广东的海外华人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很多国家都有潮州会馆。这个社团组织在传承中华文化、传播潮汕文化、凝聚华人力量、增进华人社会共识、解决华人社会内部矛盾、增强与当地政府对话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广东面朝大海,靠近港澳,受近代港澳殖民地思想的影响,加上家乡的贫穷落后,仅仅靠出租地主的土地已经无法维持一家的生计。与此同时,大量广东人跟随传教士南来北往,增长见识,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些随传教士赴海外的早期华侨,可以说是近代广东第一批受西方文化洗礼而移民海外的华侨。他们在海外经过一番打拼,扎下了根,然后回到家乡带走了一部分同乡,从而形成了宗族式的、同乡互助的现象,构筑了广东侨乡整个宗族和青年移民海外的历史。

广东早期华侨白手起家,努力致富,为发展当地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来自广东惠阳的大马叶亚来,就是吉隆坡开埠的功臣。讲粤语的广府人从马来西亚巴生河口上岸,逐渐在吉隆坡各地登陆,不仅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空间,也促进了吉隆坡乃至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广府人扎根巴生、吉隆坡等地,逐渐形成宗族式、同乡聚在一起的形象,按照宗族风格修建祠堂、书院,以壮大宗族实力,增强生存发展能力,形成侨帮现象。

1955年,一名中国妇女在马来亚吉隆坡郊区新建的房子外粉刷墙壁。

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广东人生活在多山少地的环境中。土地被地主占有,耕地稀缺。但人口多,租佃重,广东人不得不放眼外面的世界。

同时,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西方殖民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占土地,掠夺财富,需要大量人口开垦土地,为西方殖民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其他工业矿产。广东人,人多地少,能吃苦耐劳,成为西方殖民国家引进殖民地的首选。

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盛产锡矿。为了开采这些金属,在缺乏现代机械的时代,只有人力才能开采。于是,荷兰殖民政府通过中介和协助,以哄骗和胁迫的手段,将梅州的客家人引入邦加,为荷兰殖民者开采锡矿。许多客家人因为多年的辛勤工作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因为疾病而悲惨地死去。即便如此,海外充满了淘金机会和工作机会,仍然吸引着想发财的客家人代际移民,从事各种艰苦的工作,以获得发展机会,养活国内的亲人。

广东侨乡的经济作物不多。农民一般从事水稻、甘蔗、柑橘和其他作物的生产。一年四季,他们努力工作,却喂不饱肚子。有时,遇到干旱,地主们急缺粮食,农民们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孩子来换钱支付地租。工作机会的稀缺和残酷剥削的盛行,促使广东华侨村的人们不再愿意为地主做牛做马。他们宁愿背负沉重的贷款,甚至签订卖身契,出国谋生。从此,他们踏上了移民之路。这种移民方式贯穿了广东近代移民史。

几千年的农耕文化造就了农民群居的生活方式,壮大了宗族势力。只有依靠宗族势力,个人才能有更大的话语权,寻求利益的保护。因此,宗族势力介入公共生活,甚至进入个人空房间,强化了海外同姓宗族势力强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在同姓的帮助和同村的保护下,村落的规章制度深入人心,促使广东华侨村落的移民组成同姓群体,建立同姓宗族协会,逐步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一方面,它制约着每个个体的行为以符合氏族的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宗族的力量加强宗族在中国社会的话语权和竞争力。如笔者走访的广东下陆村,赵姓占多数,在纽约成立“赵氏宗亲会”,弘扬赵氏文化传统,建立经济互助体系。

1949年后,广东移民海外的人数减少,国家也禁止各种非法偷渡,但移民现象依然存在。改革开放后,国家重新建立了移民相关制度。广东华侨村的人,或利用海外亲戚,或申请海外工作机会,或申请移民定居。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另一波移民潮出现了。

家庭成员的婚姻移民和连锁移民

1949年后,由于基本遏制了向外移民,华侨与国内亲属的联系并不顺畅。移民的华侨由村里媒人撮合,与村里姑娘结婚的方式中断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后,国家放宽移民制度,早期移民的华侨紧急回乡寻找未婚少女结婚,以增加海外家庭的劳动力,甚至为其生儿育女,以传宗接代。这时,大量移民以婚姻的方式出现。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大量华侨女孩嫁给了华侨,在国外谋生,为原籍家庭提供收入。一旦在海外站稳脚跟,回国后会带其他家庭成员出国,或者在海外提供合法证件帮助家庭成员移民,从而形成家庭内部的支持机制。

