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哪里下手
贺达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把办公桌上这堆成小山似的信飞快看了一遍。同时将信件归类，数一数，共一百四十一封，各种公函十一封，各处寄来的杂信八封，余下的一百二十二封全是工艺品总厂的告状信。按告状的内容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分房问题的，一类是关于彩蛋发霉事件的。他从来没收到过这么多信件。他从青岛开过发展工艺品新品种会议归来，前后去了七天，这里平均每天竟收到十七、八封信！他只听说某某名作家和名演员会收到如此之多的信件。但那些信里都是快乐和赞美，他这些信全是麻烦。
他把这些信边看边归类时做得有条不紊。这样走马观花看了一遍，已然将其中一部分只撒火、不谈具体问题的信件分出来放在一边。择出一些有人、有事、有看法的信件放在面前。然后摘下眼镜放在桌上，站起身用光洁的手指擦了探疲乏的眼皮，做几下工间操中的屈腿和扩胸动作，活动一下呆长了又僵又酸的筋骨，想让脑袋清爽些，再坐下来重读这些值得细看的信件。各种人、各样的字、各不相同的口气和问题，搞得他脑子发涨，他这才发现办公桌上蒙着一层尘土，袖子沾上不少。
刚才他走进这分别了一周的办公室时，蓦地见到桌上堆着一尺多高的信，浑身一震，立刻趴在桌上看信，看完第一封就急着看第二封，一口气看了一百多封，根本没注意到什么尘土，显然在他这屋里办公的谢灵也没进来过几趟。他感到奇怪，自己在去青岛之前不是派朱科长、谢灵、老韩他们三人去这厂里了解住房情况吗，怎么又上来这么多告状信，居然比没派去人时告状的信更多！而且都是指名道姓写给自己的。那彩蛋发霉的事，在他去青岛之前就已知道，准备回来抓抓此事。从哪里来了一群彩蛋的外加工，告状说工艺品总厂剥削他们，把本来低得可怜的加工费再压下去一半，目的为了抵偿这批发霉彩蛋的亏损。还有一封外加工联名来信，很象一份宣告书：如果压价；他们就联合不给工艺品总厂干了，情愿不赚这点外块，叫缺德的工艺品厂关门！
看来，那八间房子不但没解决，纠纷更大，彩蛋的乱子又出来。麻烦缠着麻烦，从哪里下手？从信件的比重上看，有关彩蛋事件的告状信八十一封，有关房子问题的告状信四十一封，二比一。先让派去的工作组解决彩蛋问题吗？不行，内情还不明。他有条经验：中国的事不在大小，主要看参预的人事多少。人事少的，再大的事情也好办；人事纠缠多的，再小的事里边也难下手。
他抓起电话打给工艺品总厂找谢灵。谢灵接电话，电话里不仅有谢灵的声音，还有乱嘈嘈的吵嚷声。他问谢灵房子和彩蛋的情况究竟怎样。谢灵回答的声音又低又小——显然是凑着话筒说的。他说，彩蛋的事正乱着哪，一批画加外工的人员就在打电话这屋里和王魁辩论。房子的事更不简单，只能当面汇报。贺达想了想，说：
“好吧！”就撂下电话，回到桌前用抹布擦去桌上的尘土，坐下来戴眼镜，把那些特意择出的信一封封认真细读。
他先看关于房子的告状信。细看过后才明白，这次不是告关厂长，竞告他派去的三个人，主要是朱科长。信上都说，这三个人沾过厂里的便宜，或调换工作，或分配学生，或买便宜货、或私分样品、或借车等等。吃人嘴短，“因此在房子问题上只能偏袒厂里那些给过他们便宜的头头。来信有根有据，连谢灵最近从厂里拉走半方木料的事也告了！这事真是出乎初来乍到的贺达的意料之外！
贺达气得把这些信往桌上“啪”地一摔。上个月，他接连收到有关这八间房子分配问题的告状信。他认为这涉及到干部作风的信件很有典型性，就把这些信的内容核实后，摘要编成一份材料打印出来，送给市局有关领导们看，同时在公司党委会上提出个人意见。经研究，决定组成三人工作组下到工艺品总厂摸清住房情况的底数，并宣布原先厂里搞的任何分配方案都不算数。他想叫派去的这三个人成为三个厉害的公鸡，啄破罩在这房子上的人事网。谁料到，工作组去了不过十来天，原先那张网不但没有啄破，反而又通过另外一些不曾使用过的、更硬的关系和渠道，结起一张更密更牢的网。到底这三个人是公鸡还是蜘蛛？
