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顺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论俗人应避雅人》中讲道：“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由此表明，运用衬托手法是一种刻画人物的好方法，作者可以用其他一些不同类型的人物来陪衬或对照主要人物，以突出主要人物；虽有正衬和反衬之分，但目的是使主要人物相得益彰，形象显得更加鲜明突出，思想性格揭示得更加全面可信。而把这种刻画人物的方法运用到极致的，便是备受先生褒赞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作者司马迁，他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屈原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屈原列传》中为了突出主要人物屈原，就写了其他不同类型的人物作反衬：
用令尹子木兰的邪恶巨大欺诈、泄私愤图报复，反衬屈原的嫉恶如仇、忠君爱国。
用上官大夫的妒贤嫉能反衬屈原的正道直行。
用张仪的狡诈阴险反衬屈原的英明果断。
用靳尚、郑袖的贪婪卖国反衬屈原的爱国无私。
用宋玉之徒的虽“祖屈原之从容辞令”，但“终莫敢直谏”，反衬屈原忠贞爱国、正直无畏。
用渔父的明哲保身、随遇而安反衬屈原的高尚志行和坚贞品德。
渔父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人生、对世事都不必太认真、太执著，最好也是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如果不能随波逐流而清高于世，必然自讨苦吃。屈原反对这种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认为“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绝对不能苟且偷生，与世俗同流合污。“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表明自己至死坚持正道直行的志洁行廉的人格。
总之，司马迁在文中写昏君、写佞臣、写隐士、写学士等人物，都是为了从反面衬托屈原这个主要人物，突出其正直爱国的高大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