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中国现代文艺美学、比较文学、海外汉学。
摘 要:为了回应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挑战,方东美基于中国哲学的内在立场,以僧肇的般若思想克服语言图像理论,以中国哲学的双回向结构化解逻辑实证主义的二元论,以华严宗的“即”替代作为西方语言哲学基础的主谓结构。他回返西方哲学现场,细审其内在问题,并选取相契理论,佐证自身观点:以迈农的“对象论”矫治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理论,以细读的方式剖析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立场缺陷,以彭加勒的“约定论”批判蒯因的逻辑语言哲学。方东美的回应有助于激活中国语言哲学传统,为中西哲学互鉴相成提供可供参考的方法,而方东美与蒯因的相遇与论辩更为中西语言哲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文本依据。
关键词:方东美;僧肇;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蒯因
劳思光批评中国哲学不重视语言问题,无法回应西方现代语言哲学,解决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分析哲学等提出的难题,“而且在研究方向上也不会与这些理论相会”,让他“看不出有缩短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间之距离的通路”。(参见劳思光,第17页)殷海光批评传统哲学是“非科学的废料”,不够精确严格,更暗讽新儒家等中国哲学家是不懂逻辑学的“糊涂虫”,“可笑之至”,迥异于卡尔纳普、蒯因等人的哲学进路,其中,方东美缺乏哲学分析的基本训练,只知空洞的形而上学思辨,毫无思想能力。(参见《殷海光全集》第20册,第211、395页)
然而,方东美深受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熏染,尤为关注语言问题,熟稔“通过重塑语言或深究被我们正在使用的语言,解决(或消解)哲学问题”(Rorty, p.3)的西方现代数理逻辑、分析哲学等,对其优劣之处亦见解独到:“我在青年到壮年的时代,由对西方知识论问题的体会,转移到数理逻辑方面的问题体会。对于这些我都一一阅历过后,看出这些不能代表一切哲学所要解决的,然后我设法跳出来。”(方东美,2012年b, 第528-529页)终其一生,他对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批判性阐释,对象包括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理论、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艾耶尔与奥斯汀的日常语言学派、蒯因的分析哲学。他基于中国哲学的内在立场,援引中国哲学(尤其是佛教思想)来矫治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相应缺陷,并由此回返西方哲学现场,择取迈农等人的相关理论,佐证自身论点。借此,方东美不仅客观上回击了劳思光等人的上述裁断,而且有助于我们在视域融合的效果历史中“激活”中国语言哲学传统,解答“中国思想何以进入西方的概念系统”。(参见杨慧林,2013年b, 第18-20页)本文拟以方东美为例,详细分析其对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和蒯因的批判性回应,尝试展现其对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启发价值。
一、方东美与维特根斯坦方东美指出,依据僧肇的般若无知论(“般若可虚而照,真谛可亡而知”),有一个从实相般若、观照般若到文字般若和方便般若的过程,即实相般若遍照无穷世界,“囊括宇宙一切的可能:包括了‘有’、‘无’、‘非有’、‘非无’、‘非有无’、‘非非有无’”(方东美,2012年b, 第77页),超越有无二元论,直透真空与妙有,可知现实世界乃生灭无常的表象世界,“有”不是绝对、完满的实有,而是“假有”,“无”不是“断空”,需要借助“假名”而非具体、有限的“形名”来言说。由于假名“不代表真正实在的东西,而是代表假设的、假想的东西”(同上,第76页),因此只是方便说法,不仅名、实缺乏实在性,而且名、实之间没有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此即僧肇《不真空论》所谓的“夫以名求物,物无当名之实;以物求名,名无得物之功。物无当名之实,非物也;名无得物之功,非名也;是以名不当实,实不当名,名实无当,万物安在”。言辩而不及,有限语言难以穷尽无限意义,达成思想的彻底解放。
