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张老照片里的中国法学院

来源：麦读微信公众号

1867年，在京师同文馆担任英文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接到了一份新的聘书：邀请他在同文馆开设国际法方面的课程。

丁韪良随后回到美国，进入耶鲁大学进修国际法。两年后，这位美国传教士重返北京，被正式任命为同文馆总教习兼万国公法教习。

于是，在这所专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教育机构的课表中，第一次出现了法学课程的身影：“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英国人 Thomas Child 摄于1870至1890年间

这是中国在教育机构中最早开设的法律课程，从这里开始，法学逐渐走进了中国的教育体系，进入万千读书人的视野，成为他们的人生选择。

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中，从晚清的京师法律学堂、北洋大学，到民国时各大高校开设的法律学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浩劫与变革，逐渐百花齐放、崛起争雄的“五院四系”，中国法学院分分合合，在时代的枯荣浮沉之中，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星光闪耀的法律人才。

这是风起云涌的100年，这是洪流激荡的100年，无论是战火纷飞，还是家国动荡，中国法律教育始终在微微星火中延续向前，几代法律人学习、成长，薪尽火传，共同追寻着法治之光。

埋藏的线索：300张老照片里的中国法学院

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叫《不复过往：中国法学院纪事》，讲的正是这段历史中的往事。

100年前的法学院课程表长啥样？

100年前的法学院老师年薪有多少？

谁是《万国公法》最初的汉译者？

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的法律专门学校叫什么名字？

作为一个法律人，你知道李大钊可能曾是你的校友吗？你知道郁达夫曾在北京法政大学担任过讲师吗？你知道徐志摩，也曾是一个法科生，法学专业课还拿了90+吗？

在这本书里，作者兴味盎然地选取了8个历史横切面，细细剖开，耐心研究，以小问题见大历史，力图呈现百年间法律教育机构的历史变迁，以及其间的法律学人，个人命运的起伏进退，与荣辱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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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为了真实还原历史细节，搜集整理了近300幅珍贵的老照片，每一张的背后，都藏着通往时空深处的线索，静静封存在纸张之中，等待被读者打开。

翻开书页，这些在影像中凝固的瞬间，将带你回到现场，感受那些埋藏在历史中的静默与硝烟。

10年细密考证：中国法律人从哪里来？

法律人是一个关注当下与现实的群体。

然而，没有绵长丰富的过去，我们对当下的理解，就会局限于眼前的片刻光景，孤立单薄，无所因袭。

作为法律人的你，或许也曾经好奇过：中国法律人从哪里来？中国法律教育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我们的法律与法学是如何伴随时代而发展？

这本书的作者姜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

姜朋法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1993年起就读于吉林大学法学院，先后于1997年和2000年获得法学学士（经济法专业）、法学硕士（民商法学专业）学位。2003年6月于中国政法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民商法学专业）。2003年10月至2005年9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目前主要讲授商法、商业伦理、批判性思维等课程，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商法、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商业制度史、法律及工商管理教育史等。著有《官商关系：中国商法前论》（法律出版社，2016）、《商事制度考据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须有清风属后来：吉林大学法学院史稿（1948－1998）》（法律出版社，2018）、《在明明德：大学的伦理之基》（合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等。

北洋大学的法科何以失去？燕京大学到底有没有法律系？中国的法律教育机构何时开始授予法学博士？历史上的两所中国政法大学是否存在渊源关系？

正是带着这样那样的好奇之心，姜朋老师花了十年的时间，进行细密详实的考证，最终成就了这样一部作品。

书中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细节：

一个插曲是1983年高考结束后、录取开始前，国家教委、司法部几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规定当年的考生只要未被其第一志愿学录取，政法大学即上升为第二志愿，而不考虑法大在其自主志愿中排在第几位。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即今天的学院路校区）硬件条件极差，建于50年代的教学楼兼图书馆，阅览室是教学楼后几间宛如工棚的活动板房，宿舍楼里容纳下全校各年级的男女生和学校行政机构，食堂一个，浴室没有，尘土飞扬的操场其跑道总长不过200米，4个篮球架。如此而已。由于礼堂被外单位占用，当年的迎新大会是在教学楼四楼楼顶的露天平台举行的。——《不复过往》P293

