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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笔记”的历史与“泛读”的当代

“做笔记”的历史与“泛读”的当代

有历史学家就认为,在18世纪后期的德意志,人们的阅读方式开始从精读转向泛读,从而拉开了“阅读革命”的序幕——书籍的泛滥和“去神圣化”使得“人们阅读书籍的态度从最开始的细致、虔诚逐渐变得粗略、草率”。

▲ 为了读好书,18世纪的学生们还要专门学习这门名为“记忆术”的古典技艺。

“做笔记”的历史与“泛读”的当代

要想获取知识单靠能进入图书馆、能接触更多的信息是远远不够的,读者个人的才智、判断和实践也非常重要。前人尚未对“听”和“看”的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阅读”的历史却已经引起了诸多重视,而且它还引出了一种对科学史的新的撰述方式。

这种新的研究路径也引发了很多争议,这些争论大多聚焦于泛读的兴起这一问题上。所谓泛读只是现在的说法,换句话说就是浏览、略读或概观。有一位历史学家就认为,在18世纪后期的德意志,人们的阅读方式开始从精读转向泛读,从而拉开了“阅读革命”的序幕。而另一位历史学家则描述了一个更为渐进、更为普遍的阅读方式的演变过程——书籍的泛滥和“去神圣化”使得“人们阅读书籍的态度从最开始的细致、虔诚逐渐变得粗略、草率”。18世纪中期,约翰逊博士就曾以他惯有的威严(语气)质问他人道:“先生,您(真的)会阅读完整整一本书吗?”

▲ 我是“萨缪尔·约翰逊”,不是什么“WTF AM I READING”表情包啊!

话虽如此,但我们需要注意,泛读并非这一时期的新生事物。早在古罗马时期,哲学家塞内加就论及过这一问题。在他致其学生鲁基里乌斯的第二封信中,塞内加将浏览书籍比作囫囵吞枣(toying with one’s food),并告诫鲁基里乌斯不要这样做。弗兰西斯·培根也在他的文章《论学》(Of Study)中将阅读与吃饭作了类比。培根认为读书有三种方式,“有的书籍只需浅尝辄止,有的书籍粗略浏览、知晓大义就好,只有极少数的书籍要求读者必须仔细咀嚼、反复琢磨之后才能吸收其精髓。”培根的建议也从侧面提醒我们,17世纪的人们和现在的大多数人一样,极有可能已经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阅读方式。约翰·哈里斯也在其《技术词典》的前言中写道:“(读者)无论是精读此书,还是像对待其他词典一样仅将其视作参考,都会获益良多。”

学院和大学往往鼓励精读,它们要求学生们必须非常熟悉某些文本,比如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文章、圣经以及《罗马法汇编》。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学生们必须训练一门所谓的“记忆术”(artificial memory)的古典技艺,即将他们想要记住的东西与一些经常出现在教堂、剧院中的生动具体的形象有效联系在一起。

在马塞尔·普鲁斯特和与他同时代的社会学家莫雷里斯·哈布瓦赫出现之前的数个世纪,人们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联想以及情景带入在记忆活动方面的威力和重要性。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罗伯特·柯顿爵士分别用罗马皇帝的名字命名他的私人图书馆中的各个主要分区,并将相应皇帝的胸像置于其书架之上。而另一位显赫人物,约瑟夫·威廉森,在其担任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国务大臣期间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来编排他的文件档案。

另外,学生们有时也会边看书边做笔记,这种现象至今犹存,不过这并不意味记笔记的习惯是自然形成的或者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有人书写一部有关做笔记(note‑making)的历史,那么此书将会对思想史的研究作出极为有益的贡献。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也许会包括演讲的笔记(一些16、17世纪的笔记留存到了现在)和旅行游记,这些行记多为大旅行(theGrand Tour)时期那些访学欧陆的青年贵族们所作。

笔记也可以直接标注在书本上。有的读者会在文句下方画线标记,或在题头上作注解,抑或直接写上“注意”(nota bere)等字样。为了方便更多的学生学习,有时一些印刷商也会插入此类旁注。当然,笔记也可以记录在专门的笔记本上。一些善于编排的学者会为不同的学科准备各自专用的笔记本,以孟德斯鸠为例,他就在特定的笔记本上分门别类地记录下了有关历史、地理、法律、政治、神话学等学科的笔记。到了18世纪或者更早些时候,人们已经学会了在长纸条(fiches)上记笔记,这么做的一个好处就是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排列组合这些纸条。然而,纸条毕竟容易破损,因此一些学者更青睐于将笔记记在卡牌背面,这就是后来的卡片索引系统(card‑index system)的原型,它在人类的知识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直到近期私人电脑的诞生。

学校训练学生们如何做笔记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甚至更早。16世纪时,英文中的“note”一词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笔记”之意,而“digest”也才开始作“摘要”讲。这一时期,人们经常建议他人好好保存我们现在所说的“摘录簿”(commonplace book)——即一种经过系统整理的、多按字母顺序编排其“主题”或“摘句”(loci communes, lieux communs等)的笔记本(文本)——按照第五章的观点(参见上文第95页),这也不失为整合知识的一种常用方法。将记忆术中的“情景带入法”与普通事物相结合,不仅有助于作者写作新的文本,也会便于一些读者——无论他们是学生、撰写辩护稿的律师还是布道的传教士——消化吸收文本中的知识。