循此逻辑,方东美否定那种“以为只要举出一个‘名’,就把握了一个实在。只要提出一个语句,这个语句就掌握一个客观的事物状态”(方东美,1983年,第266页)的语言图像理论。该理论由前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主张逻辑是语言的图像,语言是实在的图像,力图寻找理想语言,澄清日常语言造成的语义混淆。(cf. Wittgenstein, 2001, pp.9-12)方东美将其诠解为:“必须要透过语言文字,形成所谓的logical picture(逻辑的图像),然后在logical picture(逻辑的图像)里面,经过详细的分析之后,再把它化成为analytical constitution。……仿佛是看图识字,……但是在它的内部却具有主观的符号,而外面却可以有一对一的客观事实来符合它。”(方东美,2012年a, 第447页)这是一种坚持语言与实在一一对应的素朴实在论和真理符合论。在此意义上,方东美的批评指出了前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图像理论的问题所在,并且契合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语言图像理论的拒绝。在那里,维特根斯坦驳斥语言图像理论(“每个词语都有一个含义。含义与词语一一对应。它是词语所代表的对象”)(cf. Wittgenstein, 2009, p.5),强调意义即用法,语言的用法先于名称,并显示出个体对语言含义的理解方式,任何对语言的解释都是在谈论用法。对此转向,方东美了然于胸:“在维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丛》这部书里面,隐藏了一个假定,当时他自己并不觉得,后来到晚年才发觉了,我们可以称之‘语言图像理论的谬误’。”(方东美,2012年b, 第73页)但他未转向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这或源于语言游戏论虽反对语言实在论,从语义学转向语用学,但废除形而上学,采取“无深度的观点”(Wittgenstein, 2009, p.47)来理解语言,将语言还原为日常语言和交流工具,这会被方东美视作语言的堕落,即“直观的语言”“证悟的语言”“艺术的语言”沦为“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方东美,2013年a, 第93页)。此亦是方东美抨击被认为发展了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日常语言学派的原因所在。故而他既拒绝沿袭前期维特根斯坦,用“独一无二的意义”代替歧义来建构一套实在论的理想语言,也未接受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因为依方东美的逻辑,摹状词理论限定了假名的有效性,强化了实体的优先性。事实上,连前期维特根斯坦也未曾全盘接受罗素的摹状词理论。(cf. Bonino, pp.110-111)
据此,语言图像理论是中国哲学所谓的“制名以指实”“正名实指”“名以定彼”,犯了僧肇所说的“形名就实”谬误,执着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忽视了语言的象征作用、语言与实在之关系的非对应性与不确定性,更“定着在论‘有’或论‘无’的单纯知识上”(方东美,2012年b, 第78页),令心灵陷入异化、禁锢、僵死状态。由此亦知,佛教的“圣默然”与维特根斯坦的“凡不可说的,我们应保持沉默”看似符契,实则迥异:(1)不可说的原因不同。佛教的不可说并非源于现有语言无法对应客体,而是因为语言与客体本质上缺乏实在性,且二者不存在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真理符合论纯属虚构。(2)应对不可说的方式不同:佛教的态度不是保持沉默,而是在知晓语言限度、破除真理符合论的基础上,透过圣说法的文字般若,借助假名的象征作用,化解法执、我执,令人获得正等正觉,达至圣默然。换言之,“要想说,直说不尽,要想绝对不说,又不能不说”(方东美,2013年b, 第55页),这是一种双向结构,圣说法是圣默然的显现方式,圣默然是圣说法的终极结果,凡是不可说的,应借助假名言说,凡借助假名言说的,应超升至不可说,实相般若与文字般若不可分,神秘主义对文字的单向拒斥反而堕入文字执障。因此,对于冯友兰将维特根斯坦之沉默等同于佛教之圣默然的做法(参见冯友兰,第1039页),方东美应是无法赞同的。
方东美由此回返西方哲学现场,以中视西,指出同罗素针锋相对的奥地利哲学家迈农的“对象论”与僧肇的思想相契,可助克服语言图像理论。罗素1920年的中国之行对方东美乃至中国学界的影响甚巨,他接触了方东美所属的“少年中国学会”,且在华演讲时以迈农为重要的批评对象(参见罗素,第8-11页),方东美或许是从那时开始注意到迈农。此后,他对迈农思想愈发熟稔,在他处还曾讨论迈农的价值论,归诸以情感为基础的自然主义价值关系论。(参见方东美,2013年a, 第28、32页)。依方东美之见,迈农的“潜在”与“实存”之分是要划分“可能”与“现实”,语言是用“假名”而非“实名”“定名”,去指代不存在之物或不可能之物(“种种可能的境界里”的“假设的、假想的东西”)而非时空中可被指证的具象的实体、“实事、实物”(方东美,2012年b, 第76页)。故而迈农与僧肇相近,均重“假名证虚”,其对象论契合佛教的“龟毛兔角”之喻,“潜在”即“幻有而实无”的“似体”,“具备属性可以言说,似有形质而实不能作得障碍,如‘金山’‘美人鱼’‘方圆形’以及山精海怪等是”(同上,第568页)。此前虽已有李石岑、瞿世英、黄忏华等论及迈农的对象论,高觉敷、黄翼等论及迈农的心理学(参见瞿世英,第56-58页;李石岑,第25-27、167-169页;黄忏华,第421-422页;高觉敷,第206-207页;黄翼,第60页),却止步于评述,似乎未如方东美这般借此关联中国哲学。
