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孙玲从她在布鲁克林的卧室出发，一头扎进地铁。一个小时后，她出现在繁忙的曼哈顿街道上，她的最终目的地是切尔西第八大道上的谷歌办公楼。
目前，孙玲是EPAM系统公司的一名程序员，负责该公司的谷歌合作业务。她的办公室位于谷歌纽约总部。当十年前被问及是否曾经想象过有一天可以和世界顶级程序员一起工作时，她坦言，“即使是一年前，我也从未想象过现在在Google工作！”
在家里与孙玲的家人合影。
孙玲来自湖南娄底的一个农村家庭。他的父亲曾经是个木匠，后来在机械化的过程中被淘汰了。他妈妈会踩缝纫机，他却在农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家里处境艰难。孙玲的哥哥和她在同一个年级。小学毕业后，弟弟宁愿跪在雪地里也不愿上初中。没有人能说服她。虽然孙玲心里想继续读书，但她父亲看到了她哥哥对读书的抵触，和她一起休学。
休学后，她跟着叔叔学了三个月的美发。第一次理发就断了，她没有兴趣继续学下去，只好放弃。之后，她带着锄头回家和父母一起干农活。种田每天都要消耗很多体力，所以她还是想回学校。一年后，在孙玲的要求下，她的父母同意她复学，她考上了全县排名第三的高中。
孙玲(第一排左四)的高中毕业照。
在孙玲长大的村子里，他读完高中就已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上大学的人就更少了。初中和高中毕业后，大部分人都会和亲戚朋友出去打工或者做一些小生意。孙玲的父亲觉得“读那么多书没用，读完初中就好了！”在她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传统农民思想”。
在我家乡孙玲的田野里，几个孩子正在玩耍。
那年八月，正是水稻收获的繁忙季节，孙玲因为帮忙种田而错过了上学的日子。她有点渴望在这个城市学习。公立中学因为错过入学而无法上学，家里人只好帮她在县城找了一所私立高中勉强入学。那个高中主要接收高考复读的学生，师资水平参差不齐。“他们读的都是死书”。
2009年6月，孙玲是高考大军中不起眼的一员。最终，她以399分的成绩在全校新生中名列第一。即便如此，她还是达不到二本分数线。当她回忆起十年前的高考时，“那时候我并不觉得紧张，也没有意识到高考有多重要。高中的时候，我处于抑郁状态，只想早点考完试，好放松一下。虽然我看的很认真，但是书读的不好，我也尽力考了。还有很多问题无法回答。”
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她在表姐的介绍下，去了深圳一家工厂打工。
孙玲正在他家乡的池塘边钓鱼。
装配线工人
2009年7月21日，孙玲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和一个同学到达深圳西站，坐了14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下了火车后，她又坐了公交车。曾几何时，她只在电视上看到深圳的高楼大厦活在眼前。然而，因为晕车，她无意观察窗外的城市景观。最后，她昏昏沉沉地去了表姐工作的工厂。
孙玲起初在一家电池厂工作，负责测试电池的正负极。她被分到夜班，只好强行反转生物钟。工厂环境封闭，连个窗户也没有。很多时候，人们对黑夜和黎明的变化浑然不觉。
在19岁的孙玲眼里，工厂就像一个巨大的齿轮，不停地转动。每天12个小时反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她确信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现实和想象完全不同。那时候生活极其单调，没有什么价值感。一切都在她自己的外面，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自学之路
孙玲想起了电脑。高考结束后的暑假，某软件培训机构在学校推广七天免费夏令营。她当时对“电脑”没有概念。“私立高中根本没有计算机课。印象中只去过两三次网吧，当时对电脑一窍不通”。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孙玲报了名。具体过程她记不清楚了。她只记得在PPT演示的最后一天，“感觉电脑很神奇，能做出这么漂亮的东西”。
闲暇之余，她开始咨询培训机构进行软件培训。敲定最合适的课程后，2010年5月，她用仅有的2300元月薪攒够了第一期8000元学费，从工厂辞职。
接下来的500个日日夜夜是孙玲漫长的“休眠期”。她从深圳龙华工厂来到福田区读书。两个培训机构，三个软件课程，三份勉强糊口的零工，一张额度3000元的信用卡，几乎构成了孙玲一年来的全部生活。
2012年公司成立，她去了广州长隆欢乐世界。
当孙玲提到他当时的生活时，似乎他的满足大于他的抱怨。“我的生活比在工厂时充实多了，我每天都在学习。当时觉得学习可以改变现状，给我更多的选择”。在她经济紧缺的时候，父亲默默帮她交了培训机构的首付学费；那个陪她坐14小时绿皮车去深圳的朋友，那些年做了不少销售，经常请她吃大餐。
在孙玲完成培训并成功毕业后，2011年，她在IT行业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与政府合作的科技公司。她负责计算深圳公务员的工资，月薪4000元。为了省钱，她和高中同学在郊区合租了一个房间，房租每月400元。
从高中毕业开始，她心中就有一个“白领梦”，希望能有一台自己的电脑，在一间装有windows的办公室里工作。那一次，她终于体会到了，和电脑打交道，周末休假，有稳定的工资，这些都符合她梦寐以求的工作预期。
当他第一次走进办公室，坐在电脑对面，看着自己映在屏幕上的脸时，孙玲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车间流水线上了，他的生活慢慢开始步入正轨。这两年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打开一个新世界
孙玲正躺在草坪上复习雅思。