也有充满反思性的提问：

将几所大学的某些专业硬性调整、归并，真的能实现强强联合吗？大学及其专业院系的设置是否有其自身规律，是否应当完全取决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意志？包括法律教育在内的中国近现代的高等教育固然源自西方，但是否一定要唯某国或某几国的教育模式马首是瞻？

以及简短有力的感慨：

“在主权不完整的情况下，独立的法律教育亦无从谈起。”

这是一本中国法律人自己的历史书，它让你看清我们共同的过往，值得每一位曾经、当下与未来的法律人细读。

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何勤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陈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凯湘、吉林大学副校长蔡立东、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健、西南政法大学《现代法学》专职副主编董彦斌

联合推荐！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原校长、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

罗伯特·史蒂文斯说过，法律职业发展史也是法学院的历史，法的概念——毋宁说是关于法的观念——反映着一国政治和社会的微妙细节，塑造了法学教育，反过来又被其所塑造。因此，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探究和梳理法律教育，亦即法律教育机构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复过往：中国法学院纪事》在这方面做出了其应有的努力。书中追溯了一百多年间中国法律教育发展的若干片段，有史实，有考证，也有分析，有提问，值得一读。

陈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学研究》主编、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本书值得读三遍。作法学院学生时读一遍，求新知而问故事，知故事而益新知。做法学教研工作时读一遍，因情怀而显学识，以学识而彰情怀。从法学教职退休时读一遍，析过往而寄可待，期可待而念过往。

刘凯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本书除了能够让我们了解近现代中国法律教育的史实，还能够让我们反思教育（当然主要是法律教育）的规律，教育的宗旨和使命，以及教育的变革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后果，我们当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教益？

蔡立东（吉林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现代法律教育过往历史中，学人付出的种种努力，制度发生的诸多变迁，取得的各类经验与教训，都值得回望和记取。本书考据详实，有趣、也有意义。其以时间为轴，通过几个主要法律教育机构的断面，纵横交织起一幅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图景。让我们更真切地体味到中国法律教育的历史质感，也给研究中国法治的历史逻辑提供了一个富含知识增量的切口。

王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兼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近代以来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值得仔细梳理，深入研究。这本书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即使是一家之言，也值得认真对待。本书不难读也不易读。说不难，是因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近代以来法学教育的历史不长，只需跟着作者的笔触，沿着时间的径流漂流即可。说不易，是因为作者花了十多年工夫，考索切磋，积沙成塔，于细微处常可见其螺狮壳中做道场的劲头；而且在将史料“磨砖对缝”时，还不忘跳将开去，从半空俯瞰一眼全景，提出几个问题，有些还颇耐人寻味。

王健（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近代中国的法学教育画卷极为丰富而复杂。作者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和文献史料，以法学知识的演变为背景，鸟瞰中国法学院校的流变，对其中的机构、制度与人物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文化变迁的要点或节点性论题都作出了细密的考证，不仅对这些论题所隐含的当代意义作出了要言不烦的归纳和阐释，并以大量配图使这些概念置于真实的历史场景之中。作者每发一言，无不旁征博引，鸿纤备举，比对勘同，稽玄钩沉，颇有乾嘉学派治学之风。该书对中国近现代法律学术和法学教育的研究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董彦斌（西南政法大学《现代法学》专职副主编、东京大学外国人客座研究员）：

姜朋先生于法学学术一片冰心，于法学教育史一腔热肠。“十分冷淡酬知己”，此一片冰心之谓也。冷静理性是冰心，不凑热闹是冰心，素心向学是冰心，钩沉探隐是冰心。“这也不是长江水，这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此一腔热肠之谓也。法学英才自教育出，教育史蕴藉理想与热血，不有此热肠，不能解先贤们西西弗般的信念，与他们形诸字纸的高贵灵魂。

写在最后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正如拉德布鲁赫说：“任何时代都必须重新书写自己的法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困境，时光流转，过往不复，机遇与挑战却永远并行。

当潮水退去，愿我们都能在对过往的追溯中承继力量，一往无前，浩浩汤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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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张老照片里的中国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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