广东省江门市开平的碉楼与村落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侨乡人民的收入来源和经济收入非常有限,生活水平低,就业机会少。嫁给华侨是许多家庭和女孩的愿望,也是一个荣誉问题。许多家庭通过嫁给华侨获得改善家庭经济条件的机会,而女孩也通过这种婚姻方式实现了“结婚”的愿望和留学的目的。

比如,笔者选择了两个村进行入户调查——下陆村和文楼村。村民移民就是通过婚姻成功定居海外,通过各种亲属关系帮助其他亲属移民海外。夏露有4050人,1100户,其中70-80%的人姓赵。前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心的祖先就来自这个村子。这个村子里姓赵的村民自称是南宋皇族的后裔。当他们的祖先被元军追击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这个村子里定居下来,从此繁荣昌盛。村民主要以种植甘蔗和养鱼为生。这个村庄的村民人数接近4000名移民海外的华侨,表明这个村庄的村民热衷于移民。

文村有村民4000人,1180户,其中姓吴的占多数,但海外有8000多人,村民只占移居海外华侨的一半。这也反映了该村村民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移民热潮。移民的方式第一种是结婚,第二种是亲戚帮忙,也就是成功移民海外的女生在国内为父母申请绿卡,然后父母为其他孩子申请移民。也有女生因为其他原因申请兄弟姐妹移民海外。

据笔者了解,80年代移民海外的女生基本都是采用这种婚姻。有的姑娘嫁给厨师,帮老公干活,通过努力,开小餐馆。有的女生和老公一天打1-3份工,过着艰苦的生活。一些幸运的女孩嫁给做生意的华侨,成为杂货店的老板娘。由于国内和国外生活水平差距明显,嫁到国外是一个家庭和一个女孩的荣耀,也是很多家庭改善家庭经济的重要途径。当然也有女生因为信息不畅被媒人骗了。那些嫁到国外的男生,对已婚家庭的真实经济条件了解不多,甚至还会嫁给一些上了年纪的华侨。他们出国后才发现真实情况,突然后悔了。然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们只能将就生活,接受现实。

不管从事什么职业,这些海外华裔女孩都走过了艰辛的岁月。最后,他们经过岁月的洗礼,开出了灿烂的生命之花,逐渐改善了生活,把下一代培养成了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个人的夙愿。

对教育的大量投资和后代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在入户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80、90年代移民的乡亲们都很舍得花钱养孩子,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比如下陆村一个姓赵的女儿,不仅用双手改善了生活环境,还把父母接到美国生活,培养了一个博士和一个本科生。只是这对姓赵的夫妇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选择在家乡安度晚年,放弃了绿卡。他告诉笔者,美国绿卡对他没有任何用处,他依然选择在家乡生活。文村一位80岁的老太太被儿子带到美国生活。在美国生活三年后,她选择回国,放弃绿卡,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她的儿子雇了一个保姆来照顾她的日常生活。

在美国,人才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移民虽然可以凭借自身的勤奋获得改善生活的机会,但由于文化和学历的欠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这种情况迫使移民思考如何改变自己较低的地位,挤进上流社会,或者至少离开自己不得不日夜工作以赚取生活收入的环境。他们希望后代不要重蹈覆辙,能够出人头地,开始新的生活。

据笔者调查,移民海外的乡亲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自己一样受文盲之苦,所以非常重视教育,在孩子身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所以很多出生在海外的孩子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的甚至毕业于耶鲁大学等名校。有的孩子更厉害,拿到了博士学位,达到了向上流动的目的。

在海外华人看来,教育是改变家庭命运和孩子未来的唯一途径。所以,只要孩子愿意读书,他们就会倾其所有,他们要支持孩子上学。“一切低人一等,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移民的骨髓。他们为孩子的成绩感到骄傲,也向别人炫耀孩子的成绩和在名牌大学的深造。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移民家庭在提到自己的孙子甚至曾孙的学习情况以及在名牌大学的成绩时,都会有一种孩子终于登顶的欣慰感。

据笔者调查,移民家庭一般都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所以开垦荒地的牛的作用和为后代鞠躬尽瘁的牛都死了的情况很多。

