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认为变法最重要的是什么?比起魏源、曾国藩.他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有什么进步?

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器物,制度,思想。在梁启超主张变法的时代,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以为指导与康有为等酝酿了维新变法。关于梁启超比魏源、曾国藩等人的进步,可以用他在《戊戌政变记》中的一段话作为解读。在该文中,梁启超把鸦片战争后60年间中国变法自强的历程分为“四界”（即四个阶段）：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然此后二十余年,叠经大患,国中一切如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也,是为第一界；同治初年,创巨痛深,曾国藩曾借洋将,渐知西人之长,则创制造局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创招商局,派出洋学生,文祥亦稍知时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偏交泰西各国,变法之事,于是筚路开山矣,……至于光绪甲申,又二十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底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是为深耻,是为第二界；马江败后,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然大臣未解,恶者尚多。议开铁路,犹多方摈弃,盖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知矣。盖渐知西学,而肯讲求,是为第三界；……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渐知学堂为变法之本,而皇上频催办铁路矿务学堂之事,未几西后复收大权,皇上几被废,新政遂止。然而强学会时务报大呼天下,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是为第四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