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纳小秋
一个周末的早上,我突然接到一个日本公司的电话。负责人提醒我明天来办理相关手续时别忘了带印章。在花了几个小时试图找出是最后一个印章被使用还是几年前的印章失效后,我意识到重做是不可避免的。幸运的是,两站外有一家海豹之家也在周末营业。交了700日元(约合人民币41元),等了10分钟,一个刻有我中国姓氏的简单印章就完成了。第二天到了营业厅,另一个不一样的员工看到我拿出印章,笑着说,你真细心。其实为了顺应社会各界废除印章的呼声,我们现在只要签字就可以完成手续。在类似“一切都来了”的心态下,我还是选择了盖章,挺辛苦的。即使我知道单凭这种力量大概永远无法摧毁一个公司或者整个日本社会的强大官僚机构。
或许正是因为像这样复杂的程序引发的抱怨聚集到一定程度,连日本政府都很难坐视不管。去年9月被任命为“行政改革部长”后,河野太郎将废除不必要的行政程序作为其主要政策。其中,封印成了重中之重。在上任一个月后的记者会上,他宣布政府计划废除约1.5万项需要打印的行政程序。然而,在这项改革的真正效果被公众感知之前,他收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声音。当然,印章行业的强势反弹是意料之中的,而来自企事业单位等本该是这一政策受益者的人群的不满则有些出乎意料。互联网时代的封印作为“过时”的存在依然顽强,这大概是日本科技产业整体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脱离线性进步的观点,也许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一个社会中大大小小的技术和各种工具的现实存在和发展。
权力与管理:日本印章简史
光武帝呈上“汉奴王”的金印和印章。
像许多其他器皿或系统一样,日本印章文化来自亚洲和欧洲。今天可以确认的最早的海豹诞生于6000多年前的中东。但此后,对日本更直接的影响主要来自中原。中国的原生印章文化起源于战国时期,而日本现存最早的印章是公元57年汉光武帝赠送的“韩伟奴王”金印。虽然在今天的福冈县出土的这件国宝的真实性仍有争议,但它被“赠予”的态度无疑隐含着一种原“先动”国对“后动”国的权力态度。日本直到7、8世纪才真正开始系统地吸收篆刻文化。701年,以隋唐为范本的政权正式规定了公文中公章的使用。而一些特权高官也被赋予了刻“私章”的特权。
但很快,日本的“民族文化”开始兴起。就像楷书汉字逐渐被草书日文假名所取代一样,在文件上加盖汉字的行为被“花押”所掩盖,而“花押”侧重于图形和符号。印章文化的复兴要等到镰仓幕府时代,宋元文人印章作为伴随禅宗而来的书画附属品,开始非常流行。但无论如何发展,日本中部的印章普遍流传的范围非常有限。基本上和老百姓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此时,作为外部最早的高等文明象征的印章,演变成了内部更高阶层的权力代表。
印章的使用在江户时代开始大规模渗透到民间,其背后有两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首先,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幕府着重于西方基督教的传播。政府要求人们在基层管理机构登记身份,并签署无信仰协议。在识字率还低的时候,用简单的印章代替签署文件。其次,在近400年大体和平的环境下,日本国内的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每一笔交易都需要参与者的“信用”保证。在当地行政单位登记的个人印章成为最佳对策。同时,公认印准确掌握的每一笔交易细节,也为幕府的收税提供了最大的保障。
正如许多历史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被称为日本“现代化起点”的明治维新实际上继承了江户时代的许多遗产。这一论断在印章中也是正确的。1873年,新政府将以前盛行的交易中的雕刻要求合法化。伪造或盗用他人印章的处罚几乎和判例一样。还有一个有趣的点是,1885年,日本现代内阁制度正式确立。在签署政策文件时,每个内阁成员都需要提供自己的花笺,而不是印章。这个习惯延续至今。通过与普通人名字的分化,现代官僚所享有的特殊社会地位和权力,又一次体现在了“压费”这个小小的举动上。
印章制度的“异化”
其实早在明治时期,关于印章是否过时的讨论就已经发生了。如前所述,印章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它可以解决人们识字率低所带来的各种手续上的问题。但在教育率大幅提高的明治时代,其合理性却丧失了一大半。再者,通过签名验证身份的做法早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习惯,这也给了主张全面西化的人废除印章的重要借口。然而,在反对派保护传统文化的“软”观点和“硬”印章业利益的支撑下,签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获得了几乎接近印章的法律效力,更谈不上完全取代后者。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路径依赖”导致的制度异化愈演愈烈。
