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有种神奇的力量。看过电影《刘三姐》的人都知道，刘三姐是如何用民谣把财主莫老爷及一帮马屁秀才唱得瞠目结舌，大眼儿瞪小眼儿的。
当代中国人谁都不会忘记，一曲“东方红，太阳升”……的民谣在唱出了一个新中国的同时，如何唱出了“文化大革命”，闹得天翻地覆。
那么，当今的社会民谣呢？它在社会生活中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明暗其间的社会风景只要稍微留心，我们便会发现各种“社会民谣”。
餐桌边，爸爸夹块肉放在儿子碗里，儿子撒娇说：“不吃！不吃！就是不吃！”妈妈却对儿子说：“这不吃那不吃。告诉你，不吃白不吃！”
列车上，素昧平生的旅客凑在一起议论时事。“哎，这年头什么都涨，买一次东西，心里怵一次。”“嘿，这有什么新鲜。您没听说吗？‘ “戴上大盖帽，东西随便要。披上老虎皮，走遍天下都有理。”
“包公在舞台，真理在讲台，当官靠后台，发财靠乱来。”
“挣票子的不如有门子的，有门子的不如有位子的。”
“逮着算你的，看不见算我的，捞一把是赚来的。”
评说权力的：
“当官不带长，放屁也不响。”
“做生意的乱来，做官的发财，当百姓的划不来。”
“商品权力化，权力商品化，国家一化也不化。”
描绘官僚主义的：
“催粮催钱催命找上门，要电要肥要油不见人。”
“八点上班九点到，一杯茶水一张报。翻翻文件到午后，吃了中饭车马炮。”
评说政策的：
“种田不赚钱，只好不种田。”
“三个诸葛亮，不如一个臭皮匠。”
“一工交，二财贸，实在不行上文教，打死也不去街道。”
“中央是执政党，地方是自由党，企业是在野党，农村是地下党。”
有关谈恋爱的：
“小伙姑娘找对象，美国、日本再西洋，老夫少妻新潮流，到了国外包福享。”
无需考察出处，也无需追求动机。是那么回事的，说一遍就能记住；不是那么回事的，自然就会销声匿迹。
国民良知的语言渲泄不平则鸣！我们在理解处于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美好和丑恶现象并存的同时，也应该理解今天“社会民谣”的必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民谣”是国民的良知。但是，令人忧虑的是这种良知目前仅仅停留在语言渲泄一笑了之上。
其一，“社会民谣”并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人们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这种以“民谣”形式出现的社会意识代表和反映的是一种严峻的社会问题。民族的进取心、自信心有被“民谣”消蚀的危险。人们对“社会民谣”大多持“放任自流”态度。
其二“社会民谣”开始“走调”，从最初严肃地反映现实、针砭时弊走向“调侃”和“玩世不恭”。“社会民谣”成为人们的“谈资”“佐料”及“笑话”“怪话”而变得油腔滑调。
失却科学的“以偏概全”
以“顺口溜”方式出现的民谣在针砭时弊的同时，于无意中加剧了时弊。
其一，由“隐蔽”变“公开”。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从昨天说到今天仍不绝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了经验之谈。“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为歪门邪道壮行。人云亦云，众口烁金，于是，谬误重复千遍便成了真理。当权一日便“看破红尘”，从“不觉悟”到“觉悟”。本属偷鸡摸狗，反倒正大光明。
其二，由“有罪”变“无罪”。
“社会民谣”将个别现象普遍化，于无意识中将不合理变为合理，为某些时弊作了理论开脱，淡化了丑恶和腐败的负罪意识。“不吃白不吃”，那就该吃！“有钱的不如有门的”，那就得想方设法找“门”。“有门的不如有权的”，那就削尖脑袋弄权！“抽支烟不办事儿，喝顿酒管一阵儿，不送东西办不成事儿。”那就该“请”，该“送”，该“行贿”，该“受贿”。“各人顾各人”，见死也不救！好像世界上的事原本就该这样，做坏事不觉耻辱，犯了罪反倒无罪。
这就是“社会民谣”因其不科学性导致的局限性，其致命弱点是以偏概全。
只有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量缩短新旧交替过程中的阵痛，消除社会不公正、不道德现象，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社会民谣”的负效应。
只有尽快建立和完善有效的言论保障制度，将“社会民谣”引导到舆论监督机制中，才能发挥其在社会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制约、监督、预警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