信息的流动和新媒体的使用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本土文化和中国认知。

从沟通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拥有多少信息会影响他的财富生产率。那么,移民是否会通过接触新媒体获得更多的信息,从而增强与外界互动的渠道,通过了解外界,敏锐感知外界动态,获得更多的致富信息?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信息流与新媒体的接触有助于改善用户的信息环境,但并不能帮助用户致富。移民很少使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浏览信息。相反,他们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与仍在中国的亲人通话。某种程度上,社交媒体只是降低与亲人通话成本、增进感情的工具,并没有与财富生产形成紧密的关系。新一代中国人经常使用脸书、推特、油管等社交媒体浏览美食、旅游等信息,但他们对当地的政治生态漠不关心。这说明第一代移民并没有因为社交媒体的使用而改变当地的文化,也没有增强自己的致富能力。笔者的调查表明,他们并没有受到当地媒体对中国负面报道的影响,而是改变了对中国的认知。这可能与他们缺乏闲暇时间、不懂英语和当地语言,或者使用当地语言的能力有限密切相关。然而,对于出生在国外的新一代华人来说,由于缺乏母语教育,他们不积极参加华人社团,对中国的感情也远不如第一代,感情正在消退。

亭尾华侨近代建筑(美嘉大屋)

虽然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使用并没有给移民提供太多的致富信息,但有助于他们不生活在信息孤岛中,不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落伍。他们也从社交媒体上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例如,通过与他们在中国的亲戚交谈,他们了解中国的发展和农村的进步。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位姓赵的华侨家属拥有一处约200平方米的宅基地,包括正房和杂物间,院子约100平方米。干净整洁的环境,舒适的居住,比城市居民不知要好多少倍。他们的生活环境也让笔者羡慕。也许是侨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变了80年代的落后景象。很多移居海外的华侨有回国的想法,但又担心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适应不了国内的环境,无法与人竞争。有些人看到家乡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感到惋惜,但世事难料。当年他们选择移民海外定居,却没想到30多年后的中国有如此大的变化和进步。他们回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却受到很多原因的阻碍,这既说明国家的发展吸引了他们,也说明中国目前接受华侨回国的一些政策影响了海外移民的回国。海外华人想要回流的现象说明,要得到海外华人的支持和拥护,还是一个发展的问题。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海外华人羡慕中国的生活环境,对中国基本没有负面印象。一些新生代回国后能够接受农村的生活环境,既说明农村环境得到了有效的营造,也说明海外生活并没有减少第一代移民心中对中国和当地文化的感情。只要中国能切实维护他们的海外权益,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帮助他们反对种族歧视,他们就会在国内外支持中国政府。我们有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

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进步显著,目前海外华人女孩移民的意愿大大降低,甚至没有女孩愿意嫁到海外。据下陆村书记说,十个女孩可能就有一个愿意通过婚姻生活在海外,这和八九十年代的情况大不相同。村支书说,当年女孩子想要的,比如改善经济条件,现在基本都能实现,甚至得到的东西比过去还多。而且女孩家庭的经济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善,所以“结婚”和牺牲自己命运来改善家庭环境的社会背景不复存在。另外,现在的女生都是有文化有主见的,更不愿意嫁给一个不认识的老公。由于经济环境大大改善,父母不愿意把女儿嫁到远方,女孩通过婚姻移民的现象萎缩得非常严重。

“再中国化”的可能性

随着中国的发展,许多海外华人社区出现了“再中国化”的现象。这是基于一种移民现象,这种现象是追求利润和当地文化的混合物。很多中国人移民海外,但是社会背景让他们无法在海外感受到安全感,所以他们不得不建造文化长城来保护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

文化之痛,精神之悬空始终困扰着他们的精神生活。过去,为了良好的物质生活环境,他们不得不忍受文化冲突带来的精神伤害。但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侨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导致很多华侨不再愿意为了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牺牲精神生活,从而产生了回国的想法。然而,这种“再中国化”现象在身份转换的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国籍回归的现实问题,同时还会制造新的国际政治问题,甚至引发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应。“再中国化”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现象。

海外侨胞有6000多万,中国不可能全部接纳,现实也不允许中国采取这样的政策。然而,移民的全球化趋势和引进人力资本的愿望迫使中国政府敞开大门接受移民,“再中国化”现象使中国陷入两难境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人口数十年的萎缩,这种“再中国化”有可能成为现实。

(作者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暨南大学建设中国社区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疫情时期海外华文媒体建构海外华人社区意识的研究”[项目编号:2001]的阶段性成果。:20VMZ003】。)

编辑:顾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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