方东美的观点既呼应了其早年对“集中于可知觉、可亲验的物象上”(方东美,1937年,第87页)的前苏格拉底时期物格化宇宙观的批判,也客观上驳斥了当代分析哲学将迈农和迈农主义者贬为“傻瓜”(Schwartz, p.23)的偏见。同时,由于依据方东美的逻辑,迈农不是缺乏对实在的本能,而是超越了对实在(以及实在论)的本能,故而方东美实则反驳了罗素有关“迈农缺乏对实在的本能”(Russell, p.223)的批评,实现了对语言逻辑和人类心灵的双重解放,“从实事、实物这一境界解放出来,到一种可以设想的宇宙里面种种可能的境界。……不能够局限在物质的对象里面、生命的对象里面、心灵的对象里面、意识的对象里面,……囊括宇宙一切的可能……这种真理的范围可以说是个无穷”(方东美,2012年b, 第77页),语言应指向莱布尼茨的“一切可能世界”中的无穷可能性。方东美进而将这种语言思想扩展至美学,称赞它有助于消除日常事物之实在性对艺术语言之虚构性与形而上学色彩的束缚,凸显艺术语言的“假名”特征与象征作用,推动艺术语言的漫游,为艺术语言拓展出丰盈多义的意义世界、无限广阔的形而上学维度、立体而非平面的宇宙境界和无限自由的表现限度。方东美由僧肇延伸至迈农、直击前期维特根斯坦的阐释,从比较哲学的维度深化了对中西语言哲学的理解。当批评者指责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忽视了“言说除了可用以表诠物事、死物、概念或客体对象之外,也可用来论说非物事或非概念的东西”(冯耀明,第30页)时,立足僧肇的般若无知论、着力批判语言实在论的方东美实为例外。
二、方东美与维也纳学派方东美拒绝维也纳学派那种单纯诉诸特殊事项之证实的“对象语言”,即直接表达感觉的“物理语言”。他认为在其中,只有“有效性”,没有“真理”;只有价值中立,没有价值中心;只有经验事实,没有形而上意义,这与中国语言哲学迥然对立。查检方东美的相关论述,可以推论出:
(一)方东美熟稔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深知维也纳学派受马赫直接影响(如“经验证实”等)。他曾在课上讲授马赫的感觉主义(参见傅伟勋,第4页),在著作中评述马赫的观点,并探究马赫与普朗克之争。普朗克强调科学不是要适应个体的感觉经验,而是趋向“未知也不可知的超绝世界”(方东美,2013年b, 第102页),相较之下,马赫一方面“把科学的宇宙局限于感觉经验世界”(即“人类的感觉、知觉所能够肯定的一切有形的世界”)(方东美,2012年b, 第90页),在《感觉的分析》中把科学“化约到有秩序的感性,或者‘某人心灵’的观念”(方东美,2013年b, 第102页),开启了现代科学的相对性思想传统,从英国数学家皮尔逊的相对性法则、英国物理学家爱丁顿的相对性理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乃至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皆强调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宣扬科学的“纯客观性”,从而陷入“自相抵触”的困境。据此可知,方东美了解马赫在现代科学与哲学中的定位,而且指出了马赫的反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立场及其思想悖论,即马赫将科学限于感觉经验世界,却又欲达到科学的纯粹客观性。方东美更强调现有科学早已超越了马赫主张的经验证实的能力范围,提升至抽象的思想领域。对马赫的批评构成了方东美评价维也纳学派的基本视域。
(二)方东美应是熟稔维也纳学派代表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的低中高三层构造结构、在《语言的逻辑句法》中对“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划分,(参见方东美,2012年b, 第50页)以及在《意义公设》(附录于《意义与必然性(增订版)》)中对事实真理(“经验的、偶然的、基于世界事实的”真理)与逻辑真理(“逻辑的、必然的、基于意义的”真理)的著名区分。(cf. Carnap, p.222)事实上,方东美不仅多次援引卡尔纳普著作,如借用《意义与必然性(增订版)》中的“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区分与定义,阐发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思想差异(cf. Fang, p.177),而且对卡尔纳普多有批评,如指认其“前提之空类”属于循环定义。