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辰
据公安部交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每排查百辆车的醉驾比例比“醉驾入刑”前减少70%以上，十年来全国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减少了两万余起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挽救了上万家庭免于破碎、返贫。笔者认为，这组数据有力证明了“醉驾入刑”十年取得的社会治理成果：“上万个”，数据看似平淡，却蕴含免于生离死别人间至痛的分量。而“减少70%以上”这个数据，则有力证明了“醉驾入刑”的法治威慑效果。
地方公安交管部门公开的“醉驾入刑”十年数据同样值得盘点。例如，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公布，十年间浙江汽车总量增加3.2倍，查获醉驾数却下降10%，同时涉酒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也从2010年的128人降至2020年的77人，下降40%。由此可见，地方在执法层面严字当头，换来的是每年几十条宝贵生命。值得肯定的还有浙江义乌针对党员、公职人员开展的“禁酒驾、反醉驾”专项整治，凡发生党员、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的，一律从严从快从重给予行政刑事、党纪政务处理，一律向社会公布所在单位、姓名、职务等信息，避免特权干扰，凸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
广东交警公布的“醉驾入刑”十年大数据，则分析警示广东省涉酒事故高发时间段是0时至4时、21时至23时，同时还形象地描绘出醉驾行为的法律成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职场成本等。笔者认为，地方交警部门基于案例统计分析发出的警示极具参考价值，不但可以为路面设卡执法提供时间段的指引，还能警示心存侥幸的司机不要重蹈覆辙。不光中国，美国也重视类似的数据分析。例如，《开车经济学》一书提到研究人员发现周日晚上橄榄球超级杯赛前，交通事故人员死亡数字没有明显变化，而赛后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高出41%，在输掉比赛的地方，风险相对更高。赛后交通事故风险增加的原因就是司机饮酒。
当然，“醉驾入刑”十年，多少人因醉驾被处罚也是各方高度关注的数字。一些声音据此提出放宽醉驾认定血液中酒精含量标准。其实醉驾的认定标准也离不开基于常人的大数据分析。例如，《开车经济学》提到，调查显示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0.02%时，车祸风险开始增加，含量达到0.05%时车祸量激增，在0.08%到0.1%时车祸量达到峰值。这提示我们，如果因为醉驾被查获的人多就放宽血液中酒精含量认定标准，不但是拿公共安全和人的生命冒险，更是一种削足适履的荒诞行为。
“醉驾入刑”十年，代驾行业的数据报告同样具有分析价值。根据e代驾大数据中心发布的《醉驾入刑十年代驾行业数据报告》，2011年12月1日-2021年4月20日期间，全国代驾需求累计突破16亿人次，代驾使用人数突破1.5亿。北上深广等超一线城市是使用代驾服务次数最多的城市，以重慶、郑州、成都、西安为首的新一线城市代驾订单提升迅猛，三四线城市代驾订单同比增长率远超一线、二线城市。笔者认为，从代驾消费的角度分析，应当鼓励车险行业与代驾行业深度合作，以每年车险赠送数次免费代驾为突破口，进一步拓展代驾市场覆盖率，达到保险、代驾行业和公共安全多赢。
河南交警部门公布的未完全统计数据显示，发生在河南省城市道路上的酒驾行为占比达到80%，这符合目前城乡在机动车保有量、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不过，近几年河南省农村地区、县乡道路的酒驾行为呈上升趋势。笔者认为，综合代驾行业和河南省的数据统计，可以预判随着私家车向三四线城市和农村下沉，酒驾和醉驾违法行为的重点防范阵地也会下沉，对此，相关部门应当高度重视，积极应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