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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论坛2021:政企研共议“城市大脑”建设 让城市更聪明

天津论坛2021:政企研共议“城市大脑”建设 让城市更聪明

为落实国家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系列政策,打造城市大脑,实现精细化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今年10月,在南开大学和韩国崔钟贤学术院共同主办的天津论坛2021“城市大脑助力智慧城市的发展”分论坛上,来自国内政府部门、数字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6位专家学者,就绿色智慧城市建设、城市网络安全、城市数字化建设以及城市数字治理等话题进行了交流研讨。

与会专家指出,智慧城市建设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城市发展模式和顶层设计需要统筹协调,二是城市数据挖掘、共享和数据安全的矛盾,三是城市基础运营管理平台功能单一且存在空白,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管理需求。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一要强化顶层设计,制定科学合理规划,加强统筹指导,制定统一的标准和发展模式;二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强化技术支撑,建立高素质人才队伍,加强核心技术公关;三要加强平台整合,增强产业带动,最大限度地开发、融合、共享和利用各类城市信息资源;四要以人为本,增强服务意识,提升便民服务,推动技术创新和群众服务融合。

“城市大脑”如何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刘晓光主持了“城市大脑助力智慧城市发展”议题的研讨。中新天津生态城智慧城市发展局局长王喆认为,根据中新天津生态城多年建设的经验,智慧城市的核心就是三个字:便利化,即政府管理、人民生活、企业发展的便利化。智慧城市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满足群众的幸福感,增强企业的便捷感和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中新天津生态城重点搭建了涵盖交通、医疗、教育、社区、旅游、环保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智慧模块、插件和单元,让智慧城市更加接地气、能够被感知。通过建设智慧城市,不仅要让广大群众享受简单便利又舒适宜居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城市的管理服务水平。

百度智能云副总经理谢广军认为,智慧城市应该做到洞察有深度,治理有精度,兴业有高度,惠民有温度。通过精准地洞察城市的全域运行态势及全过程,做到对问题的发现、预警,对城市的综合规划。治理的精度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做到更高水平的精细化管理。兴业有高度是指通过AI数据标注产业基地,促进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惠民有温度是指以便民为目的,大幅度提升公共服务智能化水平。

360集团高级工程师高昕认为,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化新战场面向互联网、车联网、新型智慧城市等新场景。海量的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存在,数据的安全至关重要。为了持续保障网络安全体系能够动态地适应大安全环境,国际上的相关实践经验都采用了全面的网络安全评估来推进整个网络安全体系的提升和演进。建立城市网络安全能力成熟度指标体系,推进城市网络空间安全能力建设的规范工作模式,形成评价-分析-治理-评价的业务闭环,为城市的网络安全管理与建设提供决策支撑,还将推动城市网络空间的安全防护能力有针对性地增强。

阿里云智能技术总监张辉认为,城市大脑是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全新基础设施和智能中枢,可以对整个城市进行全局实时分析,利用城市的数据资源优化调配公共资源,最终将进化成为能够治理城市的超级智能。目前,城市大脑已打通融合了交警、交通、城管、医疗、应急、环保、消防等多部门数据,在交通治理、环境保护、城市精细化管理、区域经济管理等领域进行了诸多有效探索。以杭州为例,城市数据大脑持续释放数字经济潜力,目标是到2022年在交通、平安、城管、医疗、环境、旅游、智慧亚运、移动办事等城市产业民生领域实现“全覆盖”。

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认为,新阶段城市数字化建设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当前的工作开展都在建设系统方面,行为都在系统上进行,所进行的行为均有数字留痕,从而形成数据化。二是算法为核心构建城市治理脑核,系统的核心应该是在不同场景中的算法、累积算法资源构成的处理问题机制。三是数字化生态,所有的场景都能够应用数字化的反应方式,当所有的场所、所有的事件、所有的主体都有数字化反应能力的时候,城市便达到了数字化生态。

城市数字治理与技术治理创新

南开大学周恩来管理学院教授尚虎平主持了“城市数字治理与技术治理创新”议题的讨论。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余乐安指出,全球1000多个城市(其中中国有500多个城市)已把建设智慧城市作为未来发展重点,而大数据的兴起为智慧城市治理提供了有效手段,其不仅能准确辨析各类社会主体的选择偏好,还能有效检测公共生活乃至公共情绪的变化、问题及影响因素,并由此来扣紧矛盾的主要方面,探寻解决路径,以高效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实现真正意义的“智慧治理”。要实现大数据治理城市,关键是建立和运用“指标体系”“诊断平台”和“诊疗方案”这三大法宝。

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金太军认为,要推进智慧治理,关键要明确其内涵及适用语境。与泛化治理的传统治理和过度强调多主体多中心和法治等内容的现代西方治理不同,智慧治理应是依附于坚持一个中心和各主体协同参与治理的中国治理语境,高效地融合技术和治理的新型治理模式。智慧治理不能改变治理的社会属性,更不能脱离以人民为中心。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肖唐镖讨论了技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技术对民众和社会、对权力和政治的影响都越来越大,导致 “技术乌托邦”或“数字利维坦”等问题。因此,应当检视权力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评估两者之间的张力及其风险,应当引入民众与社会力量,形成权力与技术之间新的互动关系。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郑方辉分析了城市数字治理绩效的评价。数字治理绩效涵盖了投入、过程、产出、影响等全流程,具有政治性、协同性、全周期性、技术性等特征。城市数字治理绩效的技术理性能够优化决策质量,促进公共服务生产的精准化,实现前瞻性预测等,但也面临数据共享困难和数据安全困境。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晓林认为应该注重数字孪生技术的使用。数字孪生的内涵简单理解就是“克隆”。目前数字孪生的国外实践较多,但这个技术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较为初创的阶段,海南省在智慧海南建设中以“数字孪生第一省”为目标,江西省最早提出数字孪生的应用,还有雄安新区工程的建设、上海的“一网统管”等等,都可以看到数字孪生的使用。现在的数字城市基本上是在地层上,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多关注天、空、地、海,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体制机制问题,是公共管理学科应该着重去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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