如今这世界上有多少蜘蛛？大大小小的蜘蛛，上上下下到处拉网，如果你想切实去解决一件事，先要费出牛劲又十分耐心地解开罩在这事情上的一层人事大网，若要解开何其难，不把你死死缠住就算你福气。
贺达沉吟良久，眼前忽然出现他儿时看过的一本忘记书名的童话画册。上面画着一个小人儿挥刀斩破一张巨型的大蜘蛛网。不知为什么，这画给他的印象极深。
画上那蛛丝根根象粗绳子，小人儿必须使出全副力气，因此显得非常勇敢。想到这小人儿，他笑一下，跟着这笑就在他平光光的脸上消失。他可不是一个初降凡世、人事不通的傻瓜，虽然他在技研所只是一名管业务的所长，但是个头儿，就懂人事这套。斩网的童话是画家想象出来的，他面临的这张网却是活生生的人编造出来的。
一个人一天得用多少时间对付这些不该对付的事？百分之九十？还得多！
他再去翻看那堆关于彩蛋发霉事件的信。相比之下，这些信的内容就没有房子问题那么复杂，不过是外加工对工艺品厂压低加工费而表示的一致愤慨。但其中一封信引起他的兴趣。这是技术股长伍海量的信。这人的情况他略知一二。六四年中专毕业，起先在制镜厂管生产，管理上很有一套。七六年大地震时制镜厂毁了，公司就将所属的两个制镜厂合并。两厂的工人合在一起容易，两厂的头头合在一起很难。有如两个庙的佛爷合在一座殿堂里，哪个摆在中央，给哪个烧香？由于他是被合并的，处于被动，被并入那家厂的生产股后，连板凳坐都没有。公司又把他调进工艺品总厂来，可是工艺品厂的供销和生产向来都抓在王魁手里，公司原想调他来协助王魁管生产，但王魁两手死死各抓一摊，不肯闲着一只手，他就被关厂长安排到技术股，填补前任技术股长病退后的空缺。在上个月公司研究技改问题的座谈会上，有些看风使舵的人起哄般闹着要“全公司生产自动化”时，他却提出根据工艺品行业的特性，在生产线上分出手工和非手工两部分；取消手工部分，工艺品就不存在；因此应把自动化生产的目标放在非手工部分上。贺达听得眼珠子快从镜片后边蹦出来了。他一眼看出这矮人一头的矬子，在智能上高人一头。他向来喜欢这种人：既能尖锐地发现问题，又有解决问题的高招。现在伍海量这封信却象电报那样只写了两句话：“请抽出一小时谈谈，此事涉及工艺品厂的存亡！！”后边加了两个吓人的惊叹号，表明事情决非一般。从这只言片语里看得出来，这矬子必定是有见解也有办法的了。
贺达马上再一次拨通工艺品厂的电话，找到伍海量，要他尽快来，并带上两个发霉程度最严重的彩蛋。急事急办，他最怕有事拖着不办，也怕情况不明干着急。
他不明白有些人在事情滚成一团时，居然脑袋一沾枕头就打起呼喀来。
过午不多时，伍海量就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对面。矬人腿短，坐下来并不显矮。
他带来的两盒生霉的彩蛋象松花样品一样摆在桌上。贺达只字没问外加工如何去厂里吵闹，他明亮的目光在这生满霉斑的彩蛋上停留片刻，便瞅着伍海量问：
“你说，怎么办吧？”
伍海量见这个不曾深谈过的贺书记挺痛快，心里立时顺畅，说话也就非常爽快：
“办法我有，就怕行不通！”
贺这一听，反而来了劲头：
“你说说，什么办法。”
“这批彩蛋决不能叫外加工包赔。责任不在人家，只在我们厂。鸭蛋抽完蛋黄后，理应清洗三次。但工人们偷懒，图快，只洗一次。因为，抽蛋黄时，只能打一个眼儿……”
“我知道——”贺达说，“打两个眼儿，蛋壳里没有压力，蛋黄反而弄不出来。
蛋壳洗净后，要用石膏把眼儿堵上，免得里边万一洗不净的蛋黄流出来变质。可是干活的人偷懒，想拿超额奖，洗一两遍就了事，石膏也不堵好，或者根本不堵……
“
伍海量不由得抬眼望了望这个千净瘦弱、略显谨严的公司书记，心想这书记不是白吃饱。他怎么知道的？人家告诉他还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伍海量接过话说：
“您说得对，工人们抽黄洗蛋时根本不管这一套；画画的只管画，其它一律不看。
最后往玻璃盒装蛋时也没人提出来。问题可就出来了！“
“好了，你说该怎么办？”这个看上去挺沉得住气的书记突然显得性子很急。
这句话正中伍海量下怀，他说：
“返工！全体国画组一律投入返工。从各车间调出一部分人把彩蛋从盒里取出来洗净，再重新画。原先每人一天画三个，这次限定画六个。”