(参见方东美,1983年,第271页)因此,方东美虽称赞卡尔纳普区分“元语言”与“对象语言”,“把高层级逻辑语言,依次化为下层逻辑语言,最后变作物质科学上实物的语言(the object language),于以取证特殊事项,使之成为经验的真理”(方东美,1979年,第215页),打破了抽象逻辑的“超脱实事实物的世界而凌空假设”“天马腾空”“言之无物”(同上),但又批评卡尔纳普堕入另一个极端:不仅将元语言误解为只谈数量事实、无涉价值问题的自然科学语言,割裂存在与价值的关系,溺于价值中立论,而且排除任何形而上学语言及其言说的超越性真理,错误认定“以实物语言所叙述之理为世界上唯一(可)靠的真理,除此以外,一切超越的玄想都是渺无意义的勾当”,而这种科学主义思想与反形而上学立场使卡尔纳普将世界扁平化,陷入“武断的,更坏的形上学”。(参见方东美,1979年,第215-216页)在当时的思想语境中,方东美的这一批评可视作对其台大同事殷海光的直接反驳,后者服膺逻辑实证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认为科学无关乎价值,抨击方东美实属“价值迷(value fans)和事实盲(fact blinds)”(《殷海光全集》第14册,第1198页)。
(三)方东美清楚知晓卡尔纳普早年《世界的逻辑构造》等著作的经验主义、现象主义进路,尤其是基于感觉材料的证实原则。对此,方东美表示反对,批评近代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一切‘理’,都要在这个感性世界的里面所显现出来的一切事的里面,得到一个印证”(方东美,2012年a, 第798页),局限于经验证实。尽管就证实本身而言,不仅有经验证实,还有理性证实,方东美也多次予以申说,但卡尔纳普等人的现象主义放弃了理性证实。艾耶尔虽提出“弱”证实代替卡尔纳普的“强”证实,但命题的真假仍取决于经验。(参见艾耶尔,2015年,第5-6页)这应是艾耶尔被方东美批评为“新实证主义”的原因。由此方东美提出哲学必须远离实证主义,“把现象主义的限制解放,然后扩展更广大的思想领域”(方东美,2012年b, 第92页),升至更高的精神境界。
基于上述推论,方东美对维也纳学派的批评可以被更清楚理解。他指认维也纳学派属于实证经验的哲学,其根本立场不是元语言和逻辑真理,而是采取还原主义的方法,将经验的真理(即卡尔纳普的“事实真理”)尊崇为唯一真理,否定存在超越的形而上真理,“把人的心灵汩没在下层世界的里面,让他抬不起头来,让他不能够向上面超升,让他不能够要求超脱解放,所以便会感受到苦闷而不能够自由自在”(方东美,2012年a, 第241页),从而陷入异化,并以“价值中立”否认形而上学、美学、伦理、宗教的价值,排斥和消解其他类型的思想和语言,认定艺术语言毫无意义,纯属幻象,导致艺术语言被限缩于经验范畴,失去形而上学色彩,无法表现宇宙的生命精神,失语喑哑。倘若方东美获悉卡尔纳普批评海德格尔是“空话连篇的饶舌者”,其存在论是“无聊的呓语”(参见斯坦纳,第111页),那么他一定会表达最强烈的愤慨。牟宗三也曾批评逻辑实证主义的真理观和语言观,但不同于方东美批评卡尔纳普的“对象语言”和“事实真理”忽视超越性,牟宗三指责逻辑实证主义只重视客观描述的“外延真理”,用科学语言否定情感语言,忽视基于主体性、“离不开主观态度”的“内容真理”。(参见牟宗三,第21-22页)这种评价的差异直接凸显方、牟哲学的本质分歧:牟宗三选择内在超越性的心性论进路,坚持主体性哲学;方东美侧重即超越即内在的宇宙论进路,反对主体性哲学。
(四)方东美的批判态度延及维也纳学派的中国成员洪谦。曾有人将1942年《学术季刊》第1期中洪谦的论文呈送方东美,望其聘任洪谦,但他阅毕,并未同意。(参见《刘雨涛文存》,第308页)查考文献,其所见论文应是《逻辑是一种演绎的理论么?》和《莫利兹石里克(Moritz Schlick)》,洪谦从逻辑实证主义立场出发,批评罗素和弗雷格的逻辑理论(参见洪谦,1942年a, 第48页),主张定理只是推论法则的补充品而非前提基础,逻辑必须依靠经验证实,真理是经验的而非先验的、形式的。他进而聚焦石里克的语言理论,指出“哲学的任务:是界限明确的思想与含混的思想,发挥语言的作用与限制语言的乱用;确定有意义的命题、无意义的命题,辨别真的问题与假的问题;以及创立一种精确而普遍的‘科学语言’”(洪谦,1942年b, 第7页)。由此可知洪谦与方东美的立场对立。方东美拒绝聘任洪谦,实与这种哲学分歧有关,例示了其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抗拒。
方东美的上述批评源于其所坚持的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双回向结构。宇宙生命创化并非单向、线性、不可逆的“仅此一次”,而是动态往复历程的回旋结构。这是上回向与下回向统一的双轨回向,一本万殊与个体超升融合:一条道路从宇宙本体出发,自上到下,由一生多,由元体散为万殊,由生命之源化育出生命之“相”,另一条道路走向宇宙本体,万物要复返“原始统会”,自下向上,由多归一。超越与内在彼此对称、相互蕴涵,体与用圆融无碍,真空与妙有相互补充而非相互矛盾,“妙有”的现实世界可上达“真空”的理想,“真空”的理想又可向下贯注于“妙有”的现实世界。(参见方东美,2012年a, 第302页)以此反观,卡尔纳普溺于经验层面,忽视超越层面,无法“直透宇宙上层的精神领域”(方东美,2012年b, 第80页),未能将上回向与下回向交融互摄,“把差别的世界,变成为一个统一和谐的存在体”(方东美,2012年a, 第382-383页)。也正是基于此种双回向结构,方东美指认普朗克与马赫看似相互对立,实则均堕入人与自然的二元论。这种双回向结构的基本原则被方东美阐释为整体先于部分(参见同上,第586页),但其中暗藏一个问题:一方面是“二”构成了“一”,另一方面是“一”先于“二”,这何以可能?再进一步追问:“一”是何种“一”?“二”是何种“二”?如何解释“一”与“二”的关系?方东美似未意识到这些张力,而这恰为中国哲学进一步研究留下可能性,与之相关的阐释学循环问题或亦可得到新解。
