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纳
论中医学的人文科学研究
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
暨第⼀届中美医学文化学术恳谈会交流论文（1）
本文笔者写于1994年10月9日。是作为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暨第一届中美医学文化学术恳谈会交流论文的旧文。共二篇论文。现在看来仍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特别是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又再次复兴的大背景之下，借此文可以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真实内涵。可以更客观清醒地洞察到中华文化的未来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中体西用，吸取全人类文化精华为中华所用，中华文化会更丰富！反过来丰富的中华文化又促进了世界文化发展。现一字不改重新发表。
写于 2021年11月18日
旧文发表：
论中医学的人文科学研究
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
暨第⼀届中美医学文化学术恳谈会交流论文（1）
1994年10月9日
采用现代人文科学来研究中医是近年来中医研究的新趋势。首先它是社会科学学术界中的文化研究热潮在中医界的反映。按照文化研究的观点，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碰撞之后，对一个文化首先发生的影响的是在物质表层，然后是技术层，最后定要涉及到思想文化深层。因此将两种文化在思想文化深层面进行比较研究，是文化研究的主要任务。这种思路也反映到正对中医进行反思的中医学术界，许多学者也将对属于技术中间层的中西医学科的比较转到了属于思想文化层的中西医的各自文化背景比较，以期更深刻地理解中医的内涵。这一研究角度的转变有其学术研究上的优势。因为长期在技术层面探讨两种医学体系，进行比较研究，会有一种“不识庐⼭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弊端。如果在思想文化层面进行比较探讨，一方面可跳开以前研究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另⼀方面可通过思想文化深层对技术中间层的内在影响的考察，会使我们形成⼀种新的眼光来看待研究对象，这最终会对所研究对象形成⼀种全新的认识。其次，人文科学介入中医学研究也是现代医学模式出现新的转变后的一个必然回应。现代医学已由生物学模式转向生物—社会—心理模式，WHO的健康定义也反映了这一新观点。可以看出，现代医学现在也开始注重人文科学内容，这对用人文科学来研究中医是一个有益的启示。说明人类对医学、健康的认识已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医学、健康观必然包括文化的涵义，对这个方面的研究也是一个新深题。另外，对中医学进行人文科学研究也是中医学术界用自然科学研究尚未出现大的突破而进⾏反思的结果。上面我们提到的人文科学是指除自然科学之外其它所有的人类文化。它包有两方面的含义：⼀是指所涉及的现代学科。它是由历史（包括自然科学思想史）、哲学（包括科学哲学）、文化人类学、比较社会学、考古学、神话学、宗教、文化、语言、逻辑、艺术等人文学科组成。⼆是指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所共同具有的科学研究特征。为了强调⼈⽂学科的科学性⼀面，所以用“⼈⽂科学”“代替”“⼈⽂学科”。
一、研究特点，方法及前景
采用人文科学研究中医具有研究视野开阔、角度独特的特点。它注重的是中国文化背景与中医这一文化现象的内在必然联系。具体方法主要是通过建立两个研究视野来进行的。第⼀个视野是中国文化视野：它从中医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出发，以人文学科为⼯具，以科学为指导，全面地考察中医所处的⽂化背景中的各个具体、特殊的文化形态，以试图挖掘出中国文化中的深层思想结构，从而阐明中国文化的特质，进而对中国文化的思维⽅式特点进⾏探讨并尝试予以回答，再根据中国文化具有有机整体观的特点，找出各个具体的⽂化形态（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神话等）与中医之间的有机联系，以期由此而揭⽰出中医的思维方式特点及它的深刻内涵。第二个视野是世界文化视野：1）在中国文化视野内考察时，可放⼊世界文化视野中与西方化进比较。2）也可在初步得出些有关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结论之后，再将他放⼊世界文化这个大文化圈中，用比较的方法找出与世界其它文明的相同或不同之处（如在思维方式、价值观方面）。