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源头

人类精神发展史可粗浅划分为巫术,宗教和科学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原始部落文化到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第二个时期从公元前5世纪到15世纪；第三个时期从15世纪开始至今。　　巫术时期的特征主要有两点：　　1,万物有灵的多神论；　　2,没有此岸与彼岸的区别,人,鬼,神共居同一个空间,只是可见与不可见,能量大与小的区别。唯有巫师能与鬼神沟通和交流。在巫术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巫师是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　　一切依靠巫术来解决信仰和精神心理问题的社会,人群居住规模都比较小,巫术仪式也只是针对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事项,其有效性才能产生。　　随着文字的产生和发展,部落社会开始走向民族社会。过于具象和封闭的巫术已无法适应民族社会的信仰和精神需求,随着部落社会向民族国家演变,也就必然要改变信仰方式,使之适用于不同地区人群的需要。宗教是超越于一时一事比较抽象的信仰体系,对人群的适用范围比巫术大的多。由此开始了向宗教转换。　　中国的儒道文化,印度的佛教,中东的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古希腊文明都是在这转换期先后发生。　　这一时期出现的文化创造和转换,规范了世界几大主要民族长达两千余年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雅斯贝尔斯将这一时期称之为轴心时期。我则将轴心时期直到15世纪这两千余年,整个的称之为宗教时期。　　“商人尚鬼”。中国商朝依然是巫术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中国从巫术向宗教时期的转换,发生在周朝,准确的年份是周公执政之后。从周朝立国一直到推翻殷商,是巫术转向宗教的过渡时期,周武王临终把天下托付给周公时特地说了一句：“此事就不用占卜了”。　　在此之前,临大事必占卜是惯例。周武王打破了这惯例,表明巫术已不能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在这之前,商纣王暴虐无道,彻底动摇了人们对巫术的信仰。　　周公制礼,完成了巫术向宗教的过渡。正是周公制礼,显示出了“轴心时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不同。西方文化从巫术转变为宗教,有这样几个特点：　　1,　　通过消灭多神论来确立一神的统治地位；　　2,　　作出了此岸与彼岸的划分；　　3,　　由此建立起了因果报应的信仰系统。　　中国甲骨文和青铜铭文里已经有“帝”“神”甚至“上帝”,但周公制礼,并没有走否定多神,确立一神的道路。而是创造性转化了“天命”“天道”,以抽象观念建立起信仰系统。　　周是联合其他部落和诸侯国推翻商朝的。推翻商朝不久,又发生三监国叛乱。平息了叛乱后,周朝的政局才稳定下来。如果选择一神论,必将又是连绵不断的战争。于是周公跳出了一神与多神对立的思维方式,另辟蹊径,在不触及不破坏各部落和盟国原有信仰前提下,以抽象的天命天道为终极信仰,建立起新的信仰体系。　　周公对天命天道不是简单承袭沿用,而是加以新的阐释。原先的天命,是命定论的,周公将之转换解释为：天子的职能是替天行道,天命是否属于天子,取决于天子的德,只有天子德性良好,天命才会跟随保佑天子,天子之德的体现就是保民。　　周公通过转换性阐释,不但消解了原先天命观里命定论色彩（商纣王就是用这种天命观为自己的暴虐无道荒淫无耻辩护的）,而且把人的德行和天命连接起来。　　周公这一阐释,在中国政治哲学上第一次提出了位德的观念。坐在什么位子上,相应的就必须具备与该位置相称的德。有其位无其德,天命不佑。天命不佑的表征就是人民起来造反与革命。周公的政治哲学确立了人民革命的正当与合理。　　这样,抽象的天道天命,就不是难解和不可知的,它和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世界紧密连结起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人心就成了天道的直接反映。“公道自在人心”,“天理良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丧尽天良”。诸如此类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话,其源头就来自周公的天道天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