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知识图谱里,科学和人文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标。斯诺的提法在文化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议,本文尝试回到斯诺区分两种文化的最初动机,并从当代大学学科建制体系的视角来作出回应。
两种文化之争的持久生命力
1959年,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一次以“两种文化”为题的演讲,突出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的对立局面。斯诺的演讲内容经修正补充之后,同年以“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为题出版。随后,斯诺两种文化的提法在西方文化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并一直持续至今。2008年,《泰晤士文学增刊》将斯诺的书列为二战之后西方公共讨论之中最有影响的100本书之一,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
斯诺引发的争论虽是在西方语境之中,但受斯诺影响,中国语境中关于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关系的争论也未曾中断。2019年,国内的科学网为了纪念斯诺的书出版六十周年,还专门组织了“两种文化大家谈”的专栏,邀请众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似乎更加复杂一些,因为这里不仅有西方意义上的人文,也有中国意义上的人文。甚至有论者将科学与人文的争论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体用之争结合在一起。
然而,无论中外,这场争论似乎都很难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论。本文不打算择其中一种立场去加以辩护,因为正反两方都有值得辩护的理由,也都有各自立场的软肋,徒增一种辩护似乎也无益。不过,在这场很难有结果的争论之中,斯诺最初将两种文化对立的特定目的和历史语境已经模糊不清。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斯诺当时的语境中去看这场争论最初的目的。
两种文化之争的历史语境
斯诺本人既是物理学家又是作家,因此和科学家群体及文学家群体都交往甚密。斯诺甚至亲自调查了科学家群体的文学阅读情况,结果显然让他失望;同样,斯诺对文学家群体对物理学的知识和进展没有任何兴趣也表示愤怒。斯诺似乎想一碗水端平,但他实际上更偏向科学文化的立场,如他所说:“曾经有很多次,我与一些人在一起聚会,根据传统的标准来说,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一直对科学家的无知而表现出兴致勃勃的、难以置信的样子。有一两次我被激怒了,于是质问他们之中,有多少个能够清楚地解释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的定律。令人沮丧的回答同样是否定的。然而我问的这一问题大概就是将‘你读过莎士比亚吗?’这一问题转为用科学语言描述的一样。……所以说,当现代物理学的大厦不断增高时,如今西方世界中大部分最聪明的人,对它的洞察也正如他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一样。”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巨大隔阂还是刺痛了斯诺。
斯诺最初是用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来标明这两种知识分子间的巨大差异,但在其引发的后续争论中,斯诺最初的对立被泛化为科学与人文关系的一般讨论,这里我们也从众,讨论科学和人文之间的一般性关系,而不是局限于科学与文学的关系。从整篇演讲来看,斯诺的不满有二。其一,作为知识分子,科学家和以文学家为代表的人文学者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相互之间互不理解,互不关心对方的研究,甚至无法交流;其二,作为人类知识传承和繁衍的载体,大学教育在人文和科学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偏颇。在当时英国的大学教育体系中,人文教育,尤其是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等与古典学问相关的教育是更被看重的基础教育。科学教育则没有与其实际地位相匹配的重要性。斯诺希望提升科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和地位。
自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争论迄今,六十多年已经过去。在这六十多年里,无论是作为整体的科学知识大厦,还是大学教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转变之后,斯诺所担心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答案是肯定的,在一些重要方面,斯诺所担心的问题已经被解决或者消解。这需要我们对代表当代科学和人文总体的高等教育学科加以分析。
当代高等教育中的科学与人文
在现代社会,科学与人文知识和大学教育几乎就是一个整体。现代大学的学科建制也变得越来越庞杂。因此,要了解科学和人文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从基础的大学教育之中来加以综观。
这里以代表世界高等教育前沿的美国大学教育为例,来呈现科学和人文在当代大学学科体系之中的经纬。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调整,美国顶级的研究型大学有两种稍有不同的教育理念和体系。一类是以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洪堡模式的教育理念,以通识/文理教育为基本的本科教育模式,强调文理并重;一类是以麻省理工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强调科学和工程教育,但也重视通识教育的作用。总体而言,芝大和哈佛虽有少量工程类学科,但其学科主体可以概括为四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麻省理工则稍有不同,除了上述四类学科,庞大的工程学院是其学科体系的特色。按照芝大和哈佛的本科教育要求,本科生前两年并不分科,要完成四个模块中各自的学分要求。本科后两年,完成上述通识教育的学生才按各自兴趣分科。麻省理工虽然强调科学和工程的教育,但也是基本按照这种模式进行本科教育培养的。(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