2014年对孙玲来说有点特殊。那一年，世界高速呈现在她面前。回想2014年，孙玲大概有一种“打了一场漂亮仗”的感觉。他三番两次自考中了，跳槽后工资翻倍。下班后，他玩飞盘，学英语，坚持跑步。在这些过程中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安顿下来后，孙玲想温习一下自己的学历。首先，她参加了Xi交通大学计算机专业的远程教育课程，并获得了大专文凭。后来她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利用周末的时间学习完成了深圳大学的本科。边工作边学习几乎可以说是孙玲的生活常态。无论经济拮据还是富裕，在孙玲求学的磕磕绊绊之路从未中断。
2016年，孙玲(左二)在深圳参加飞盘比赛。
2014年6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孙玲成为了一个英国慈善活动的志愿者，在现场认识了外国主持人，并被拉进了一个团体。小组中的人向孙玲介绍了飞盘的知识，这逐渐使她对玩飞盘产生了兴趣。
索尼娅，孙玲的好朋友，和她一起玩飞盘，交换了她的鞋子。
在业余时间，她开始到处参加飞盘比赛，以比赛的名义在中国各个城市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玩，交了很多朋友。在孙玲看来，“我身边的人英语都很流利，都很优秀，都有不一般的经历，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与他们相比，我感到自卑。”
玩飞盘的孙玲朋友遇到了台湾的姐妹凯(右一)和阿达。
2016年圣诞节，朋友带她去聚会。几杯酒下肚，大家越聊越多。孙玲拿出一张小卡片，在上面写下“我希望我能在国外工作或生活一年”，然后把卡片挂在圣诞树上。“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可以去国外练习英语，也想多经历，增加人生阅历。”
这是一则平淡无奇的招聘广告。美国一所学校招收程序员在美国带薪实习，学习期八到九个月，实习期一年。需要工作经验，本科学历，一定的英语水平，学费和首付生活费。孙玲的招聘网站上有数不清的信息，她没有错过这一条。
孙玲决定试一试，“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我真想抓住它”。2017年1月到9月，她的生活几乎全部围绕着英语和钱。5月份，雅想了一下5.5分。当时她的月薪早已过万，终于在9月来临之前攒了12万，跌跌撞撞拿到了学校的offer。
当他拿到签证走出大使馆大门时，孙玲想起了电影《追捕海蓓娜斯》中的一个场景。采访成功后，男主角克里斯走在人群中，大家都冷着脸机械地往前走。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喜悦，于是他把手举过头顶击掌。“我当时的心情和克里斯差不多。无以言表。我太激动了。”不久，飞机穿过云层和黄昏，把孙玲从东八区带到了西五区。
学校项目组成员正在分析讨论。
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一门关于大数据的课程。她的作业是做脸书数据分析，找出用户的常用词和最喜欢的人群，然后把数据可视化。“我发现这个项目可以用来研究我同学的脸书状态，这很有意思。”
学习结束后，孙玲开始找工作。为了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她搬到了硅谷附近的加利福尼亚。孙玲给自己设定了三个月的期限。她承认压力真的很大。如果她在三个月内找不到工作，她将不得不回到学校重新上课。如果她找不到工作，她将没有收入，这意味着她无法负担学费的贷款。生活的残酷逻辑是环环相扣的，孙玲当时清楚地意识到，他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起初，美国缓慢的求职过程让孙玲有点焦虑。“投完简历，就开始等。首先，你会收到电子邮件通知。第一次安排面试，你就去面试，再等一个星期才能收到回复。”除了投简历和接电话，孙玲基本都在刷算法题。
两个月后，经过近60次面试，Epam Systems向她伸出橄榄枝，聘请她为与谷歌对接、在谷歌总部工作的程序员。年薪9万到13万美元，足够她慢慢还清学费。
面试过程被她描述得很轻描淡写。“HR简单问了一下我的工作经历，我觉得还可以，就安排了公司的技术面试，之后是Google的技术面试，周期大概一个月。事实上，这并不是特别困难，因为机会真的很多。”
正式去谷歌上班的那天晚上，孙玲独自一人在谷歌大楼一层一层地闲逛。八楼天台，晚风沉醉，望着远处灯光渐亮的曼哈顿CBD。孙玲的思想有点古怪。这所大学十年的野蛮生长就像一场梦。
孙玲在谷歌办公室。
在谷歌工作，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可以选择在家办公，大部分时间可以自己掌控。即使不在座位上，只要工作完成，也很少加班。
下午五点，办公室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走完了，所以孙玲有很多时间留给自己。闲暇时，她坚持玩飞盘，时不时跑马拉松，骑自行车逛曼哈顿，周末参加算法学习小组。孙玲喜欢纽约，但她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在纽约长期扎根。她似乎不担心自己的年龄，因为她快三十岁了。孙玲说不清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她想做的就是投身于未知，探索这个有趣的世界。
最近，她正在读《自我控制》这本书，因为她想成为一个高效的学习者。“保持开放的心态，这大概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词。不断学习，接触的东西越多，人就越包容，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就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