目的都是反过来为了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进而可更深刻地阐明中医深层结构中的内在机制，在这⼀阶段可以运用文化人类学的⼀些研究材料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人文科学介⼊中医研究，最终可使我们对中医的内涵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会对用自然科学来研究中医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因为自然科学研究本身的特点，特别是西方医学受机械观较⼤影响等因素，决定了其对中医内涵本质的把握是有其局限性的。这⼀命题更象是⼀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个科学问题，故纯实验得不出对中医内涵的新理解。而作为⼀个哲学问题，它需要的是反思，哲学的反思。它更需要的是历史的回顾，对历史的全面考察。所以，从这一角度讲，对中医的人文科学研究是对中医进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前提和中间环节，它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中医者必须要做的先期工作，不做好这一工作，会整个地影响其科研思路，起点不高而最终影响其研究结果，从⽽难以取得研究的重大突破。人文科学的介入，将会在研究的指导思想上起重要作用，它决定了科研的⽅向和命运，它将起着指导者，先遣队和脚手架的作⽤。
二、⼏个关健性问题
1）科学研究：问题还是方法？
前面我们曾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具有“科学”的共同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人文科学研究采用了自然科学研究中所需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两者正是在“科学”这⼀旗号下形成内在的统⼀性和逻辑的同质性的。而对科学的正确理解是⼀切科学研究工作的起点，无论是在从事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之前都应对“科学”有⼀正确认识，但实际上对科学的理解常常有混乱之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们形成了对科学的⼀种流⾏看法。这种观点认为科学研究过程也就是把对在各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成功（必然带来威信）⽽加以总结成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并将之信奉为唯⼀的权威的观点或⽅法，运用到⾃已所研究的学科中去的过程。也即认为科学研究过程就是将所信奉的学说和⽅法运用到研究对象的过程。结果，这⼀所谓的科学研究过程常常成为⼀种最终由被研究的对象来反证所运用的学说或方法绝对正确的论证过程，变成了借学术之后名传播自已所相信的教条的活动，论证学说或⽅法的正确性变成了科学研究的目的。这样，科学研究活动在“科学”的名义下成为⼀种信仰教条的活动。
在中医学术界，根据上述对“科学”的理解而进行的中医研究活动有下面这样两个典型：
（1）属于哲学层次上的，这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常将唯物主义作为绝对正确唯一的权威学说，来解释与中医有关的⼀切文化现象。结果，对于这⼀讨论变成了验证这⼀学说正确性的教条活动，相应地，随着这⼀学说的逻辑推演，中医的哲学思想就被定归为“朴素唯物主义”⼀类。
关于这⼀点，我们后面将证明对中医的哲学思想这⼀归类是⼀种被扭曲的形象，它没有真正反映中国⽂化及所属的中医本质。另⼀类型是前⼀种类型的进⼀步发展，在中医与朴素唯物主义发生内在的联系后，接下去的一步就是以证实中医理论科学性的实验（象肾阳虚、脾虚本质探讨等研究）来证明其唯物成分，它是通过证实所研究的中医理论具有物质基础来进⾏的，但我们仍说这⼀类型是在哲学层次上的，因为这些在科学层次上进行的实验最终仍成为对所信仰的学说正确性的证明。
（2）属于⽅法层次上的，这⼀类以用“新三论”、“老三论”⽅法来研究中医为典型，它差不多与前⼏年的⽂化热同时兴起。但与目前对中医与⽂化关系更深⼀步探讨的热潮相⽐，这股热潮似乎消退了很多。这⼀类型主要以⽅法作为研究的起点，但与前⾯的属哲学层次的类型⼀样，都是以⼀种权威的学说或⽅法来说明研究对象，两者都隐含着⽤被研究对象来说论证所信奉的学说或⽅法正确性的过程。故在研究⽅式上有⼀种循环论证的这⼀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这也是这两类中医研究类型难以取得成效的原因。对于⽅法层次上的这⼀中医研究类型来说，缺点对中医理论本⾝内在逻辑的了解，不了解所用方法的内在逻辑与中医理论的内在逻辑是不能同⼀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条很深的逻辑鸿沟。这也是其失利的部分原因，也仍归结于缺乏对中医内涵本质的把握。而填补这⼀逻辑上的鸿沟正是⼈⽂科学研究的目标，当然这也需⾃然科学的合作。实际上，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从对某⼀研究对象形成在理论上有意义的问题开始的，它是进⾏⼀切科学研究的关健。这些在科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则是通过⼀项对个⼈所关⼼的具体⽽专⻔的题材所产⽣的个⼈知识⽽形成的。