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文如其人。”不错，阅读时总有此种体验：朗读唐诗宋词，体会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国忧民;品读近现代文学作品，仿佛看见海子的不羁，林徽因的柔中带刚……文章与作者本人总是相似的，好像父母与孩子，血脉思维息息相通。
但，总有例外。
金人元好问就认为“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有时甚至会背离人品，呈现出虚伪的作者，这又作何解呢?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并不矛盾。性情确实影响文章，但影响的是“心文”。这种文章本就是作者抒发内心世界所作，字字皆关情。书写之时，作者力求将内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极力展现，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写成的文章，常常带着某种历史也抹不去的光辉。就好像《报任安书》，哪怕让一个早将司马迁的故事烂熟于心的人来阅读，心痛也是免不了的。
与之相对的是“用文”。这种文章总有某种实际用途。高尚但贫困的作家可能写下流作品换稿费糊口，小人则以修饰之文博取功名。这种文章，如何不背离作者人品?
两种文章鱼龙混杂，被蒙骗是免不了的，因此，我们才要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赏”，文章是“赏”的。我们阅读，便是在欣赏，欣赏文辞佳句，并试图从字里行间拼凑出作者的形象。但这形象也只作欣赏用，若拿来作严谨的论述，未免太过轻率。在未分清心文与用文之前，这个形象只是我们的美好期望，并非作者本身。此时，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记载的作者生平、他人评价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一句打猎俗语所说：“熊大窝里怎样，才是怎样。”作者在生活中怎样，人品才怎样。
高尚的作者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时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内涵，将他的文章与人品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有益无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们也能了解到个中缘由，作出客观的评价。伪造者在史料面前是无处遁形的，花言巧语的功名，骗得了一世，骗不了百世。
赏之以文，但文章并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结合，作者的真实才清晰浮现。以如此客观之态度品读古今作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作者，获得超越区区一纸文字的精神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