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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深刻、全面理解公共行政的分析框架

「好书推荐」深刻、全面理解公共行政的分析框架

深刻、全面理解公共行政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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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概况—分析框架与三种途径

《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是一本经典的行政管理书籍,作者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深刻、全面理解公共行政的分析框架,内容涉及公共行政的概念、公共管理的职能、公共组织、公共人事管理、公共预算、公共政策分析、公共行政与民主宪政以及公共行政的未来等。作者集中指出看待公共行政要有三种视角,即管理视角、政治视角及法律视角。所以接下来的一些思考也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来提出。

编者在序言部分便解答了我未曾阅览本书而仅仅从书名就产生的疑问,即为何要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来解析公共行政学?何以不是其他的途径?这三个途径的分析是否有其合理性?编者认为公共行政的复杂性是其研究途径多元的根本原因,复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公共行政几乎涉及人类事物的各个领域;其二是任何单一向度的研究不能使人们获得对公共行政系统而全面的理解。公共行政是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政治途径的研究方法是重要的;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而且是公共部门环境下人的问题,其必须在民主宪政体制的框架下运作,因此法律的途径是必要的;公共行政是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其与民营部门、市民社会发生密切的互动关系,通过必要的手段实现效益效能和经济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必由之路,因此管理的途径是必要的… 此外,亦可以从文化现象、人的行为等视角对公共行政进行分析,然长久以来,公共行政主要的分析途径集中在管理、政治和法律这三部分,其余的视角亦可以包含在这三种途径之中。

具体来说,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涵盖前三个章节,主要介绍了公共行政的定义以及本书的写作背景—美国行政国家的兴起和结构;第二部分则分别用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分析了组织、人事、财政预算、决策、政策分析评估这五个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浩瀚的分析框架和知识体系;第三部分从这三个角度集中分析了管制行政;第四部分则分析了公共行政与公众,具体从公众之于公共行政的互动、公共行政责任以及对未来公共行政的展望进行了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写作是基于美国的行政环境和体系,基本上是对美国的描述,书中所引用的案例和数据均来自美国具体的公共行政实践。在此,我们既需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认识到契合于具体行政生态的行政实践不可照搬复制,但同时也不可回避公共行政实践的共性问题—代表性、回应性、责任、善治…同时也应意识到只有将公共行政的管理、政治和法律三种认知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和解决公共行政实践的现实问题。

二、思考

(一)写作背景

只有将文字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中才可以理解其真正的价值和指向所在,文中作者虽没有对写作背景进行长篇大论,但结合2000年前后公共管理领域的变革和作者文中提到的具体改革实践,大致有如下几个背景:

1.合法性危机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至80年代新公共管理的兴起,传统公共行政面临的合法化危机已经积重难返,人们对其繁冗的官僚体系、低效冗长的办事程序嗤之以鼻,仿佛一夜之间官僚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官僚制所依存的稳定的低复杂性和低确定性的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逐步土崩瓦解,政治与行政互相交织难以分离,“一身多职”使得政府角色冲突目标不明,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使人们愈发对政府失去耐心和信任,管的越多愈觉力不从心…

2.新公共管理兴起

20世纪80年代开始,授权、市场化、结果导向、企业家精神一度成为显学,实践中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公共部门改革、削减预算、裁撤机构与公共管理领域的纷繁多彩的理论交相辉映。在公共事务的处理、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民营化逐渐替代传统公共行政下政府全盘包揽的做法,并将诸多治理工具运用到实践中,极大的催生了第三方部门的发展和现实效率的提高,同时也面临对其“公共性”“合法性”的质疑。如何在“公共性”和“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成为现实中饱受争议和讨论的话题。

3.当“数据”成为一种资源—大数据时代与电子政府

传统公共行政面临的合法化危机与现实中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传统公共行政主导现实实践的时代,技术更新换代慢,周期长,公共行政能较为轻易的垄断资源—诸如权力、资金,确定性、低复杂性、稳定性是传统公共行政赖以生存的土壤。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运用逐渐使传统政府的控制能力急剧下降,信息不只由政府垄断,传统公共行政的命令链愈发显得笨重刻板,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处理信息的效率受到极大阻碍,“专业化”的行政人员不再能灵活的对现实出现的问题进行快速反应和处理。换言之,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政府的层级、授权、办事人员的技术能力都提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之伴随的是公众对公共信息愈发感兴趣,也更能通过媒体和其他途径接触到与自己利益切实相关的诸多信息,维权意识的觉醒将“公平”“代表性”这一历史话题重新推向了新的高度。

总的来说,从传统公共行政确定性、低复杂性背景下政府一元主导社会资源的分配,对社会无微不至的管理到当下公共管理领域面临的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性背景下多元主体的治理,多种手段和工具的运用,目标层面单一的“效率”导向也逐渐向“效率”“公平”“责任”综合平衡的方向发展。