研究者对于所研究的题材会根据价值上的重要性（这需具有科学素养的个⼈的判断⼒判断）⽽提出中⼼问题和边缘问题，这⼀切都在严密的逻辑性下进⾏。从提出这些问题到对这些问题的尝试解决才算得上进⾏真正的科学研究。其中科学精神中的批判质疑态度也是提出问题的⼀个组成部分，科学史上相对论和量⼦⼒学的创立都是这一科学研究模式下的结果。在这⼀科学研究过程中，为了解决所提出的问题，象爱因斯坦在创⽴相对论的过程中所做的那样，研究者不惜尝试多种哲学思想和⽅法，⽽不是只采用一种认为是绝对权威的学说和⽅法。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分析表明，开始时他是接受带有唯物主义成分的马赫实证主义观点，在⻢赫的批判哲学思想帮助他推翻绝对时空观后，他⼜抛弃了实证主义。而更愿接受康德的带有唯⼼成分的唯理主义色彩的观点，以帮助其建构理论大厦。在⽅法上，则以演绎法为主，而不是传统的归纳法，但在形成思想的起点时则是归纳法的（对牛顿⼒学的批判开始是无法避免的必须接受⼀些归纳法产物的科学事实）所以有⼈从哲学思想上判断他是哲学上的机会主义者，但这⼀点并不能抹杀他对相对论这⼀先进科学思想创⽴的巨大贡献。对⼀位真正的科学家来说，解决问题才是科学的目的，而不是成为所信奉的哲学思想和⽅法的奴隶，为了解决问题，科学家更愿意采用的是实⽤的观点。同样，量子力学的创立，也是这样⼀个科学过程。因此，科学研究是从有意义的问题开始，在尝试解决这些有意义的问题之后，必然⼜会有随之⽽出现的新的有意义的问题。知识的成⻓过程就是⼀个不断解决新出现的有意义的问题（中⼼问题和边缘问题）的过程。相对论取代⽜顿⼒学正是这⼀过程的反映，这⼀过程使得科学得到发展，⼈类知识得以增⻓。⽽在前⾯⼀种对科学的流⾏看法之下，它的所谓研究过程由于研究对象被⼀信奉学说或⽅法所统⼀，故不存在什么中⼼问题和边缘问题，⽽且由于不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也就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没有知识增⻓的起点，有的只是对信奉的学说和⽅法的循环论证，因此在这⼀科学观下知识增长等于零。从这些分析我们可看出，许多对中医的研究是劳⽽⽆功的，因它不能增进⼈类对医学的新的理解，故只能被束之高阁。对科学研究的正确理解应是：问题比方法更重要，问题先于⽅法，⽅法只是解决问题的⼿段。提出问题是科学发展和知识增⻓的起点，为了解决问题，我们是⽅法的机会主义者，像目前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概念正是基于对科学的这⼀正确理解⽽产⽣的。此外，逻辑的严密性也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从事中医的⼈⽂科学研究应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当然它也是从事⾃然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守的。
（2）中医实质研究：哲学问题还是科学问题？
对中医的本质内涵探讨，需将中医学作为⼀个研究对象，⽽它是属于中国⽂化主体中具有内在精神结构的⼀种精神⽂化现象，种种中医理论都是这⼀内在精神结构的外化。因此它不是⼀个直接的⾃然现象。我们知道，对⾃然现象我们探讨的是自然规律，而精神文化现象的规律属⼈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是这两者的规律⼀致吗？有⼀种观点认为：⾃然规律与⼈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致的，两者的这⼀同⼀性实际上是在唯物的观点下建⽴起来的，决定论的机械唯物观点是其最初的理论基础。故它对神话、宗教、巫教、巫术和哲学的研究都是从自然的角度出发，将神话、宗教、巫术作为因不能被证实的东西而归之为迷信、虚无予以否认。而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变成了中国⼈对自然界看法演变史的探讨。⼆⼗世纪现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已彻底动摇了决定论的机械唯物观的地位。新物理学革命的成果使得⼈们开始承认⼈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有其特殊性，最终证明⾃然规律与⼈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同的。这⼀观念的转变也是现代医学模式转变的⼀个历史背景。而⼈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它并不从自然中寻找其规律，而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身寻找。因此中国历史的⼀切文化现象都是中国历史社会⽣活的投影，它正反映了历史本身，是历史的现实的折射。正是靠着这种投影，自然成了社会化世界的映象，这⼀社会化⾃然反映了社会的全部其本特征。故揭⽰精神⽂化现象的内在精神结构需要历史的回顾，需对中国⽂化历史进⾏全面考察。⽽作为中国精神文化现象之一的中医也是如此。对中医的本质内涵也即它的内在精神结构的探讨，是属于⼈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是⾃然规律的揭⽰，需用人文科学通过对中国⽂化历史的回顾来进⾏。所以它⾸先是个哲学问题。由于不清楚⼈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不同和两者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不同，中医学术界主要是将对中医的本质内涵探讨作为⼀个科学问题来对待的，试图以实验等科学⼿法来解决这⼀问题。但两者有⼀相同之处在于对规律进⾏探讨时的研究⽅式是⼀致的，都是科学研究⽅式，关于这点，前后已详尽论述过了。
