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教师节前后，总要想起那些曾教过我的老师们。前些年也陆续写过一些随笔短文，记述了留存于记忆中这些老师的种种往事。今晚又有当年自己在国外读研究生时的几位老师的身影在脑海中浮现……
记得出国第一站的那个中欧小城，是当年奥匈帝国的一个行省，日尔曼、斯拉夫、拉丁文化的交汇处，那里大学的学术制度与校园文化，仍有不少中欧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刚到时，系里替我安排了一位早年在维尔纳大学博士毕业的逻辑学教授乌莱作我导师。这位导师也许是在德语文化圈的大学里浸润多年，与学生交流时不苟言笑、中规中矩、严谨理性，犹如他所执教的数理逻辑。每次上他的课，都是直奔主题，没有一句不相关的话或多余的词句，自己仍保有当年听课时的笔记，一行行都是经过导师修订过的，滴水不漏、严谨细致的逻辑推导过程。记得他讲弗雷格与罗素的逻辑系统时，写在黑板上的概念、定理与符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一丝不苟。
一开始，我觉得他的讲课乏味无趣，听课中有时也会走神。有一次走神中，被他叫起回答问题，明明没听懂他讲的内容, 却想蒙混过关，说了一大通不着边际的话，他当时没说啥，课后让我留下，翻看着我的听课笔记，轻声说道：逻辑推导过程就是人的理性建构过程，来不得丝毫的松懈与含糊，思维的严谨性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逻辑是一个学者必备的基本功，边说边在我的笔记本上用红笔在做修改。
这次谈话后，每次在课堂上，这些枯燥无味的抽象逻辑符号与推导，也慢慢转化成自己理性思维中必不可少的“营养素”。导师乌莱教授给我研究生学习开了蒙，让一个刚出国门的中国学生，虽在国内著名大学读了四年本科，也学过一点数理逻辑，但都是就逻辑而逻辑，将逻辑作为一门学科知识来学，仍缺乏日复一日，在课堂与日常读书学习中，努力培养严格精细的思维习惯与理性建构力，读书做学问，最要紧的，就是要生成理性结构化的逻辑思考过程，这也是我选取罗素作为我硕士论文主题的重要原因。
自己留学的第二站，是在英伦北部的一所红砖大学，虽系里也替我找了一位教授作为导师，但对我真正有着引领之恩的是系里另一位教授杰瑞，他是一位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后留英的美国犹太人，在剑桥拿了数学博士，以后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领域中颇有建树，与杰瑞一见如故，性情气味相投，与其说是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更是一种亦师亦友的精神同道者与伙伴。
是杰瑞，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学术平等、宽容包容，也许他是受过当年麦卡锡主义之害，更珍惜思想的自由、人格的独立，每次与他交流，他听得多、说得少，总是鼓励我这个学术“菜鸟”大胆表达自已的观点想法，那时自己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常常有不少今天回想起来颇为幼稚和不成熟的立论想法。但杰瑞从不打断我滔滔不绝、自以为是的“奇谈怪论”，总是要我跳出传统思维框架，放飞思想、勇于挑战权威与各种定论，尽管有时我们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他从不要求我按他的观点修改我的博士论文。
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星空下，杰瑞和我这一老一少，在大学的校园里漫步，无所不谈：从我的博士论文到他正在写的又一本新书、从各自的爱情经历到职业选择、从文化学术到家庭人生、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全球化的进程……杰瑞不仅是我论文的指导老师，更是一个全方位的精神思想与生活人生的导师伙伴。
也许，两位导师，一个严肃严谨、不苟言笑，另一个平易近人、亲切随和，一个重逻辑理性、另一个偏情感想象，岁月如梭、时光飞逝，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但俩位导师的形象风范在我脑海中依然是栩栩如生……
问学为师当如此。
（作者系上海西外外国语学校总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