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舒稢
我自己年轻时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这辈子要另外去从事一个行业，有收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这样跟文学保持一个最纯洁的关系。
近日，台湾作家、阳明大学教授张晓风应邀到福州参加“作家谈作文”活动，《台港文学选刊》主编杨际岚、主编助理宋瑜（下文简称访）借此机会，就当前台湾文学现状，与张晓风女士（下文简称张）做了一次对话。
访：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向大陆的读者介绍台港的作家是因为台港作家的观念想法、思维方式、表现方式与大陆存在一些差异，虽然大家同宗同源，也都经历过五四思想的洗礼，但是所走的道路不同，经历也不一样。在看待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上，我们的认同太简单了，应该要体察台港作品的细微之处。那种非此即彼的模式，在文学上并不适用。难道西方仅仅意味着现代，就没有传统的内涵，而东方就一定是保守吗？
张：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是很看重“吃”的，台湾有一阵子养鸡都养“洋鸡”，因为它下的蛋质量好，结果土鸡就快被消灭了。后来大家一想，我们不仅仅是要吃鸡蛋，还要吃鸡肉，而养在笼子里的洋鸡肉不好吃，满地跑的土鸡的肉是好吃的。但这时土鸡已经快“绝种”了，幸好还找到了几只，赶紧配种，所以现在台湾的土鸡还有，而且也蛮好吃的。台湾土狗也遭到了相似的命运，后来大家纷纷想起土狗的忠心、容易养大、不挑食、聪明等等好处，这时快不见了的土狗的价钱又暴涨了许多。我举这两个例子是说在文化上也是要看重自己传统中优良的地方，看到别人的好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废弃掉了。我们现在回过头去是可以理解鲁迅他们因为焦急而对国民性批判的无情，但是对自己民族的那一点点……就像是护短，其实是很重要的，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要护短一些大家才活得下去，要体谅他们。这些年来我想大家在改良民族的品质上都是尽力的，说起来无论是哪一个地区的华人，大家都要注意保护自己民族地域的文化特质，要知道哪一些是好的，哪一些是不好的，不好的为什么不好。
访：文化传统是可以在文学中得到发扬光大的。但台湾作家兼学者彭小妍在论述90年代台湾小说的总体特征的时候概括说：“一言以蔽之是百无禁忌。”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如今台湾作家什么都敢写什么都能写？“百无禁忌”指的是作品的题材、创作方法的充分自由，还是指的作家的立场、价值观？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不是表明台湾年轻一辈作家，他的文化精神比较缺乏，或者处于无序状态，或者体现了一种文化焦虑呢？
张：虽然是“百无禁忌”，但是（台湾作家）怕没钱。如果我这本小说写爱情很赚钱，下一本写亲子关系不赚钱，那么我就有禁忌了。一个作者如果说不管你喜欢什么，我只写我的，这才是“百无禁忌”啊。不是说不怕政府是“百无禁忌”，你不怕读者（的选择）才是“百无禁忌”。这点很不容易做到。我自己年轻时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这辈子要另外去从事一个行业，有收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这样跟文学保持一个最纯洁的关系。我不是说我不要稿费，而是我不会为了稿费去写作。凭良心说我在众多作者中的稿费还是不错的，但金钱的考量从来不列入我的写作计划中，我只写我要写的东西，甚至可能是赔钱的，但这是我要做的一件事情。事实上你要对文学很忠诚的话，跟她之间要很纯洁，既不能有政治的关系，也不能有金钱的关系。心爱的东西就一定要保持对它的忠诚。生活应当用别的方法来解决。纯洁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有时候你想纯洁但是做不到，如果你碰到一个不利于写作的情况，你最多只能不写，但是有的时候连不写的自由都没有，那就很惨了。文学家在历朝历代都有活下去的问题，我经常开玩笑说，命运好的（作家）就是父母亲给你留下一大笔遗产，你就好好写就可以了。好命的也不多。
访：“百无禁忌”写作中较多呈现出社会、人心的阴暗面，黑暗的、色情的、乱伦的、暴力的写作似乎成为一种趋势，那么作家除了功利的考虑，如为了得奖和迎合读者等因素外，是不是还可能有一种批判性的写作立场？
张：其实现在的这一代作家不怎么批判，也不是赞成，更多的似乎是中立。他们好像很怕自己没赶上这班车，怕落伍可能也成为了一种禁忌。比如一个人抽烟，他有了抽烟的自由，但他同时也失去了不抽烟的自由，因为他有了烟瘾。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作者要追求的是一种真自由，怎么去诠释这个真自由又是一个问题。
访：那么，中立这种立场是否具有文学价值？
张：其实文学价值说快的话也要等到50年或更长的时间后来讨论，今天的时代好像有点不一样，立刻就要知道排行榜啊、销售量啊什么的，好像有点太早，我自己并不赞成。但是这只能走着瞧，慢慢看，我也不一定对，只是我不喜欢而已。
访：现在的写作有这样一种理念，只要很好地把客观世界的某一种现象客观地呈现出来，作品就完备了，至于作品本身含有什么样可能性的意义，那是接受者的事情了，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文学写作？
张：这个跟大众传媒有点类似，文学也变成大众传播中的一种。像美国，它的大众传播尺度很宽，但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只准在深夜里播出，如果在七八点钟播就很严重了。它们的等级很清楚，什么年龄可以看什么，什么是自己可以看的，什么是父母陪着可以看的，什么是绝对不能看的，都有一定的法规。但是这种东西影响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又不容易说清楚。这个问题在网络时代又更麻烦，因为它传播得更快。道德与艺术的关系好像真的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不道德的力量本身就很强大，艺术也很强大，因为它塑造了它（非道德），再加上现代技术使传播变得更容易，所以也无法判断到底受害的程度有多大。这三大强势结合在一起，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的人是自由主义者，有时自由主义者也太理想化了，以为每个人都有自我判断和控制的能力。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访：对大陆写作人和读者，您有什么建议？
张：古人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模子，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好处是什么，比如“忠孝节义”什么的，但是这个模子我们不一定要去承认它。任何一个东西我们现在都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它的美感，他们当时做的是一个事实，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诠释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样的过程是干什么的，诠释完之后我们会很心安，有一些东西我们暂时不要丢弃它。文学有两个可贵的地方，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字，那当然也有语言文字之后的思考方式。如果你不忠诚于你的语言，又不忠诚于你的文字，那就麻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