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所著的长篇讽刺小说《围城》，他的文学价值究竟在哪？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钟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在“围城”里，方鸿渐被空虚的生活打磨得百无聊赖。从与苏文纨的是是非非、与唐晓芙的恩恩怨怨。

《围城》全书25万字，其中使用比喻有600多个，幽默传神，生动有趣，钱钟书毫不留情地用比喻把当时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所戴的各种假面具掀开。让人心领神会后不得不惊叹《围城》奇妙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