三、方东美与蒯因依方东美之见,华严宗乃中国哲学双回向结构的典范。华严宗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即”是“二而不二,不二而二”(方东美,2012年a, 第337页),体现了对称并存、互依互渗、彼此蕴涵的关系性思维,否定了不可逆转的附属关系。这种圆融无碍关系尤其表现为《华严法界观门》所谓的“遍容无碍”“摄入无碍”“交涉无碍”“相在无碍”“普融无碍”。“即”是可以互为主客的功能性关系记号而非指谓符号,起到关系的联结功能,亦可写作表示“合为一体”的等号。故而方东美主张以华严宗的“即”克服和替代亚里士多德的“是”(verb-to-be)和现代数理逻辑,因为在西方的主谓语言中,亚里士多德采取实体-属性的存在论,将万物还原为实体的属性,抹除了二者间的辩证蕴涵关系;而现代数理逻辑借助线性的假设推演,继续走向不对称、不可逆的关系。
基于此种立场,方东美对卡尔纳普的学生、美国分析哲学巨擘蒯因展开批评。他自述在蒯因受邀出席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近代语言分析的研讨会时,曾当面与之激烈交锋。佐诸史料,此言不虚:方东美于1964-1966年任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cf. Fang, p.528),校方资料证实蒯因于1966年在该校发表演讲,并同该校师生举办了研讨会(cf. Suter, p.7),密歇根州立大学位于东兰辛,而蒯因在自传中明言曾在东兰辛演讲,时间介于1965年末至1966年5月之间(cf. Quine, 1985, p.338)。因此这场争论拥有确凿的历史记载和直接的文本依据,而且具备跨文化对话的双向性,既呈现了方东美的语言哲学,也暴露了跨文化视域下蒯因语言哲学的局限性。令人遗憾的是,蒯因未留下关于这次东西方相遇的具体描述,分析哲学似乎也错失了一次倾听、对话、反思乃至转化的契机。
在这场论争中,一方面,方东美坚持语言决定思想,语法决定思维模式,“一种文字,表达一种思想;世界若只有一种文字,则有许多思想又无法表达”(方东美,2013年a, 第94页)。从中可见方东美初步完成了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在跨文化视域中审视语言。据此,他指出蒯因的逻辑语言植根于古希腊的主谓语言:
希腊人根据他们的阿波罗精神(Apollonian spirit),认为宇宙中一切事物构成的道理都说得出。但是他……限于主谓词的语言(Subject-predicate language)。……还是一种有限语言(limited language)。你所谓的逻辑语言,从中国人的眼光看起来,那是不通之至。因为中国人讲话,有的时候有主词(subject),但是谓词(predicate)根本是“暗示的”(implied)或者是省掉了;有的时候有谓词,但主词根本省掉了。(方东美,1989年,第172-173页)
在方东美看来,蒯因片面将逻辑语言当作普遍语言,罔顾语法对思维模式的决定作用,无视古希腊的主谓语言不仅决定了西方的思维模式,而且形塑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存在论,一切客体都被还原为隶属于实体的属性。西方现代逻辑语言因源于古希腊的主谓语言而存在结构性的局限,缺乏普遍有效性,既不适用于汉语,也非哲学与科学思想的唯一载体。同时,若西方的普遍语言是哲学与科学思想的唯一表述语言(大前提)、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小前提),则由蒯因观点所推导出的结论将是汉语无法表达哲学与科学思想,中国不存在哲学与科学思想,这将堕入傲慢盲目的西方中心论。换言之,蒯因的语言学转向并不彻底,忽视语法的多样性(亦即基于西方主谓语法之上的数理逻辑的非普遍性),语法的界限即思想的界限。与蒯因相反,跨越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二元分断的当代德国哲学家图根德哈特坦承语言结构决定思想模式,指出西方语言的主谓结构塑造了西方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与属性的存在论模式。(参见图根德哈特)
除了上述共时性的空间维度,方东美还引入了历时性的时间维度,指出在不同时空中,符号与意义、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不断变化,不存在时间上永恒不变、空间上独一无二的对应结构,“语言文字,譬如中国文字的声音、型态、意义随时代而改变。……文字总是随它的形音在时地的变迁而产生不同的意义,是有多重意义的”(方东美,1983年,第126-127页)。这进一步回应了蒯因的西方中心论。关于蒯因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艾耶尔曾作如下暗示:人们曾批评蒯因为从外部(傲慢的西方白人视角)武断剖析土著语言,所以误解了土著语言,提出了虚假的理论问题,对此,蒯因尽管作出辩解,却缺乏说服力。(参见艾耶尔,1987年,第285页)方东美的看法与之十分相似。
