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
电视连续剧《赵树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1957年春夏之交，赵树理从晋东南农村回到北京，儿子大湖、二湖缠着父亲跟他俩玩，赵从外面提回一大桶沙子倒在地上，指挥着两个儿子同他一起雕塑一座“尉迟村远景”沙模。赵兴致勃勃、耐心细致地塑造着他心目中的故乡：修建水库、开辟果园、新建广场、建设图书馆……
两个儿子欢呼雀跃，女儿广健深受感染，终于听从父亲作出了回乡务农的决定……
这自然是一个虚构的情节，但它真实地表现了一个人民作家对农村、对农民的一往深情，艺术地象征了一代革命者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乌托邦”构想。众所周知，赵树理是一个严谨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仔细阅读他的小说和理论文章，深入探讨他坎坷、传奇的人生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心中始终孕育着一个壮丽的“乌托邦”式理想。这理想，是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催生的，与无数志士仁人的社会理想是相通的。但赵树理的理想，是根植于社会底层和广大农民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绝不类同于那种激进的、浪漫的乃至“极左”的社会理想，这就必然使他的理想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成为他的悲剧根源。赵树理的“乌托邦”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民间文艺为主体建构的“文学理想”，二是“以民为本”建设的新农村的“社会理想”。电视连续剧较好地把握住了赵树理的这一思想核心，突出地表现了主人公在为理想奋斗中的执著、坚韧、无畏的性格和精神，给人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和丰富的思想启迪。
赵树理一生都在为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而努力。但他绝不是一个固守农民文化、排斥其它文学思想和方法的“农民作家”。他在年轻时期就接受了“五四”文化和文学的洗礼，并在最初的创作中，运用的就是新文学那种惯用的欧化方法和语言。只是到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痛感新文学并没有在农村和农民中生根发芽，农村的文化阵地被“封建小唱本”占领着，才立下志愿要为广大农民写作，并甘愿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他改变了自己的思想立场和文学追求，但“五四”文学的“启蒙”思想和“反封建”主题依然坚定地承传着，这正是他高于同时代、同类型作家的地方。40年代之后，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一批杰作的发表，证实了他孜孜探求的通俗化、大众化是一条坚实而宽广的文学之途，圆满地解决了新文学以来所呼唤的“文学大众化”的历史难题，从而改变和拓展了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周杨语）
面对眩目的成功和如潮的好评，赵树理其实是诚惶诚恐的，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创作有那样的高度，有那么丰富的政治内涵，但也无疑坚定了自己的创作信念，增强了为农民写作的自觉性。他在同美国考高分教育小编贝尔登的谈话中，称自己是“志愿文化人”，“我为人民创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在《艺术与农村》文章中，历数农村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期望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满足大众的艺术要求”，“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此时他已不再是30年代那种民间文学家的心态，而是一种革命文学工作者的思想境界了。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进入北京，他同老舍等一批同仁成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说说唱唱》杂志，推出大众文艺丛书，亲自改编和创作戏剧、曲艺剧本。而这一切都源于他逐渐成熟的“乌托邦”式的文学想象，那就是创建一种以民间文艺为根基和主体的新文学。他不仅全力以赴地投身这一事业，而且在理论上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他在《“普及”工作旧话重提》等多篇文章和多次讲话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现有的文艺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典文艺传统，二是“五四”文学传统，三是民间文艺传统。而事实上现有的文学是以第二种传统为主体的，把“大部分群众拒于接受圈子之外”了，这不符合毛泽东关于“从普及的基础上加强”的文艺思想。他认为当代文学如果“以民间传统为主”，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会真正走到民间。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想象，一个多么诱人的理想！但若干年后，赵树理悲哀而沮丧地说道：“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不甘心失败，不承认现实。事实上我多年所提倡要继承的东西因无人响应而归于消灭了”。
如果说赵树理40年代的大众化文学创作，历史地吻合了特定的政治文化需要和文学发展潮流的话，那么他在50、60年代的“乌托邦”文学理想，面对的则是来自多方面的排斥和挤压。激进的、“左倾”的作家群觉得这是一种小农经济式的“保守”、“落后”的文学，承袭了“五四”传统的知识分子作家群则以为这是一种“低级”的“下里巴人”的文学。而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又判定这样的文学是“右倾”的、“暴露”的、违背时代潮流的。从1948年的《邪不压正》到1965年的《十里店》等，赵树理的作品不断受到质疑和批评，说明了他的文学探索和文学理想是多么困境重重、不合时宜。而赵树理又恰恰是一个“一条道走到底”的人，因此他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毛泽东主义的未来观得到最充分的理论阐释，是在‘大跃进’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这种憧憬的最雄心勃勃的尝试。这是个以积极的乌托邦主义和高度乐观的未来观为标志的时代”。（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7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赵树理是一个中国农村革命和建设的亲历者与参与者，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他与广大农民同舟共济，筚路蓝缕，一路走来。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更关注的是农村工作中的现实问题，而不愿作那种浪漫的展望和想象。但他所关注和力图解决的现实问题，无一不是通向他的“社会理想”的。他在具体的农村工作中，一步一步地朝着理想目标迈进；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点一点地构筑着新农村的图景。
长篇小说《三里湾》里，画家老梁精心画了三幅画，标志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图景。电视剧《赵树理》中，赵亲自设计、让村里的画家小柿画了一幅“尉迟村远景规划图”，他亲自在图画面前给乡亲们讲解、展望。这些都表现了赵树理的理想情结。在他的理想中，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由广大农民当家作主的，农林牧副要全面发展，还要有丰富多彩的科技、文化生活，还必须有一个真正为农民服务的基层政权。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赵树理的新农村构想，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是“以民为本”的。这同那种盲目的、空想的、“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赵树理进行了可以称之为“坚苦卓绝”的斗争。1951年秋天，他在华北局召开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座谈会上，与加快实现合作化的会议主题大唱反调，受到了陈伯达的严厉批评。1959年春天，在阳城县召开的春耕生产誓师大会上，他与县委主要领导在制定“跃进指标”上发生激烈冲突，他怒不可遏地说：“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向上边交账，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负责”！同年秋天，他给《红旗》杂志、中央领导等多次上书，反映人民公社存在的种种问题。他被召回北京接受批判、勒令检查，认为赵的言论是跟彭德怀“一唱一和”，“攻击三面红旗”。他坚不认错，几乎被打成“右派”。
在创作上，他用“曲笔”写出了《“锻炼锻炼”》，含蓄地揭示了基层政权中“极左”工作作风的漫延，干部与社员的尖锐矛盾，弱势农民在高压政策下的非正常生活。赵树理在他的农村工作和文学创作中，竭力捍卫的正是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奋力反抗的则是那种背离现实的“乌托邦主义”。他的“乌托邦”社会理想本来是植根于现实土壤，可以一步一步去实现的，但在一个失去了理智的时代，反而成为一个美丽的、易碎的泡影。这是赵树理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赵树理的时代已经远去。但他对文学、对社会的“乌托邦”构想，他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和精神，在今天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