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佛学的发展轨迹

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曾于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在译事方面,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昙柯迦罗译有《僧只戒心》、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其次：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韩国（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各国佛教的灿烂新页。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后（五八九至六零零）,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二十五众”宣讲佛教义理□,更以大兴善寺做为译经的中心,计其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推广,所度僧尼达五十多万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写经十三万卷,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内容和形式不断演化,这也符合文化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