“噢？六个，画得出来吗？”贺达的眼镜片亮闪闪对着他。
“当然画得出来，画八个也行。”
“保质保量？”
“没问题！”这矬子很有把握。
“你对生产潜力的估计有没有出入？”
“我有根据。去年，国画组要去北京看法国绘画展，王魁说，每人必须一天干完两天的活才准去。结果当天下午四点钟每人都画了六个彩蛋，画得个个都比乎时好。现在国画组有三十五人，其它各组能画彩蛋的大约还有几个人。总共能有四十人，每天出二百四十个，一个月就出七千，顶多三个月就能画完。”
贺这象得到什么稀世的宝贝那样高兴，笑着说：
“真的？”
“我还能编？又不是蒲松龄。”
“这么说，外加工是多余的了？”
“您说得真对！根本就不需要外加工。关键在于自己不千，活儿堆在那里才找外加工呢！”
贺达听罢沉下脸，好象生谁的气，垂头沉默一小会儿，随后扬脸问伍海量：
“如果工人不肯干呢？”
“那就得宣布，不干不发工资。干多了提成给钱，但必须保证质量。这一下不单能干出两万，我看能干出三四万，厂里赚钱，工人也能多拿钱。工人们准干。您刚才问我生产潜力如何，如果拿眼一盯，处处都有潜力，人人都有潜力，整个社会更是有无穷的潜力。可是我们这套把自己卡得太死了，有潜力也用不上！”
“说得好：很好！”贺达激动得突然一下子站起来。冲动使他不能平静。他在屋里来回急步走着，边走边说：“这样干明明很好，为什么不这样干？彩蛋可以，羽毛贝雕可以，植绒浆印也可以。干部不干正事，不干公事，就辞掉他！你想，这样厂子一下子就会增添多大力量！本来就应当不劳动者不得食嘛！马克思也没讲过，哪个人可以不劳而获，或者不计劳动多少，报酬完全一样。如果不改变这种僵死的有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规定、章程，我们就只能当撞钟和尚，靠着惯性向前滑行，那我们的社会就会成为一个畸形的平等社会。一个社会如果处处封锁自己，不是处处解放自己，渐渐就没有活气。困难的是，几十年我们一成不变，连进阶点都找不着，甚至担心进阶，害怕进阶。怕进阶会出乱子。可是没有进阶哪来的创造？马克思决不会希望社会变成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推动社会发展，就因为它的灵魂是不断革新的。”他看了一眼伍海量说，“拿你们厂来说，就要敢于这么干一下子。变！”他说得激动极了，晃动的眼镜片象风里没关严的两扇窗子，一闪一闪发光。
伍海量有些吃惊。这个看上去沉静文气的书生，居然能说出如此有气魄、有雄辩力量的话。这些话和自己心里积存已久的许多想法碰上了。心里的想法一旦受到外来的相同东西的撞击，当当发响，把他自己震动起来。这些话如果出自一个工人嘴里，他最多只会有所感触地叹口气罢了。但这是出自公司书记之口。这只是他个人想法，还是上边有了什么新精神？小百姓要求再强烈也是空的。即便公司书记也是白搭，他有多大权力？他一个公司书记能改变一座大山似的整个社会的面貌？于是这矬子涌起一种渴望，他真希望更高的一层领导们也看到这些，顺乎国情民意，那么生活就会象大江那样翻滚起来，而且一泄千里，万阻不止。
可是当这矬子思绪的端头一触到厂里那坚硬、纠缠不清、死疙瘩般的一团事，心儿就象云遮月那样暗下来，不觉说：
“我完全赞成您这些想法，但决行不通！”
“如果我非这么干呢？”贺这对他的话并不怀疑，相反用一种挑战的口气问他。
这话听起来，仿佛有种给自己打气的意味。
“失败等着您——真的：因为这里边事事关乎大局，不是您一个人力所能及的。”
贺达笑了，好似地把伍海量这几句话反来覆去都考虑透了。他说：
“如果咱们卖卖力气，解决一两个问题并不难。可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整天解决那些本来不该出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是不断寻找和解决新问题，而不是总去和那些没完没了的同样的老问题纠缠不休。这根源在于我们这愈来愈顽固的漏洞百出的老一套。因循守旧，这本是封建时代养成的惰性，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一些共产党人也学会了。哎，你怎么总笑，你说对吗？”
