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与西方耶路撒冷相对应的,正是山东文化的主干:齐鲁文化。周初分封诸侯,齐国和鲁国都被分在山东,齐人的祖先是姜太公,分封之初的齐国只是一个小国,太公带领国民艰难创业、筚路蓝缕,才有了后来的东方大国。
鲁国的祖先是周公姬旦的儿子,周公提出了《周礼》并在全国推行,所以鲁国是周文化保留最多的国家。这两种文化在后世不断兼容,并且诞生了两位至圣先师:管仲和孔子。二人的思想中,尤其是对人才教育的思想堪称精华,由于所处国家的不同,人才教育的思想也各有异同。
人才治国的思路不同管仲是一个务实的人,《管子》详细论述了人才的重要性并把人才的作用上升到为国家图霸、争夺更多的土地、使百姓富强的高度来认识。古代圣贤的君王之所以能成就霸业,是因为其选拔人才的不拘一格,从社会各阶层中选取贤能之人并委以重任,才能创造丰功伟业。这些人才往往隐藏在士农工商之中,而管仲却能劝谏君王重用他们,不得不让人佩服管仲对人才认知的独到之处。
管仲最早提出了人才培养计划,对于人才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可以达成的,要给予他们适合的土壤,才能够长成参天大树,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君主尊重人才,使其不断成长,人才效忠君王,方可成就事业。管仲认为人才的任用与国家兴亡息息相关,齐桓公重用管仲、鲍叔牙等贤臣,使齐国迅速崛起,成为春秋霸主。
而管仲等人去世后,齐桓公听信易牙、开方等小人谗言,最终被囚禁至死,齐国霸业也就随之衰落。这也是所谓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比于务实的管仲,孔子的人才治国思想就比较理想化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后世儒生一直遵守的信条,自孔子始,一直推崇任用尧、舜、禹一样的贤人治国,并且恢复周礼、这些人才主张虽然和管仲主张重用人才有相似之处,但他眼中的人才都是古代圣贤的帝王,而各国的霸业才是现实的世界,即便是人才,也有私心和不足之处。
孔子提倡士大大治国,忽视士农工商等民间之人,这无疑给寒门出身的人增加了压力,也忽视了社会各阶虽对人才需求的复杂性,所以总的来讲,孔子的人才治国思想与管仲相比显得有些单一,在春秋时代无法成为主流思想。
齐鲁两国文化的差异齐国地处海边,地势开阔,齐文化因此风气开放,男女之间没有过多礼法约束,可放声大笑,把酒言欢。鲁国比较封闭且遵守周礼,讲求伦理道德,因而文化较为传统。齐人的务实、勇于革新使得齐国需要能打仗、能治国、能强国的务实型人才,所以《管子》更加强调人才对国家的作用。
孔子遵循周礼,“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处处体现出周礼的影子。因此孔子提倡士大夫的型的贵族人才,史书记载:孔子在朝堂与比他等级高的人讲话非常和气且恭恭敬敬,而跟比他等级低的人说过则没有这种姿态。鲁文化中的人才偏于保守,这种人才可以维护国家制度的稳定,但不会做出更大胆的革新。
二人所处阶级不同管仲出身平民,上过战场,做过生意,穷困潦倒之时所想的恐怕只是如何能吃上一顿饱饭 因此《管子》一书中贯彻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其对人才的选拔也是遍布社会各阶层,高级社会未必知道人间疾苦,而底层的人才更注重务实,懂得为国家大事争取利益。孔子是鲁国贵族,他倡导“学而优则仕”寒窗苦读是为了走上仕途,虽然也能治理因家,但是要达到“圣治”还是过于理想化了。
管仲用他务实的人才教育为齐桓公网罗了大批人才,在他们的辅佐下使齐国称霸中原,自己也留下“千古一相”的美名,孔子的《论语》中,不断强调学习、待人、自省的美德,使人的品质不断提升,但是在大争之世并不适用。
孔子一生并没有辅佐任何君王图谋大业,也许是《论语》中的世界过于单纯美好,不能为他们争霸所用。
总结总之,《管子》注重务实,教人脚踏实地大胆创业,只要是人才,在哪里都能发光。管仲也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管子》中说:“兴盐鱼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管仲从老百姓最需要的实际利益出发,齐国地处沿海,渔业和盐业资源非常丰富,他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对齐国经济进行改革,使百姓富裕,也为齐国的称霸打下了经济基础。管仲还提出了让市场自由控制,不必过多干预,这应该是最早的市场经济的雏形,比西方的市场经济概念提出早了2000多年。
《论语》注重伦理道德,教人有仁孝、博爱、好学的优秀品质,孔子对人才的教育虽然不像管仲那样重在务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孔子的学生遍布天下,他们将孔子思想的精华进行总结概括,最终编成了《论语》。孔子开办私学,改变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让每个人都有读书的权利,孔子的弟子中,既有饱读诗书的人,也有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孔子对他们因材施教,让每个人的才能都充分的发挥,孔子灵活的人才教育方式,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值得提倡的。
在《管子》和《论语》中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孔子虽然希望达到天下大同的“圣治”,但是他也强调人才都有缺点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管子》中也有对上古大同社会贤德仁慈君主的向往,希望当世的君王都能像上古帝王一样,在自己的辅佐下成就事业。孔子提倡读书,同时也提倡活学活用,不能读死书,将所学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既有能力又有实力,这一点与管仲的务实精神不谋而合。
两人虽然在人才思想教育方面有诸多的不同,但对人才的渴望都是一样的。《管子》之学,可以富国强民,适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论语》之学仁孝、慈爱、博学的人才教育影响后世两千余年,更是当今教育的楷模。所以二者的人才教育看似互不影响实则殊途同归,踏实务实和仁孝博学都是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