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文
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13分）
时务学堂师生问答
杨树谷（学生）问：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读书至此，不免有疑问。夫委贽为臣，当临难无苟免，何得不谏君于过，而竟去云乎哉？虽曰当时人主不足以有为，而臣道不可不尽也明矣。孟子之意究竟何如？
教习梁（启超）批：《记》曰：“非特君择臣也，即臣亦择君。”又曰：“君使臣以礼。”夫臣者也，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六经之中，言此等道理者极多，决不为怪异也。自秦以后君权日尊，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凡国事之应损应益，君之所为应直谏犯颜者，而皆缄默阿谀为能，奴颜卑屈以容乐于其君，而“名节”二字扫地尽矣。至于今日，士气所以萎靡不振，国事所以衰，罔不由是。此实千古最大关键矣。其亦未闻孟子之大义焉耳！
问题
你认为杨树谷产生这种疑问最直接的依据可能是什么？（3分）
梁启超是通过什么方式进一步论证孟子关于君臣关系思想的？（4分）
结合秦汉以来的历史，你认为梁启超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在你看来时务学堂师生以此为题展开议论的真实用意何在？（6分）
题型：未知 难度：其他题型
答案
（1）孟子所说的这段话与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君臣关系有矛盾之处。
（2）正论---援引儒家经典《礼记》中的言论并指出，“六经之中，言此等道理者极多，决不为怪也”，以此说明孟子的言论是符合儒家思想的。
反论---从秦朝以后君臣关系的变化说明它违背了孟子和儒家的思想。
（3）有道理。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和焚书坑儒、西汉“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朝朱熹理学、元明清时期的专制皇权和思想控制都与孟子的思想相悖。
用意：其一、托孔孟之道为推行维新变法制造历史依据。借儒家倡导的君臣关
系，论证其政治主张----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
解析
第（1）问，联系所学知识可知，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皇帝对群臣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孟子则认为臣可以不听君的旨意，孟子所说的这段话与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君臣关系有矛盾之处；第（2）问，“《记》曰：“非特君择臣也，即臣亦择君。”又曰：“君使臣以礼。”夫臣者也，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六经之中，言此等道理者极多，决不为怪异也”这是梁启超引用儒家经典来说明孟子的观点；“自秦以后君权日尊，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凡国事之应损应益，君之所为应直谏犯颜者，而皆缄默阿谀为能，奴颜卑屈以容乐于其君，而“名节”二字扫地尽矣’这是梁启超举秦以后的实例来论证；第（3）问，孟子的话是有道理，历代很多加强专制的措施与孟子的主张相悖；其目的要联系梁启超的主要功绩来思考，要围绕戊戌变法来回答，是为变法服务的，为限制君权建立君主立宪制提供依据。
点评：分析百日维新的特点。
（1）从方式上看：变法要用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军事制度模式，对中国传统的旧制度进行改革。
（2）从宗旨上看：是要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渐进的变革中．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
（3）从内容上看：变法的内容与维新派的主张有差距，维新派与康有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诏令中没有此内容，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4）从范围上看：局限在社会上层，没有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因而没有形成变革旧制的巨大社会力量。
考点
据考高分专家说，试题“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1.....”主要考查你对 [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 ]考点的理解。
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
隋唐时期，儒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1、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发展和融汇：
隋唐时期，在国家分裂了近三百年以后重新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国家。由于统治阶级重视文治的政策，对儒、佛、道三教都予以扶持，儒、佛、道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隋末，道教徒积极参与了灭隋建唐的政治活动，到唐朝初年，李渊和李世民尊道抑佛，先道后佛，李世民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确立了道教的特殊地位。武则天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上，道教势力受打击。唐睿宗、唐玄宗父子二人迷信道教，道教优势又逐渐得以恢复。唐肃宗、唐代宗崇佛，道教势力再次衰退。到了唐武宗时，朝廷废禁佛教，独尊道教，第三次出现道胜于佛的优势。道教宣传清净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与儒家的“民本”、“仁政”思想、轻徭薄赋的要求有相同相通之处和异曲同工之妙，适应了唐初社会在大乱之后，天下初定，人心思治，统治者调整政策的政治需要。同时，道教也提倡佛教的“因果报应”，还鼓吹儒学的“忠”（忠于君主）和“孝”（孝敬父母），此外，还搞巫师的一套“长生术”，不仅适应了统治者麻痹人民的需要，也迎合了统治者追求长命富贵的欲望。
隋朝比较重视佛教，隋文帝广建佛寺，度僧尼出家，命人译经写经。李世民尊道抑佛，但他也敏锐地感到，宣传“因果报应”，鼓吹“与世无争”的佛教，也不失为可利用的工具，因此在过去的战场建造佛寺，以后又亲自为玄奘的译经写序文，采取二教并重政策。唐朝有三次崇佛高潮，第一次是武则天时期，武则天曾利用佛教篡位，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上，进一步刺激了佛教的发展。第二次出现在肃宗、代宗时期。第三次出现在唐懿宗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国儒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佛教学说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性心性化，或者说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性化了。
2、儒学正统地位受到佛道挑战：
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得以各自独立发展，并在独立发展中进一步相互争论，相互融合。在三教的争论和发展中，儒教日益处于劣势，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佛道二家的压力。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唐中叶以后，儒学大师韩愈和柳宗元等人率先提出要复兴儒学。他们在回应佛道挑战的同时，积极援佛入儒与援道入儒。韩愈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所提出以“仁、义”为儒学之“道”的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授谱系，并且自己以继道统自任，而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所有这些都启发后来的儒者以一种复兴儒学的意识。柳宗元以“阴阳元气”为“天道”、以“仁、义”为“人道”，并由此构筑了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自然、社会伦理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实开宋明理学之端绪。韩、柳等人企图建立一个能融汇“百家之学”的学说来取代佛、道的愿望，经由以“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氏二兄弟）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发展，到南宋的朱子可以说正式实现。
唐代儒学的发展：
隋唐时期，儒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阶段。首先，儒学发生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儒学同佛学的结合。儒佛结合，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以韩愈为代表。韩愈一方面极力排佛，另一方面却又悄悄地受到佛学的影响。韩愈的观点就是“治心论”和“道统论”。前者诉诸于自我意识，后者则主张信仰主义。明确地说就是，只要你内心认为封建名教礼法是神圣的，你就会遵循它，你就不会有不自在的感觉。这种信仰的力量就会使人的精神得到解脱，从而提高人们的自觉性，创造一个没有上帝，但使人信仰并由此产生力量的新宗教，或称之为儒教。但儒学并没有形成为宗教，在韩愈的思想中无此迹象。另一种类型以柳宗元为代表。他一方面公开赞扬佛教，另一方面却又利用和改造佛学的若干理论命题，建立起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他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佛教的教义有利于调节社会矛盾，无害于封建伦理。其次，早期儒学与“人”的观念相联系的重民、爱民思想在唐代有所发展。杜甫、白居易等杰出诗人大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再次，就是儒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