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在纽约》小说出版后反响强烈，销量超过100万册。导演郑晓龙回忆，“当时中美两国在物质上确实差距巨大。加上出国的人传回来的情况从来报喜不报忧，回来也是衣锦还乡，造成那时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就是遍地黄金，不遗余力不择手段一定要出国。而这部小说写出了这其中的问题，不仅是在国外吃苦，还有文化冲突之下的状况。”这种情况下诞生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拥有很多个“第一”：国内第一部全程国外拍摄的电视剧、姜文的第一部电视作品、刘欢的第一次作曲。此前刘欢一度被央视封杀，却因该片主题歌又见诸央视。
郑晓龙在座谈会上透露，当时拍摄预算是130万美元，工作人员几乎都没有工资，这笔钱勉强用于应付整个剧组的所有开销，过得非常拮据。在美国拍摄，本可以提出拍摄申请，获批后会有专人帮忙清场、维持秩序，“虽然申请是免费的，但我们也没有申请，因为有人帮忙就要给小费，小费对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
《北京人在纽约》中用了很多航拍镜头，是在一日内完成的，郑晓龙回忆，那天他在飞机上待了11个小时，到最后已经站不起来了。为了节约成本，他们采用了很多违法手段，比如演员偷偷摸摸跑到墓地，联系飞机迅速下降拍摄，在空中管制发现之前开溜。有一场戏，飞机低到螺旋桨的风把姜文吹倒了，但也只能爬起来继续拍。“就这，后来还发现拍糊了，只好重拍，最后是找了个假墓碑完成的。如果我们有钱，就可以申请航线，但我们没有这个钱，就只能偷拍。”当时剧组，有美国驾照的只有郑晓龙一人，其余的人都是持中国驾照在美国开车，“美国警察抓住了看到中国驾照，一下就懵了，他都没法给你开罚单。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被法院传唤，光是违章停车、无证驾驶，就要罚6000美元。”但相对经济上的困扰，作为团长，郑晓龙更担心的是有人偷跑，“每天都在高压之下，因为随时都可能出事儿，每天都可能有人跑了不回来。尤其是有些文艺团体，连团长、副团长全都带头跑干净了，押了护照也跑，我特担心哪天剧组人都跑没了。
开始动笔书是因为有东西撞到我心上了
东方早报：你并不是一个专业写作者，为什么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写体现文化冲突的小说？
曹桂林：我对写作既没计划，也没定位，也没训练过，平时也有很多事情要忙。一般来说写东西就是不吐不快，有东西撞到我心上了，是一个心血来潮的业余爱好者。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作家，所以我一般写的都是有原型的故事。最开始《北京人在纽约》是我把自己在美国10年的生活总结了一下。后来写《绿卡》，是因为这事撞得我挺难受的，一个女孩为了拿绿卡遇上那么多波折，就写出来了，但因为之前《北京人在纽约》火了，出版社加了一个“北京姑娘在纽约”的副标。因为拍《北京人在纽约》，和主创也成了好朋友。那时候王姬还在美国，见到特别多偷渡移民，她想让我写个书，她来演女蛇头。那我说好吧，因为不是自己的事，只好去老挝、缅甸、泰国待了半年找材料，还去福建长乐待了半年，写了一个《偷渡客》。2001年，姜文又让我写个《王起明回北京》，我还说现在谁知道王起明啊，写了有啥意思啊，他说有，他就觉得这人有意思，我就写了一个，但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没什么撞着我的，就编点故事，自己也觉得不负责任。
但《纽约人在北京》是延续《北京人在纽约》的，我在美国待了30年，《北京人在纽约》写了前10年，后20年我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是怎么回事，尤其在美国的华人精英们的生活、精神状态，这群人的故事以前很少被写到，那我就想我来写吧。
东方早报：写《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有这样的动机吗？
曹桂林：有，我想跟我女儿搞好关系，让她看完这书之后知道爸爸还惦记她，想着她，甭管在世界哪个角落。但是没有成功，只在逢年过节有个卡片问候。经济上她很有钱不用我帮，我也用不着她帮，没有来往，感情上没有交流。后来听别人说现在是结婚了，还有小孩了，我都不知道，没见过。
她12岁来了美国，我觉得孩子这么小就送到美国，她就不是你的了。中国的亲子关系，应该是你崇拜我我爱你，但她太小来到西方，就变成了美国的价值观，要独立，要做她自己。她19岁后我们就没见过面，说我不会麻烦你，你也不要麻烦我，听这话我多伤心。还是用英文说的。她刚来的时候特意让她学英文，融入美国的白人圈子，结果在家里都叽里呱啦英文满口，我说家里要说中国话，她也不知所措。后来我发现这就是太小把孩子送出去的结果。对于父母抚养之恩也没有什么感情，她觉得既然把她生出来，不抚养还把她杀掉吗？当然不行，美国法律规定你有抚养义务的。所以《北京人在纽约》，就是用一个家庭来体现文化冲撞。
东方早报：《北京人在纽约》最著名的就是对纽约的天堂与地狱的比喻，为什么新书反观当年，感慨的是空忙与荒唐？
曹桂林：我到美国第一年就成立了公司当了老板，当年就买了房，第二年我的会计师跟我说，你赶紧再去买一套房吧，不然你要缴的税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