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孙文珍都羞于和别人谈论自己的学历，“觉得很委屈”。
他搞不清楚自己是以陕西富平县中考第五名的成绩考上的中专。10多年后，他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了“只收差生的学校”。
像他这样不甘心的人不在少数。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些15、16岁的天才少年在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拔进入师范学院、卫生、农林、财税等中等专业学校。他们美丽的身姿受到了同学和父母的赞赏。
上学时的学费、包分配、粮油供应和货币补贴。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贫困。在中专录取率低至不足10%的背景下，早早转为城市户口，等待毕业后的“铁饭碗”和干部身份。
孙文珍(右)中学时收集的老照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三年后，初中生参加了高考，有的考上了重点大学，离开家乡去了大城市，有的则回到了小城市或农村，走上了不同的基层岗位，当了小学老师、乡镇医生、金融从业人员...
当中学教育不再“分配”时，学制突然大幅贬值。第一批回到基层的毕业生逐渐被遗忘，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看到曾经的同学在大城市读书奋斗，手里只有“不值钱”的中专毕业证，心有不甘。
时代的沉浮
中等教育的学制起源于苏联，以实业为主，共三年“短、平、快”学时。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急需人才的时候，培养了一大批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支柱”。当时中专选拔比较严格，通过的大多是智力超群，学习优秀的。“考不上中专的，只有上高中”，这是当时普遍的认知。
湖北省黄石财贸学校毕业生合影。东楚网图
90年代中后期，中专开始受到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和大学扩招的巨大冲击。一方面，毕业生不再享受“包分配”、“铁饭碗”的待遇；另一方面，中专本身严重的扩招，使其地位从原来的重点高中降到了普通高中，考不上高中成为学生“无奈的选择”。
面对迅速贬值的“学历”，很多已经工作的中专生毅然选择了复读高等教育的道路，他们期待着能够再次“鲤鱼跃龙门”。
“这个过程的艰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虽然智商普遍不低，学习能力也不差，但在周围人结婚生子的同一时期，一些中学生却选择孤灯苦读，过着“工作之余读书”的生活。
后来有人成功了。他们考上了研究生、博士、国家机关、名牌大学，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但与同龄人相比，面对拐进弯路的过往岁月，他们更执着，更渴望未来。
“我们是一直在跑的人。”一位中专毕业生说:“奋进是一辈子的事。”
原湖北省黄石财贸学校。东楚网图
家庭选择
来自安徽省一个落后县的郝洋记得，得知自己考上中专时，“全家人都很高兴”。
那一年已经是1996年，中专教育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国家大力投资发展高等教育，大学招生规模迅速扩大。
那年中考，郝洋考了全县第一，“这样就能上省重点高中了”。但欣喜之余，他还是选择了进入中师。
“师专等少数类型的中专，当时有包分配的可能，所以可以不考虑找工作。“他出生在农村，家里很穷，兄弟姐妹很多，都在上学。选择中专是无奈的选择。
“帮家里减轻负担。”许多中学生的背景与浩洋中学的学生相似。继续读高中甚至大学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相比之下，中专的优势就彰显无遗了。中学生尽快拿到“铁饭碗”。他们入学后会被分配到中小学当老师，有干部身份。同时，你可以跳出“农场门”，把户口从农村转到城市。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些待遇很有吸引力。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人才短缺问题突出，高等教育培养的大学生数量太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了中专政策。学制源于苏联，目标是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学制三年。为了更快更好地吸纳人才，中专政策制定了户口迁移、包分配等优惠。
当时中专的录取分数线普遍高于重点高中，考上中专的多为中考状元。“如果这些人当初没有考上中专，那么，可以肯定地说，80年代中后期考上大学的，很多都是失败的。”孙文珍略带自豪地评论道。
孙文珍毕业于陕西省蒲城师范学校。1982年，学校招收了第一批优秀初中毕业生。培训对象是小学教师，孙文珍就是其中之一，属于80年代的“老中专”。
那是一个中专生很有优越感的时代，毕业的时候分配和待遇都很好。虽然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孙文珍和他的同学们因为家庭安排大多选择了中专，但他们在入学时依然“满腔热血”。
桃园师范中学女生上学时的合影。周供图
素质教育
“什么是浦城师范？是童年，是橄榄树，是军港的夜晚，是外婆的澎湖湾。是安登武，一个永远穿着蓝色旧棉袄的老师，在立体几何课上自由摇摆。语文课上总喜欢背尚墨桑前四句的曲顺农老师，听说是北师大毕业的洋气青年，却只教了我们几个星期的世界史。”孙文珍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对于在中师的学习经历，该报采访的多位毕业生都异口同声地用了“素质教育”这个词。