（3）中医哲学：唯物还是唯⼼？
唯物、唯⼼主义是西方哲学的⼀个主要大致分类，主要根据思维和存在哪⼀个是第⼀性来决定。这点我们已很熟悉了。中国学术界⼀直都借⽤来探讨中国哲学。实际上这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总结出来的西方社会科学法则能适用于全⼈类，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观点的一种实际运用。现在看来，这个运用的前提不能无批判地接受下来。理由是：西方社会科学里面所有的各种法则，规律都是根据西方历史经验归纳综合出来的。由于西方社会科学者对东方知识比较贫乏，在总结这些规律法则时尚未能运用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之外的其它文明史料。这点，马克思本⼈曾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以说明西方社会科学法则所不能解决的若干东方现象。可惜也由于上述原因，对这⼀论述没有具体进⼀步地探讨下去。所以，这些法则对⾮⻄⽅的经验可能适用也可能不适用，需要予以证明。从本世纪初起，法国的社会学家和⼈类学家杜尔克姆、列维·布留⼉、列维·施特劳斯及德国文化人类哲学创始人思斯特·卡西尔等能摆脱欧洲形式逻辑思维的影响，对欧洲文化圈之外的其它民族思维方法进⾏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地起点上，他们能够克服西方化圈中的思维定势，即“欧洲中⼼论”的影响。⽐如列维·布留尔通过批判英国的人类学派创始⼈泰勒的“万物有灵观”的⾮实证观点，使得他们的研究论证⽅式和结论更客观些，至今不失其研究价值。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按照西方文化思维标准来看，作为思维⽅式特征之⼀的因果律在他所研究的原始民族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说明在西方范围内概括的⼀些法则规律有其局限性。
中国哲学界根据唯物、唯⼼这⼀哲学分类来剖析老子的哲学思想，对老子的哲学思想判断则分为唯物，唯⼼两派，每派都有⼀定的根据，但都不够充分，始终没有得出⼀个令⼈信服的结论。看来用这⼀哲学分类法来阐明中国哲学有不尽合理之处。实际上这与中国学术界强调唯物、唯⼼对⽴⽃争、不可调和有关。它是⼀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式，是决定论的机械唯物观背景下的产物。现代科学证明唯物，唯⼼观点是能调和在一起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都肯定了唯⼼观点的存在价值。如现代量子力学进展表明它与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的哲学思想更接近些。现代科学结论并不与经典意义上客观地描述自然相关，而以我们对自然的解释相关，甚至在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中，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概念已失去意义。中国哲学界如何对现代科学的挑战作出回应，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从“有无”探讨理解中国哲学的内涵
下⾯我们通过对⽼⼦“有”“⽆”这范畴的分析，来探讨⼀下对中国哲学的内涵理解，有关“有”与“⽆”的内容主要在《⽼⼦第⼀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此两者同出⽽异名。”“天下万物⽣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章》。《三十二章》：“道常无名”从《第一章》我们可看出：在有无的关系中，无是有产生的前提，有是有形万物的代表，但由于“同出而异名”。所以两者关系中，“无”只是“有”的逻辑上的前提，并且两者是一种同生共存的关系。所以在“有生于无”中，并不表⽰在时空上先有“无”，再有“有”，两者并不存在⼀种在时空上的因果关系。这里主要是在哲学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讨论，涉及的是⼀个形而上学问题，而不是在知识论意义上的讨论。我们知道，本体论摒弃了实证科学所采取的经验性的推理⽅式，⼒求探讨诸存在（有）的逻辑前提。因此“有生于无”并不是从知识的⼼理过程中概括出来的，因而因果律并不适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这里的“无”（具有抽象无形的特征）是中国哲学甚至中国文化解释由之出发的诸前提，而不是解释的⽅式。