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两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年“两会”尤其是全国人大的焦点在于，温家宝内阁已经执政五年，本届人大成为阶段性总结；与此同时，中国将正式启动所谓的“大部制”改革。这两者之间看似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背后有着深层的逻辑关系，涉及到中国过去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深层问题。
发展模式与政治体制:中国的两大瓶颈
就温家宝内阁执政的五年来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是“中国崛起”从默默无闻走向明朗的五年，但也是中国问题众多，或者说各种问题从深层浮到表层的五年。无论是高速发展的五年，还是问题重重的五年，其实都反映了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6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其发展也进入了瓶颈阶段。
这个瓶颈可以从发展模式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来观察。所谓发展模式，就是中国的发展是继续注重发展和速度，从而积累过多的社会和生态成本，还是注重均衡发展。胡雯上台后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均衡发展”和“和谐发展”等概念就是这方面的体现。所谓制度建设，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市场经济16年来，由于忽视权力监督，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因此，当务之急是根除腐败、权力监督和制度建设，或者说是涵盖这一切的政治体制改革。
以上两个方面，发展模式是技术问题，而制度建设涉及更深层次；两者相辅相成，都是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国内外的有识之士(包括中国最高领导人及其智囊团)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两个问题。问题是如何着手解决它们，即如何在可控和可预测的条件下解决一个实际问题。
就发展模式而言，如上所述，“科学发展观”、“均衡发展”、“和谐发展”等概念意味着发展模式的逐步调整；当然，发展模式的调整还涉及到如何进一步发展思路，或者说如何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久前，中国一些地方官员提出“挑战新加坡”的主张，大致属于这一类。
更复杂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非常艰难，其间出现了许多挫折、停顿甚至倒退。16年来，中国在不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基本调整和引入了市场经济，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让——如前所述——“中国崛起”从朦胧走向清晰。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权宜之计。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计划经济下的政治体制不被触动时，必然会遇到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其外在表现就是权力缺乏监督，腐败现象日益盛行。所以，当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了十六年，面对腐败屡禁不止的无奈现实，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不进则退，不削足适履，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将充满风险。
政治体制改革的认知误区
事实上，中国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目前也存在问题，包括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后者占的比重更大。由于这两者同时发生，从公众的角度，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系列缺乏公平正义的现象，包括所谓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弱势阶层被严重忽视、官员腐败日益严重等。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否定改革开放的极左思潮开始死灰复燃，而另一部分要求迅速实行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思潮也开始蠢蠢欲动；两者志向不同，但都是基于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但对中国未来发展危害极大。
从当前中国主流社会的认知来看，对上述问题的解读或表述，由于背景和动机不同，切入点也不同。首先，由于过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曲折道路，大多数人对此心存畏惧，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概念的内涵被严重缩小，甚至局限于公共行政体制改革；其次，出于同样的原因，政治体制改革往往与发展模式的改进或更新混为一谈。最近中国大陆新闻界和知识界谈论的“解放思想”就属于这一类。
实际上，从广义上讲，公共行政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或初级阶段，但从本质上讲，两者不能从狭义上混淆；同样，要改进或更新发展模式，我们需要解放思想，引进一些国际经验。从本质上讲，这两者不应与政治体制改革混为一谈。今天，中国面临着两个瓶颈，一个是发展模式的瓶颈，另一个是权力监督的瓶颈。两者有时是相辅相成的，但就本质和解决方法而言，不能混为一谈。
两会:探索政治体制改革？
上述无意或有意的困惑，原因只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太敏感。问题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还可以避免，但随着这几年各种瓶颈的出现，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了。因此，走出这一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找到一条中国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政治改革绝不是西化的代名词。中国需要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在现有基础上完善自己的民主制度。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最近撰文指出，西方学者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而中国的全国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已经有几十年的协商经验。从世界民主潮流的发展趋势来看，由中国人民创造并通过坚持不断完善的政治协商制度，在发展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方面有着非常大的空差距。笔者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搬西方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中国现有的NPC和CPPCC制度可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基地。
众所周知，人大和政协(CPPCC)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机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是对权力的监督不能真正到位；在此期间，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如NPC代表和CPPCC委员的选拔或选举机制，NPC和CPPCC的内部辩论和表决程序，NPC委员的专职聘用，NPC与执政党的关系，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协商机制等。，需要逐步完善和结构化。
每年的“两会”都是例行公事。如果能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试验基地，每年都有一些新元素被建构，相信假以时日，至少能为探索中国式改革找到一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