面对传统印章的废除,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开始推出更多设计的印章来吸引消费者。图为成山博文馆推出的人气猫印系列。来源:oricon新闻
河野大臣宣布将取消1万多项需要盖章的手续,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两件事。第一,到目前为止至少有这么多环节没有盖章是无法完成的。其次,它们根本没有必要。在当今的日本社会,海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印章叫“真印章”。他们需要在当地政府的相关窗口注册,拥有完整的法律地位。在房产交易、继承等场合,这些印章是必不可少的。另一种就是所谓的“认印”。实际上,这个未注册的印章只代表“我对上述事项很熟悉”,根本没有司法功能。事实上,如果你的名字并不罕见或者你不着急,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日本版的“二元超市”里以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个速溶印章。毕竟只有“佐藤”或“高桥”等姓氏才刻在“承认”印章上。于是,日本的印章文化陷入了“人人可证,无人可证”的尴尬境地。
当印章本身已经从一种“手段”变成了一种“目的”,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特殊使用规则更是让人皱眉。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一位日本银行巨头的前员工曾经爆料。公司盖章的时候有个规定,印章不能保持直立,要稍微向上级的印章倾斜,一般在他的左侧,以示尊重。此外,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在家工作,外部谈判和内部沟通都可以通过网络远程进行。而日本公司很多员工每周至少要去公司一次,因为要在实体纸张上完成“打印”这一步,这是网络无法替代的。正是这些本末倒置的行为,让人们对海豹的批判达到高潮。网上甚至有一些叫“海豹警察”的团体。就像早些时候日本紧急状态下出现的“自我约束警察”,每当有人稍微放松一下口罩,透透气的时候,这些“海豹警察”每当发现一些企业还在要求员工打印新闻的时候,就会去他们的窝里,把“造成日本经济停滞”之类的大帽子戴在头上。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菅直人政府推出的改革尝试具有了很强的合法性。根据NHK的一项计算,取消邮票后,公共机构向每一位市民提供的服务平均可以节省至少10分钟。伴随的电子化一年可以节省3000万日元。
社会文化中的“嵌入”技术
在“荣誉与荣誉”的旗帜下,河野大臣和菅直人政府似乎在海豹突击队的猛攻中展示了他们的决心和执行力。然而,正如社会学家经常提到的“嵌入性”概念所暗示的那样,印章的“技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相应的社会文化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不禁要打个问号,不考虑这些现实问题而推的政策能有多大效果。与印章既定利益集团接触的一个例子是,日本国会中有一个“守护日本印章制度文化”的议员联盟。与密封行业各企业组成的团体——全国密封行业协会关系密切。该组织可以比作美国国会的游说团体,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成员之一是IT政策部长竹本直树,他旨在推动电子化的进步。虽然他一直强调印章文化和电子化并不矛盾,但在政府废除印章的强硬态度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退出这个议会联盟。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取消印章的抱怨,也来自于这一政策的逻辑受益者。据日媒报道,不少企业表示,虽然减少需要盖章的交易环节确实减轻了员工的负担,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财经杂志《周刊东洋经济》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很有启发性的报道。报告作者指出,废除印章的正面效应基本上是公司内部的,而其负面效应则是公司在与外部企业打交道时产生的。再者,问题的核心在于日本的宏观产业结构。虽然一些人人都能叫得出名字的大公司影响着经济活动和社会舆论,但从数量上看,日本企业90%以上还是中小企业。