老子在这里并没有在经验意义上对“有”的产⽣作出直接回答，他并不讨论象⾃然学派所关⼼的物质本原问题，这样，思维与存在哪个是第⼀性的问题（经验意义上的）即绝对的唯物，唯⼼观点在中国哲学中并不存在。老子更关⼼是本体论形而上学问题，它具有人类学价值。故有无这对范畴是⼀个互为因果，相互共存，缺⼀不可的逻辑关系。对于老子来说，它的本体论中的本体并不只是⼀个孤立存在的抽象存在，它的抽象无形的存在“无”、“道”是通过具体有形的有（万物）来体现的。这也是中国⽂化的重要特征。象儒家思想中的“仁”和“礼”、“知”与“⾏”，“格物致志”、道家中的“得意忘形”等这⼏对相互共存的范畴都是对周代天命观中的“德”本体（以后发展成道本体）通过具体有形的社会⾏为（⼈的社会性）或透过具体有形的万物（人与自然关系）来加以诠释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有根本不同，它并不从孤⽴抽象的纯思辨中寻找本体，而是从具体有形的⼈的社会存在中超越现象（万物）而直达本体。故在中国哲学中，“道”（无）与“万物”（有）是一种合而为一，相互共存的关系。在道本体之下，自然成了⼀个社会化的自然，因此中国⽂化以追求本体为人生终极目标，即通过人的社会生活而体验到抽象无形的本体。孔子说“早闻道”“夕死可矣”正反映了这种人生追求。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个⽂化本质。如果定要将中国哲学的唯物，唯⼼归类的话， 则它是唯物唯⼼两种观点合谐相处共存的关系，⽽不是相互对⽴，不可调和的关系，就象“阴阳”⼀样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这与西方中的矛盾范畴的相互对⽴、不可调和形成鲜明对照，它即使调和，也是通过契约才能发⽣，如同⻄⽅宗教⼀样，通过契约，⼈神对立才能化解。它需要中介物，在科学研究中，人对自然的研究则以科学仪器为中介。与之比较，阴阳之间是互渗的，两者之间无任何中介。由此我们可以证明，西方与中国的文化规律具体在哲学观上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以上论证成⽴，则将作为中国哲学影响下的中医哲学归类为“朴素唯物主义”是缺⽴依据的，它是对中医哲学的曲解，忽视了中国哲学唯物，唯⼼相互共存、不可分离的特征。中医哲学中的唯物成分是不能从唯物、唯⼼同⼀体中分离出来，将之从中分离出来只有想象的可能性⽽没有现实的可能性，它是非此即彼，绝对的思维的反映，可以说是独断的、教条的观点。而目前中医的科研思路就是根据中医属朴素唯物主义的这⼀判断来进⾏的。我们将目前中医学研究现状与⼗九世纪物理学革命前夜的形势相⽐有很多相似之处。那时的物理学界在决定论的机械唯物观（其核⼼是绝对时空观念）的影响下，以为这时在物理学领域内的⼯作只是在数学上将小数点精确到最后⼏位，在当经典物理学领域里出现裂缝时，即牛顿力学和电动力学的理论结构形式上逻辑上出现矛盾时，则用以太说来加以修补，实际上这⼀矛盾是牛顿绝对时空观造成的，它构成了牛顿⼒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机械唯物观的理论基础，正是绝对时空观造成了其理论⼤厦的动摇。爱因斯坦正是在对绝对时空观这⼀⼤前提进⾏批判的基础上，引⼊相对时空观，并抛弃了以太说，从⽽⼀举解决了⽜顿⼒学与电动⼒学的⽭盾。同样，中医也是在⼀种权威的学说之下进⾏对中医的科学研究的，这种权威的学说强调绝对的唯物主义，与唯⼼主义对立斗争、不可调和，在思维方式上是即此即彼，中医哲学在这⼀权威的学说之下被判断为朴素唯物主义的。在这⼀权威的学说指导下，对信仰的学说和⽅法的论证成了科研中第一性的东西，而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则排列了第二位。却没有看到正是在这⼤前提即所信仰的学说下，想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与实际所出现的相反结果，理想和现实的脱节已成为在中医研究过程中难以克服的矛盾。知识的增长在这⼀信仰之下成为零，没有化为对中医的现代理解，“中医现代化”的愿望难以实现。这⼀矛盾正是⺫前中医研究的深刻危机所在此，现在正是中医学术研究出现大革命的前夜，和物理学革命⼀样，它是对中医研究的大前提即所信仰的权威学说质疑批判开始的，正是它导致了对中医哲学属朴素唯物主义的判断，并因此使中医研究出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中医学术革命就是通过将之抛弃，建⽴起能真正反映中国⽂化特质也即⽴⾜于本民族⽂化特点的新的哲学观念，作为中医研究的新起点，在这观念下，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那么我们对中医本质内涵的理解会逐渐加深，有关中医的知识就会增⻓，中医学术研究因此而健康地向前发展。以上是对中医学的⼈⽂科学研究的⼀个初步导论，它是对中医与⼈类⽂化主题更深⼊⼀步的讨论，试图对中医的⼈⽂科学研究作⼀次全局的宏观把握，并着重讨论在研究中会遇到的基本的实质性问题，指出这⼀研究⼤致的发展⽅向，可以说是⼀个研究纲领，有关在这⼀导论下的进⼀步发展，我将另文加以详尽讨论。
主办单位: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研究中⼼
《医学与哲学》杂志社
上海民生中医药研究所
1994.10.8-10，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