以传教士为例,他们更喜欢阅读或编写一些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书籍,如布道大纲这种在15世纪就已经印刷发行的文本。布道大纲也被戏称为“安睡”(Dormi secure),因为它们有助于安抚传教士们在周日弥撒前的紧张焦躁。有时,传教士们还会参阅本书第五章(参见上文171页)提到过的弗朗西斯科·拉巴塔的《传教士指南》或者文森特·胡德利八卷本的《传教士宝典》(1712)。该书到第四版时已经扩展为23卷,它按首字母顺序编排布道主题——大多是像“受难”或“野心”这类道德主题——此外还包括一些能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圣经的参考书目以及教会的创始人、(著名)神学家和传教士(的名单、事迹)。在胡德利的著作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作者习惯性地将同一事物的不同性质(如谦卑与傲慢,等等)放在一起进行思考和讨论,这恰恰反映出该书沿袭了札记的传统。

将一些具有可比性或对立的抽象概念放在一起有助于读者整合信息,并使他们在需要这些信息时方便查找。遵照一些教育作家,如伊拉斯谟和比韦斯的建议,这些概念主要包括诸如审慎、公正、刚毅、节制等道德品质方面的内容,有时也会在这些美德后面附上相应的恶行。学生们可以在这些标签下记录从荷马、维吉尔或其他古典作家的著作中出现过的典型例子,并将它们作为论据,在辩论或反对某一特殊行为时派上用场。但是,由于相同的例子频繁出现,“摘录”这类书籍的编撰理念也逐渐由过去的积极转向消极,它亦从过去的一种信息整合模式沦为后来我们所说的“陈词滥调”。

各个学院或大学都要教授摘录簿所采用的道德修辞法,它影响了近代早期整个欧洲的阅读模式,因此,后世学者可以利用这些道德修辞,还原或重建当时的阅读方式。以历史为例,当时有一些著作或论文专门探讨了阅读历史书籍的艺术,如让·博丹的《如何轻松理解历史》(Jean Bodin, Method for Easy Comprehensionof History,1566)一书中的《论阅读历史著作的顺序》一章最为典型。在该书的第三章,也就是《论历史材料的适当编排》中,博丹建议他的读者在阅读过往发生的事件时,将那些偶然发现的事例分为四大类——卑下的、高尚的、有用的和无用的——并把它们摘录成册,好好保存。

历史研究的正当性也有道德层面的因素。阅读李维、塔西佗和圭恰迪尼著作的读者应该从他们的作品中寻找道德故事以期扬长避短。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不断地提供各种道德感想,书页上的旁注提醒读者们注意到这些感想(有时,这些道德感想甚至还会被单独列为格言索引印制出来),并教导人们要学习那些道德楷模。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16世纪的民众阅读历史的方式与我们现代人大相径庭,他们关注道德寓意远胜于事实真相,常常更关注情势的普遍状况而忽视事物的特殊性质。

史书中也经常会出现很多修辞格言。和众多古希腊、古罗马的同行一样,16世纪的历史学家往往会借其笔下人物,如顾问、将军或大使之口,通过一种演讲的模式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或是对某一特别行动的争论、驳斥,或是对即将出征的将士们的忠告。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德·贝勒福雷的法国职业作家曾于1573年出版了一部《演讲集》,该书不仅收录了许多古代和近代重要历史学家的演说——每篇演说前都列有议论摘要,结尾都附上了相应的成效记录,而且还包括了一份几位详尽的格言索引,这无疑增加了该书的参考价值。

(节选自《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

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

【英】彼得·伯克 著

陈志宏 王婉旎 译

简介

本书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运用社会文化的研究方法,考察欧洲知识系统结构变迁过程的,关于“西方近代知识与社会交融史”的一部导引,横跨了从一四五○年古登堡发明活字版印刷术到一七五○年代狄德罗陆续出版《百科全书》为止的三个世纪的漫长历史。

伯克从以知识为业的知识分子谈起,探讨了建立知识的机构——大学和学会、知识分布(知识地理学)、知识分类(知识人类学)、对知识施行控制的教会和国家(知识政治学)、销售知识的市场与出版界,以及知识的消费者——读者等多重条件下的知识。

尽管本书所涉内容主要为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知识,但同样会受到科学史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的青睐,且会使那些处在另一个信息爆炸时代的人们感兴趣。

作者

彼得·伯克(Peter Burke),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执教苏塞克斯大学、剑桥大学,现为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及伊曼纽学院研究员。伯克的研究专长为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致力于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沟通,探索文化史写作的新领地,是当代最著名的新文化史学家之一。著作宏富,包括《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法国史学革命》、《历史写作的新视野》、《20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什么是文化史》、《文化史的多样性》、《图像证史》、《意大利文艺复兴》等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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