张，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曾就读于安徽六安师范学校。他形容自己在那里度过了三年“非功利”的学习。“老师都是六安王牌的老师，定位不是高考，教材和高中不一样。“在六安师范读书，目标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小学教师，考试压力不大。
安徽师范学校老校门。
“师范教育很全面。除了数理化，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也可以教。我当时成绩最好的是理科，还自学了高数和物理。”张对说道。
在不以功利目的衡量的学习过程中，“一个人的才能和智慧全面发展，各种可能性都可以探索。”张记得，学生中有的喜欢美术和音乐，有的有文学梦和作家梦。他本人对高等数学和物理有着纯粹的热爱。“那段时间充分满足了青少年的求知欲。"
桃园师范中学的学生在河边玩耍。周供图
“不受干扰，又不是不学习。”张说，许多中学生在中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得益于初中打下的良好基础。他们把这种由来已久的学习习惯带入中专，自然是勤勤恳恳的学习。“这也是经常在黑暗中进行的。你做不到，我也能做到，互相竞争。”
周1984年任中专讲师。当时他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现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被分配到教学一线，在湖南桃源师范学院当班主任。
桃园师范学校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于1912年创办的。在中国中等师范学校教育领域颇有名气，著名作家丁玲就毕业于此。
“来到石涛后，我凝视着古老的白色建筑和残存的风雨走廊。我感受到了历史的沧桑和在名校教书的自豪感。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做一个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育家。”周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当时，当周想起那些和她21岁年龄相仿的学生时，她非常激动。
“他们是如今常德、张家界初中毕业生中的尖子生。他们是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很多同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沉默、压抑、失落、单纯。”
桃老师管理严格，大一新生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为了解开学生的心结，周向借了一台录音机，自学了歌曲，然后教给学生。
“教他们唱《青草之歌》，寓意着当小学老师是一生的承诺；教他们唱《故乡的云》，暗示他们终将回到农村；他们带着它去沅水两大洲野餐，陪他们打球晨跑，让学生轮流当班干部……”
中国师生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如音乐课的读谱弹琴，语文课的三字文，体育课的各种竞赛，美术课的素描色彩等。到了可塑性年龄，学生除了专业学习之外，还掌握了绘画、舞蹈、朗诵。
渐渐地，学生对当老师有了荣誉感。在三年的时间里，周见证了学生们的苦闷、快乐、苦闷和挣扎。“仅仅几年后，他们就意识到，师范学校教育确实是一种素质教育，让他们终身受益，拥有良好的综合素质。他们一旦转行，一定会脱颖而出；大部分没有转行的同学，肯定是各地教学的骨干。”
桃园师范中专运动会比赛现场。周供图
通过自学成为有用的人
90年代中后期，中专地位一落千丈，从原来的重点高中变成了普通高中。对于很多不熟悉中国教育体制变化的人来说，“差生去哪儿”已经成为中专的标签。
“输了！如果我参加高考会是什么样？”一个中学生说，他开始工作的时候，才18岁。看到一些成绩没有自己好的初中生考上了重点大学，他似乎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当他失去动力时，他开始感到沮丧。每天下班，他的活动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打牌”。
基层信息闭塞，一些想证明自己的人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找门路。
“每个人都会追求进步。也许对别人来说，是为了去大医院深造，但对我来说，是为了‘想更进一步’。”现任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主任医师的钱海燕说。
安庆卫生学校校徽。
因为上学早，钱海燕初中毕业时才14岁。虽然家里不穷，但他的父母还是把他的中考志愿改成了中专，“怕我可能考不上大学”。
“本来是金融学校，后来我错上了卫校。”随后在安庆卫校医学班学习了三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家乡的乡镇卫生院工作。同时，他以前的初中同学也早已进入大学。
“当时月薪150元，一年花500元订阅各种杂志和报纸，考试报、半月谈什么的都有。”上班后不久，钱海燕就开始收集各种自考信息。
首先，我参加了大专自考。“那时候一年只开两次中医，每次考4门，但有两门是从上一门考试开始重复的，通过率很低。总共只有12门考试合格。”
钱海燕上学以来成绩一直很好。他曾经对医学专业不感兴趣，中专三年一直名列前茅。在中医自学高考通过率极低的情况下，他的12门考试科目都是“一次性”的，但距离他拿到专科证书已经过去了3年。
“我又开始准备本科了。当时我没有太多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我只是自己摸索。”他从1998年9月开始准备，到1999年5月，他需要从头开始学习很多东西。