(二)公众的角色问题-群众、公民、顾客、公众

最初对公众角色的关注起源于今年6月份接触到的何艳玲老师的《“无变革的改革“—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限度》一文,在提到地方行政改革的结构约束时,艳玲老师提到”公众参与“还是”公民协商“这一现代政府体系中的公民角色问题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政府民意收集部门的定位,”现代政府的改革,尤其是公众参与,其真正的本意不是协助政府科学决策,也不是反应大多数民意,而是构建尽量多公民在协商基础上的共识,因为公共利益来自于价值的分享对话“[②]。更大层面上来说,这涉及到政社关系的调整。然而具体到我国的语境,鲜有学者对群众、公民、公众三者之间的区别与具体的适用语境做出区分,官方文件和诸多改革文件中对此也一直未做严格区分,虽然”公众参与“越来越多的作为主流话语出现在形形色色的学术论坛和改革方案中。

(三)社会失范—官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碰撞

拉尔夫.郝梅尔(Ralph Hummel)在解释官僚组织与社会的差异时提到,官僚组织依赖于“理性组织化行动”—“无行动发起者,具有达成明确目的的逻辑手段和行动,并且是以手段-目的的逻辑性明确的方式实施的行动”,而后者则依赖于“社会行动”—“由具有特定意图或目的的人发动,目的在于传递目标或信念,社会行动由行动发动者、行动本身以及人类行动接受者或共同行动者构成”。在这样的前提下,郝梅尔认为渗透于整个社会的官僚制度造成了官僚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且官僚价值倾向于取得更大优势,尽管双方的价值会存在此消彼长的冲突过程。根据郝梅尔的描述,社会与官僚价值之间的差异就在于情感与做事、信念、随意、制度化与非人情化。

具体到实践领域,当一个人扮演顾客角色时,社会行动的价值与理性的组织化行动的对立便显得十分明显,顾客凭借自身对于社会文化的理解与管理者进行交涉,而官僚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则是人们不理解或者感到不舒服的行为。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随着行政部门逐步取代家庭、家族、社群和宗教组织的传统角色,人类生活的很多方面逐渐失去人情味儿:在小孩照看、老年人照看等方面幼儿园和各类幼托养老机构替代了传统家庭的作用,在防止和举报犯罪方面成为警察的职能而非社区的职责。“非人情化”和“层级控制”取代了传统的社会价值,并对社会个体造成严重影响,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无情和疏离感,个人无力控制其环境,这些都是“社会失范”的体现。

(四)对三种途径的再审视:一种基于公共价值的思考维度

书中多次提及的“代表性”、“效率”“透明性”等在本质上都是公共价值的组成部分。公共行政三种不同的研究途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基于不同价值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对公共行政的不同主张,具体表现在不同的程序、结构安排和政府功能与目标,价值决定了政府的目标和实施手段。

传统的公共行政的价值目标是效率、效能,基于此,实现这种价值的手段和途径便是官僚制;新公共管理的价值是绩效,实现这种价值的手段便是授权、市场化;政治途径的价值是代表性、责任、政治回应,与之对应的手段就是重视多元主义在决策、预算中的作用;法律途径的价值是公平和平等,因此司法审判、抗辩程序和仲裁机构是合理的。

这个思考很简单,是关于“价值差异—冲突——整合”,几百年里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变迁和日益丰富的公共管理理论,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再到如今的多元治理、公共价值,其从目的层面来讲都是为了解决公共管理领域出现的问题,有效的提供公共服务。只不过是手段和方法各异,但手段和方法又决定了其使用的具体政府工具,具体的政府工具又会影响到具体的权力行使主体和相互关系,比如治理之下使用的政府工具会涉及到大量的第三方机构,便会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授权和监管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政府一元主体的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是不存在的。简而言之,遵循这样一条脉络:“问题—手段—政府工具—授权、监管等”。所以逆向思考这个问题,手段为何会存在差异?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思考维度,即“价值问题”,实现何种价值决定了具体采用的手段和方法,比如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是“效率”“效能”;政治途径的价值是“代表性”“回应性”;法律途径的是“公平”、“平等”,这些价值的差异也就造就了其在人事、决策、预算等多方面的差异。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价值的差异会带来冲突,那么解决冲突的方式是什么?作者在书中提到要整合这些价值,在多元的碰撞中取得平衡。此刻可以联系佃利老师分享的那篇文章,价值对于不用的主体来说重要程度不同,同一主题会存在多种价值,但有些价值是“核心价值”,有的则是“次要价值”,对于这个层面的掌握无疑是重要的,同时也需要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发掘解决价值冲突的智慧。

(五)对管制的思考

管制活动与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复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日益发展的劳动分工以及高度的专业化在增加社会生活相互依赖程度的同时也使得人们更难预测彼此的行为。因此很多管制措施都在确保经济行为具有可预测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同时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与此相关的便不得不考虑到管制的成本、管制的效率、管制的手段和范围问题,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对此各执一词。作者在整合三种途径的基础上认为,尽管存在着价值的冲突,但是要尽量确立价值的优先排序,最终实现价值的整合。具体的方法便是要确定管制的大体目标,然后再考虑哪种方法最适合实现这个目标。比如在涉及到大量公共利益的管制领域,政治途径最为合适,其提倡的代表性和公众参与能较为妥善的解决这些问题;在涉及到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时,比如企业与劳工组织、生产者与顾客,法律途径是恰当的,其程序和结果更为公平合理;在预防灾难发生的管制领域,管理的途径是不错的选择,其能带来符合管制领域的合作。

(王铮:长安街读书会博士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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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邢深;初审:程子茜;复审: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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