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考核这东西，我一直认为是我们从西方学来的，这也许是西方现代企业运营的管理手段，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却缺少了人性的温度，有时候看似合理却很不合理。
在唐高宗李治时期，有一个叫卢承庆的官员，他曾经负责过考核下级官员的工作，其中有个被考核官员的职责是运米，但是有一次因为大风，这个官员把押运的米丢了，按照量化考核的原则，这个官员的考核成绩肯定很差。
卢承庆在给这个官员打分时，对这个官员说：“负责督导押运却把米丢了，考核成绩为中下。”一般官员听到这个成绩，一定会很紧张，但是这个官员却面无表情，一句话也没说就退了出去。
卢承庆一看这小子行啊，有点办大事的气量，于是把他的评语改成了“丢失米并非其本意，考核成绩为中中。”然后叫人又通知了这个官员，没想到这个官员既无喜色，也没有向自己表示感谢，卢承庆一看有点意思啊，这小子能够做到宠辱不惊，于是大笔一挥给他的考核成绩改成了：“宠辱不惊，考核成绩为中上。”
按照现在量化考核的标准，卢承庆这是在胡闹了，一个定性的事情，哪能根据个人好恶对考核成绩改来改去？
但是在我们历史上，像卢承庆这样的做法是受到推崇的，究其原因就是卢承庆本着的是个公心，是为国选材的出发点，是为了发现人才，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这恰恰是人治的致命弱点。
不好说这种人治是好是坏，但是中国的人治的出发点，是因为我们的儒家文化追求的是君子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