另一方面,方东美认为,蒯因忽视逻辑语言只是一种形式语言,并非囊括一切领域的唯一语言、统一语言,在具体的应用上缺乏普遍有效性,包括了应用于不同学科领域时的无效(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应用于同一学科领域的不同理论时的无效(如几何学)。因此,他当面反驳蒯因:“若你只承认你那‘语言’是唯一的语言是统一的语言(Unified language),那么请问你有没有办法,把你那个语言用法国数学家的办法应用在近代几何学上面?……近代……许多几何系统(system of geometry)彼此不能相通。……朋嘉瑞(Poincaré)却明明指点出可以相通。为什么可以相通?翻译。一条直线在欧氏几何是怎样的定义,然后翻译到黎曼几何中是形成怎样的一种情形,再翻译到罗拔柴夫斯基几何里面它有又是怎样的情形。在这么一种情形之下,你怎么就把你这个形式逻辑当作说明一切科学、一切哲学、一切文学、一切艺术唯一的语言?所以你不通之至!”(方东美,1989年,第173页)相反,美国逻辑学家邱奇严守畛域,深知逻辑语言的学科局限,坦承“我是一个逻辑家(logician),我讲的语言是逻辑语言。这个逻辑语言从定义上看(logical language by definition)是一个形式的语言。……假使要是转移到实验科学(experimental science)上面去,在物理学上面就要受到限制”(同上,第172页)。
从上述两方面(跨文化与跨学科)的质疑出发,方东美追问蒯因能否接受彭加勒的翻译方法,将逻辑语言翻译为日常语言乃至汉语。蒯因对此的反应是:“根本不承认这个问题。……根本不懂这个道理。既然是普遍语言的文字为什么还要翻译?”(同上,第174页)而从方东美对蒯因的上述批评中可以发现:第一,在他眼中,蒯因忽视了哲学的双回向结构。卡尔纳普与蒯因偏居两极,如果说卡尔纳普过度聚焦经验事实,那么蒯因与卡尔纳普背道而驰,趋向抽象普遍性这一反面,“把人类的思想从具体的层面升到极抽象极普遍的层面”,却“忘掉宇宙还有一个下层”,导致“一切只是共相,没有殊相”。(参见方东美,2012年b, 第82页)方东美不仅凸显了卡尔纳普与蒯因的立场差异,而且指出蒯因与卡尔纳普一样,都强调科学凌驾于哲学之上。这种倾向在蒯因的著名口号中得到印证:“哲学不是科学的先验预备或基础,而是科学的延续。”(Quine, 1969, p.126)这导致卡尔纳普与蒯因堕入价值中立论。第二,在方东美看来,蒯因主张的抽象普遍性是虚假的普遍性,表现在前述的民族语言(跨文化)和学科领域(跨学科)两方面。为此,方东美诉诸彭加勒的约定论。在彭加勒处,约定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约定,无处不在(cf. de Paz, pp.56-57),科学家不是创造了“天然事实”,而是用语言表达了“科学事实”,所以我们无法将纯粹几何学与应用几何学完全区隔,只能考察“天然事实”是如何通过语言而在不同几何学中被“翻译”为“科学事实”,并被约定为公理(cf. Magnani, pp.105-108)。由于蒯因批评过彭加勒等人的约定论(cf. Quine, 1936, pp.90-124),因此,即便方东美未必知晓蒯因的这些批评,但凭着对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理解,他依旧敏锐发现了蒯因与彭加勒的理论分歧,借助彭加勒的约定论来反驳蒯因的逻辑语言理论,从而在客观上回击了蒯因对彭加勒的批评。从方东美的立场来看,蒯因的错误在于一方面否定语言的约定论和可译性,另一方面坚持逻辑语言的普遍性,忽视逻辑语言的限度。
四、结论方东美基于中国哲学的内在立场,对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到蒯因的西方现代语言哲学谱系进行了细致分析与比较研究。其与蒯因的相遇与论辩,也为中西语言哲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直接而确切的文本依据。然而这些贡献似未受到充分注意,逻辑实证主义信徒殷海光对方东美的误解与贬低,虽源于哲学立场的分歧,但也与此种知识盲点有关。(参见《殷海光全集》第20册,第320页)这种遮蔽的晦暗状况令人深感遗憾。方东美晚年曾激愤地表示“研究哲学……只知道取它的时髦主义,像逻辑实证论或符号逻辑,或只是透过‘日常语言分析’的手法,这些都是近代西方思想发展到了末流所产生的种种危机”(方东美,1983年,第26页),最终导致卡尔·波普与福伊尔所说的英美学界中哲学的死亡,步入黑暗时代(参见方东美,2013年c, 第2-3页),即哲学演变为技术化的语言逻辑分析,缺乏思想洞见,也与生命、价值、生活世界隔绝。这与牟宗三的论断(分析哲学是“西方哲学之陷溺”)相同。(参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7册,第301页)但这或许未必是黑暗时代,终结也未必全然负面,西方现代语言哲学虽存在诸多缺陷,却非一无是处,尤其是在克服传统形而上学语法上的贡献,值得中国哲学借鉴。(参见杨慧林,2013年a, 第8页)