“最头疼的是数字高。我是高数零基础，尤其是微积分，很大。英语不是问题。我的英语成绩很好。”
知道钱海燕的一个同学是当老师的，数学成绩不错，每天在医院下班后就去同学家，晚上让对方辅导。由于没有高等数学基础，他从高中数学开始。
“最清晰的印象就是把公式做成卡片，贴在台灯上，每天一开灯就会看到，很快就记住了。”最后，他在数学考试中得了120分，满分150分。“已经很好了。”
以第12名的成绩考入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两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研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三年后，考博进入阜外医院。
上世纪80年代，安徽省宣城师范学校的中专生。图片来自互联网
另类生活
1999年就像是钱海燕的分界点。他今年20岁，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快4年了。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他被提议提升为副总裁。如果他选择留下，他后续的晋升可能会很顺利。
可是今年起，两年自考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他留在阜外医院的时候已经28了。虽然他和他的医学博士同龄，但只有他知道这个过程的曲折。
与他相似，张的命运从1993年进入苏州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开始改变。在此之前，他在一所农村中学教书，资源有限，根据自己的兴趣尽量广泛阅读。他自嘲在这期间自己完成了“另类大学教育”。
一些中专毕业生除了“不甘于这种命运”之外，还被迫“追求进步”。
刘力，现任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CT室副主任医师。之前国有医院面临改制，中专学历的医生工资和股票都比本科和专科少很多。他开始读本科，然后考研。他说自己“只能上学深造，靠读书改变命运”。
他们在繁忙的个人工作之外，继续自学，取得了一些成绩。回顾过去，很多成功的中学生给出了“不得不耐得住寂寞”的评价。
郝洋考研的时候是一名基层教师，也是适婚年龄。很多人看重他的才华和能力，给他做媒。有人嘲笑他“看什么书”，家人给他压力。
“在那种环境下，我只能不断适应，慢慢拒绝。后来大家都知道我要考研，我就不打扰了。”工作之外，郝洋每天晚上都把自己锁起来，开夜车，“很像高考”。
争强好胜、吃苦耐劳是这个群体的共同特点。相对于同龄人在学习和就业上的成功，这些来自贫困家庭的中专生“起点更低”，需要在晚年付出更多的努力，走更多的弯路。
“我从未停止过挣扎，一想到自己被‘抛弃’了好几年，就不敢懈怠。”一位中专毕业生说，“中考成绩不如他的同学，高考时有的还上了北大。”
还有一大批中专生留在了基层，选择了另一种奋斗方式。“一批优秀的年轻人成为了小学教师。可以说，很多80、90后的孩子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因为那个年代的老师和学生有着扎实的基础。”周这样评价。
师范中专毕业生完成学业后被分配到基层中小学任教，有的一呆就是几十年。今年5月回母校的时候，一个叫杨的毕业生给周留言，周看完后忍不住哭了。“周老师，我当时还在农村小学分配。已经30年了，我舍不得离开孩子。我没有为难你。”
作为一名教师，面对学生的生活经历，周百感交集。“我深深知道，中国所有的师范生，尤其是80后、90后的师范生，都有着同样特殊的心路历程:他们很优秀，却走了一条平凡而贫穷的路。”
寻求突破
一代中学生更渴望得到后来者的理解。
正如孙文珍所说，“有些同胞，由于对教育制度变迁史的无知，甚至想当然地认为，初中一直处于基于中学地位低下的地位。”
对于那些想当然的认为中专学生一直都是差生的人，孙文珍一开始总是耐心的给他们解释。“但最终，我们慢慢地拒绝了任何解释，因为我们觉得无聊，厌烦，甚至是憋屈。”
在中专毕业生寻求突破的同时，中专本身也面临着发展瓶颈。随着大学扩招和中专福利的降低，大量生源的流失迫使很多中专学校寻求转型升级。升大学是路径之一。
与本科教育不同，专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主要由高职院校承担。与中专不同，专科对科研水平、硬件设施、课程设置的要求更高。
一方面，中专本身的科研水平不高，导致所需的硬件设施和相关资金难以满足升级要求。另一方面，中专的课程设置相对固定，而大专的教学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空自主学习和专业实践的空间。
尽管面临各种不适应、挑战和机遇，许多中专学校还是完成了这项改革。
以安徽为例。据《江淮晨报》2002年报道，从2001年6月开始，安徽省内多所中专学校升格为大学或更名。规划新校址，建设新校舍，成为中专发展的新景象。
安徽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是在原省体育活动学校、省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和省体育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的。相关负责人当时接受采访时表示，学院未来将在三个方面迎接挑战。“一是努力提高教育科研水平，二是更新教学设备，三是建立开放式大学管理模式。”
周、孙文珍等人还在呼吁中学生“正名”。周在写的一篇感叹文章中说，“没有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教育。没有扎实的基础教育，怎么会有人才？没有人才，祖国如何腾飞？”
(注:文中郝洋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