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的中国文化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在与西方文化地理学的交流中，中国文化地理学逐渐复兴。与之相较，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此时已步入学术正规。代表性的著作有两部，其一是1986年出版的周振鹤先生与游汝杰先生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其二是卢云先生在1988年写就，199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晋文化地理》。 在文化地理研究中，语言和宗教是两个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但在中国，由于民众宗教观念淡漠，政治对宗教的强势控制，无论佛教还是道教，区域差异并不显著，故语言研究就显得颇为重要。 正如萨皮尔—沃尔夫假设(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所论，世界是通过由语言产生的概念而得到过滤的，而且对于特殊语言惯常的、规则化的使用，产生了具有文化特定性的习惯化的思维模式。所以选择语言来研究中国文化地理，实际上是切中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关键。《方言与中国文化》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二是方言所折射出来的文化现象。第一个问题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地理学问题，作者主要通过“移民与方言”、“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和“历史方言地理的拟测及其文化背景”三个专题来论证。作者把移民史和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方言地理研究中，解决了许多重要语言地理问题，例如我国七大方言的渊源关系和地理格局，正是借助了移民史这一有力工具，才得以很好地解决。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界开始着手以省区为范围的区域性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一是，从现在还不很成熟的文化地理理论来看，一个行政区就是一个机能文化区，因为行政机能的作用，使得一个行政区有同一化的文化基础，而且有的省区已经出现基能文化与形式文化区重合的现象。二是，行政区有明确的边界，便于将研究限制在确定的范围内。”这样的研究取向也与东、西方史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重视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学术理路相一致。 有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张伟然的《湖南文化地理研究》、周振鹤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张晓虹的《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刘影的《皇权旁的山西》和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浙江民间信仰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