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有哪些感人的事例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曾到中学兼课挣钱以补贴家用。但只教了一年就被学校以“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的罪名开除。朋友出主意：刻印章。于是,昆明市的市面上,便出现了闻一多治印的“润例”。不过靠熟人弄来的小生意几乎挣不到钱。情急之下,闻一多备了一张桌子,打算去设摊。闻一多的印摊只摆了一天,就被人劝了回来。可是不摆摊,一家人怎么生活?最后,校长梅贻琦联络朱自清、沈从文等11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刻印广告,让他在家里“设点”代人刻印。广告定了“金石润例”之条例：“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分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 昆明人有收藏象牙章的爱好,加之又是大学教授出手刻印,生意便源源而来。两年多,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了1400多方印。久而久之,闻一多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闻一多便自我解嘲：“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再苦也得刻呀!”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1925年6月,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回到中国,准备在国内开展戏剧运动,并和一批热血文人创办大江会,奉行以国家强盛为本旨的国家主义,想借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来振兴中国。闻一多回到北京后,和留美归来的余上沅、赵太侔联合北大教授胡适、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等一起筹办“北京艺术剧院”,并创办崇尚唯美的格律诗派,但终因经费无法筹齐,“北京艺术剧院”终成泡影,经徐志摩等人推荐,闻一多进入国立艺专任教务长,并教授西洋画。当时北京军阀混战,执政府滥杀抗议示威的学生,激起闻一多等人极大愤慨,又因仗义执言力请蔡元培任艺专校长,与当时校长刘百昭发生冲突,被同人诬为自己想当校长,遂拂袖而去。1928年,闻一多和梁实秋赴青岛大学分别任文学院院长和外文学院院长,期间因支持学校开除闹学潮学生,遭学生们罢课反对,一些教授也认为青岛大学被新月派垄断,青岛大学上下同声,酿成一场驱逐闻一多、梁实秋的运动,校长杨振声辞职,闻一多和梁实秋也相继不辞而别。1930年,闻一多赴清华大学任教授,鉴于前两次经验,闻一多力辞清华文学院院长职务,一付自命清流的名士派头,生活安逸家庭和美,进入中国上流社会。1933年“七七事变”的炮声摧毁了闻一多清静的学者生活。闻一多随清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不久,政府决定三校继续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与几位教授一起随学生步行团,长途跋涉三千里,步行至昆明。刚到昆明的闻一多一心研究《诗经》、古代神话,不问时事,被人戏称为“何妨一下楼先生”。日本军队攻陷郑州长沙后,继续攻打贵阳,昆明形势十分危急,闻一多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十分不满,开始参加学生组织的讲演会,十分善于演讲的闻一多颇受学生拥戴,并且极大鼓励了昆明的抗日热潮,闻一多也加入了改造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极受国民党忌恨,但因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不得闻一多等人。1945年日本投降,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北上,已经参加民主同盟的闻一多被选为昆明支部宣传部长,并主持《民主周刊》。国民党政府趁日本军队受降之机,调龙云的部队到越南河内,龙云不知有诈,国民党第五军和杜聿明的部队开进昆明,包围了省政府,逼迫龙云北上重庆调任闲职。国民党军统特务控制昆明,开始迫害要求民主的进步知名人士。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大部分复员北上,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为讨好蒋介石,密拟黑名单,经国防部长陈诚同意后于七月十一日暗杀知名人士李公朴,昆明城里人心惶惶,许多人都力劝闻一多不要再在公众面前演讲,已知悉内情的朋友也告诉黑名单上排在李公朴后面的就是闻一多,闻一多明知有险,仍毫不畏惧,主持召开李公朴的追悼会,并当场怒斥捣乱的军统特务,发表了有名的“最后一次讲演”。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回家途中距离家门口仅十步之遥的府甬道被一群特务射杀,护送父亲回家的大儿子闻立鹤扑上去用身体护住父亲,被射成重伤。全国各党派均十分愤怒,纷纷谴责这种暗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