他们无疑不太愿意改造包括无纸化办公在内的技术。笔者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数据:在以大企业为主参与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中,97.8%的会员企业已经完全实现了远程办公环境准备。相比之下,50-300人的企业远程办公导入率仅为28.2%,而50人以下的小公司仅为14.4%。换句话说,也许我们为了弥补“一个大公司的员工通勤一个小时,然后走到五楼以上的副总裁办公室,只为了盖一个章”的场景,是很离谱的。但如果换成“住宿舍的下属走到宿舍旁边的公司,在工作站把合同交给自己旁边的总裁让他过目”,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小公司没有动力推行包括废除印章在内的信息化办公了。
报告作者进一步指出,海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陷入泥潭的日本经济的替罪羊。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几乎每十年都会有一次对印章文化的大批判。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封印依然牢牢存在。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印章本身,而在于其背后潜伏的官僚作风。另一方面,认为废除国玺就能实现彻底的经济转型是完全行不通的。这让人想起了Zoom视频会议,因为在疫情开始时,有很多日本公司询问哪个分屏是“顶座”。这个可笑的现实说明,技术再“先进”,如果企业的结构和文化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也不太可能带来改变。
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传真机。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日本保健中心仍然使用传真相互沟通和报告疾病的消息着实震惊了世界。几乎与此同时,一条新闻是日本超级计算机“福月”的性能排名世界第一。两者的对比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是技术本身的“马赛克”。事实上,河野大臣曾经说过,在封印之后,下一步要废除的是在公共服务中广泛使用的传真机。但这份声明在发布后不久就被收回了。以报病为例。如果要对系统进行全面升级,需要整合大型公立医院、小型社区诊所、卫生部门等几个异构环节。然而,战后的日本政府无疑缺乏相应的资金、权力或法律原则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欧美国家发生的几起黑客攻击导致患者信息丢失的案例,让日本民众和医生的更新意愿大打折扣。如果真的有可能把电脑导入每一个诊所,那么全世界的医生看似共享的难以辨认的“字迹”如何兼容网络系统,可能又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由东京制造商设计的以“河野太郎”为主题的印章。在间接传达不满的同时,把这股“逆风”变成了宣传海豹文化的契机。来源:东京海豹协作组合。
但就像日本的海豹产业一样顽固,它也意识到了变革必将到来的危机感。幸运的是,从业者似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担心。一方面,之前提到的一定数量的需要盖章的手续依然保留,既包括房屋销售的强制性规定,也包括带有纪念色彩的结婚申请的可选环节。更重要的是,掘印这个工具的积极文化维度,从很久以前就被从业者铺好了。例如,东京的海豹之家发起了一个名称印章设计大赛。竞赛的主题被讽刺地命名为“河野太郎”。最后,23名工匠展示了77个不重复的设计,向大家展示了手工雕刻印章的魅力。事实上,河野大臣在宣布废除印章后不久,就在推特上发表了自己收藏的字画版画。所以,他所采取的,其实和上一篇文章中IT政策部长的立场是一样的,那就是网络化和海豹文化并不矛盾。另一方面,无论是日本各旅游点作为保留项目的“邮票接力”,还是近年来越来越风靡全球的日本手记文化中的装饰性邮票,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政策带来的损失。
印章也随着近两年的日本文具热风靡全球。图为著名账户店旅行者工厂的印章产品。来源:公司官方推特
总之,无论传真机、印章还是超级计算机,任何技术都不是“客观地”在发挥推动人类进步的作用。他们周围的社会和文化维度是一项技术能否发挥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参考资料:
富田诚一,“日本人”,大乔社会,1997年
编辑:诸樊
校对:张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