随着西方语言哲学不断发展,中国哲学如何在新的理论语境中,从自身立场出发,通过借鉴方东美未曾论及的由索绪尔等人创辟、德里达等人发展的现代欧陆语言哲学和自海德格尔以来的西方哲学新成果,对西方语言哲学予以创造性而非排他性的回应,并在中西哲学视域融合的基础上,直面中国现代语言独特的语法和词汇(如方东美未深究的现代汉语“是”),激活中国传统语言思想,探究中国现代语言哲学的建构和创化之道,乃是一个愈发紧迫的问题。事实上,方东美业已留下了诸多线索,如他指出西方主谓语言中的“是”乃不及物的逻辑谓词符号,虽然“在那里说了许多话,可是说了那些话等于没有说”(方东美,2012年a, 第527页),而这也恰是当代西方事件哲学在克服形而上学时所聚焦之处,如海德格尔强调“当我们问‘什么是存在’的时候,我们已经处于对‘是’的某种领悟之中”,巴丢亦称“谓词式的描述是自足的”,从发生之所生回返发生本身。(参见杨慧林,2020年,第140-141页)又如主谓语言奠立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属性理论,方东美对此的批判恰也契合事件哲学代表卡普托对形而上学语法的抨击。(cf. Caputo, p.107)由此,奠基于西方语言结构(德语的“es gibt”、法语的“il y a”、英语的“there is”与“it happens”)的事件哲学或可借助方东美哲学得到崭新界说。总之,在此求索之路上,方东美作为中国哲学的另一副面孔,或可为中国哲学的前行提供可资借鉴与反思筹划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1]古籍:《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华严法界观门》等。
[2]艾耶尔,1987年:《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俞宣孟、苑利钧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语言、真理与逻辑》,尹大贻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3]方东美,1937年:《科学哲学与人生》,商务印书馆。
1979年:《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3年:《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9年:《新儒家哲学十八讲》,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a:《华严宗哲学》,中华书局。
2012年b:《中国大乘佛学》,中华书局。
2013年a:《人生哲学讲义》,中华书局。
2013年b:《中国人生哲学》,中华书局。
2013年c:《方东美先生演讲集》,中华书局。
[4]冯耀明,2003年:《“超越内在”的迷思:从分析哲学观点看当代新儒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5]冯友兰,2014年:《贞元六书》,中华书局。
[6]傅伟勋,1989年:《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高觉敷,1935年:《现代心理学》,商务印书馆。
[8]洪谦,1942年a:《逻辑是一种演绎的理论么?》,载《学术季刊》第1期。
1942年b:《莫利兹石里克(Moritz Schlick)》,载《学术季刊》第1期。
[9]黄忏华,1937年:《西洋哲学史纲》,商务印书馆。
[10]黄翼,1948年:《现代心理学派别及其意义》,载《现代思潮新论》,正中书局。
[11]劳思光,2003年:《虚境与希望——论当代哲学与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2]李石岑,1933年:《哲学概论》,世界书局。
[13]《刘雨涛文存》,2004年,广汉核地印刷厂。
[14]罗素,1921年:《心的分析》,北京惟一日报社。
[15]牟宗三,2012年:《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国哲学之简述及其所涵蕴之问题》,台湾学生书局。
[16]《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7册,2003年,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7]瞿世英,1928年:《现代哲学》,文化学社。
[18]斯坦纳,2012年:《海德格尔》,李河、刘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19]图根德哈特,2007年:《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郑辟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杨慧林,2013年a:《意义——当代神学的公共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b:《中国思想何以进入西方的概念系统》,载《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
