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黔之驴>>的写作背景

黔之驴》是柳宗元的作品《三戒》中的一篇。《三戒》含《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寓言。本文是其中的第二篇，写的是一头驴被一只虎吃掉的故事。这篇文章寓意深刻，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现实性。作者在《三戒》的序中说：“吾恒恶性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害淡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由此可知，作者写这三篇寓言，是为了警戒世人：毫无自知之明而肆意逞志，必然自招祸患。而《临江之糜》《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则分别写了“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的三种表现：“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因此，具体而言，本文旨在讽刺那些无能而又肆意逞志的人；联系作者的政治遭遇，又可知本文所讽刺的是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此外，以“三戒”为三篇文章的总题目。并以“黔之驴”为本文的题目，也表明作者讽刺意图的指向。但我们也可以不从驴被虎吃掉的角度，而从虎吃掉驴这一相反的角度，来理解本文的寓意：貌似强大的东西并不可怕，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战而胜之。

柳宗元的寓言大多作于贬谪永州之后。他以待罪之身远窜蛮荒，而且时刻担心小人告密，朝廷加罪。805年，他贬为邵州刺史，刚走到荆南，又再贬为永州司马。806年，王叔文被赐死。所以，柳宗元说：“自余为人，居是州，恒惴栗。”（《始得西山宴游记》）即使唐朝的文化政策比较开明，文网甚宽，柳宗元写寓言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一些。所以，他不仅不敢写明具体影射的对象，而且还要故意加以掩饰。掩饰的办法之一就是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来源，以表明自己仅仅是说一个有根有据的故事。《谪龙说》声明这个故事是“扶风马孺子”告诉自己的，而且点明故事发生在泽州，既是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度，更是为了掩饰自己没有别的什么动机。《三戒》声明故事是某个客人讲的，而且点明故事发生的地点分别是临江、黔中、永州，大概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且，我们认为柳宗元寓言的故事来源，主要是亲见或亲闻，前者如《哀溺文》，后者如《三戒》，很少凭空虚构。比如《黔之驴》一开头就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贵州多山少平地，驴没有用，所以直到现代还没有驴。贵州省教育学院周复纲教授对我说，他初到北京求学，忽然听到驴叫，被吓了一大跳。由此可见，《黔之驴》的故事有真实的地方背景，大概是产生于贵州，柳宗元从到过贵州的客人处听到了这个故事，然后进行艺术加工，写成寓言。 柳宗元寓言的中层寓意却有迹可寻。只要我们不拘泥于具体的个别人物或个别事件，我们就可以明白寓言所反映的现实，就可以推测出寓言故事所折射出的各种社会人物的形象。这一层我们已经在上文谈到了。即使有些是出于推测，不一定准确无误，但是决不至于完全是牵强附会。因为寓言故事的中层或深层寓意，本来就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解，甚至可以超出作者所设想的范畴，形象的含义往往可以大于创作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