2020年:《语言留给我们的哲学问题》,载《霁光人文演讲录》,江西人民出版社。
[21]《殷海光全集》第14册,2010年,“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2]《殷海光全集》第20册,2011年,“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3]Bonino,G.,2008,The Arrow and the Point:Russell and Wittgenstein's Tractatus,Frankfurt:ontos Verlag.
[24]Caputo,J. D.,2019,Cross and Cosmos:A Theology of Difficult Gl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5]Carnap,R.,1958,Meaning and Necessity:A Study in Semantics and Modal Logic,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6]de Paz,M.,2014,“The Third Way Epistemology”,in Poincaré,Philosopher of Science: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Dordrecht:Springer.
[27]Fang,T. H.,1981,Chinese Philosophy:Its Spirit and Its Development,Taipei: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28]Magnani,L.,2001,Philosophy and Geometry: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Issues,Dordrecht,Boston and 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9]Quine,W. V.,1936,“Truth by Convention”,in O. H. Lee(ed.),Philosophical Essays for A. N. Whitehead,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
1969 ,“Natural Kinds”,in ontological Relativity&Other Essay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e Time of My Life:An Autobiography,Cambridge,Mass. and London:The MIT Press.
[30]Rorty,R.,1992,“metaphilosophical Difficulties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in The Lingui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1]Russell,B.,1956,Logic and Knowledge,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
[32]Schwartz,S. P.,2012,A Brief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From Russell to Rawls,West Sussex:John Wiley&Sons Ltd.
[33]Suter,R.,1969,“Introductory Note”,in The Isenberg Memorial Lecture Series 1965-1966,East Lansing:Th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34]Wittgenstein,L.,2001,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9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G. E. M. Anscombe et al.(trans.),Oxford:Wiley-Blackwell.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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