伍海量微笑着，笑得无可奈何，好象听一个幻想家在忘乎所以地发表美妙而空茫茫的演说。他这表情使贺达不自觉停住口，转身望着窗外春光普照、依旧料峭的景物。陡然，他好象也被一个巨大的什么问题难住了。是不是热烘烘的脑袋一旦冷静下来，不可抗拒的现实就透现在面前？远远的，一群鸟儿飞起，在低垂的云层下被挡住。他觉得自己就象那群鸟。他为什么象那鸟？他不知道，也没去认真想。一时空空任了一会儿，转过身刚要说话，忽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一听，面露惊骇表情，沉一下便对着话筒说一句：
“你们就说我说的——没有公司党委决定，那八间房任何人都不准动。搬进去就算抢占。你们明儿一早来公司上班。还有，你办完事先马上回来一趟。”
他放下电话，问伍海量：
“邢元是什么人物？”
伍海量不知厂里出了什么事，答话象问话：
“厂里的司机呀！人挺热情，就是性子没准，脾气又大，挺难对付，怎么？”
“脾气大，性格不好吗？”
“如今俗话说，听诊器（医生）、方向盘（司机）和大秤杆（售货员）这三种人最吃得开。有人求，脾气就大点。”伍海量说。
贺达皱皱眉头，仿佛不喜欢听这种话，转口问：
“他跟你们厂长关系怎么样？”
“不错呀！关厂长坐他的车，原先传说关厂长打算给他一间房子。今儿早上我听邢元说，工作组把他那间房拿掉了。”
“怪不得呢！”贺达的左拳往右掌心里一砸，恍然大悟一样。他不避讳地把刚才电话里的内容告诉给伍海量：“邢元刚在厂门口贴了一张房屋分配方案。把你们关长厂、王魁、政工股长万保华等几个人都写上去了。还有你的名字。厂里现在一团乱。关厂长发火了。名单已经揭下来，但工人们闹着不上班了。据说邢元竟然还要找我来告状，你刚才说那彩蛋返工的办法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伍海量怔住了，跟着短短的小腿一抬，使劲一跺脚：
“瞎来！这小子一向没准儿，胡捅乱捅！”
“胡捅？”贺达陷入沉思，“恐怕还不一定。他能平白无故惹翻你们厂里的头头？”
“是否在分房上有什么新考虑，叫他知道了。”伍海量想一想说。
“他住房紧吗？算不算困难户？”
“紧倒不能算紧，可他也是倒插门女婿，不愿意总住在老丈人家。要说困难不困难，分房一向不看这个，就看谁跟领导近，关系硬。”
冷峻的笑浮在贺达脸上。他略沉一下便对伍海量说：
“老伍，这两个彩蛋留在这里，你先回厂。两件事，一是你把刚才想的那彩蛋返工计划再扩大一些，联系生产管理全面细致地想一想，不要怕涉及到工资制度、干部制度等等。怎么符合实际，有利于挖掘潜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你就怎么想。第二，这彩蛋上的霉斑怎么搞掉还没想吧？这可是个重要环节。你回去想想办法，回头我再找你谈。好，你走吧！”
伍海量起身告辞，走出屋子，心想如果这霉斑弄不掉，返工计划就会落空。市场上缺鸭蛋，一下子根本搞不来两万个鸭蛋的空壳。于是他带着对这位外表文静、做事泼辣、胆大心细、富有魄力的秀才书记一种佩服，甚至感动的心情，离开了公司大楼。这样的头头还真是第一次碰见！
贺达在屋里来回转了三圈，主意拿定，看来工艺品总厂的事必须先从八间房子下手！只要这八间房子在里边搅着，就是有再好的想法也无法去做，全闹得乱七八糟。这叫“先治标，后治本”。他心里盘算着，要拿工艺品厂做个试验。试验他刚才对伍海量那些思考已久的想法。但是他要先拿这八间房子的事做个试探，试一试久闻铁板一块的工艺品总厂究竟有多厉害！
这时，贺达忽然想起谢灵刚才与他通过电话。但直到现在还没回来。再打电话给工艺品厂，厂里说谢灵早离厂，却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五 生米熟饭
不等贺达伸手，先重重挨了当头一棒。
今早他刚到公司，楼梯上迎面碰到公司党委副书记鲍维。鲍维告诉他：昨夜工艺品厂突击分房，八间房全都住满了人。
谁搬进去了！谁决定的？鲍维只说声不知道，跟着说他有事要办，扭头就走了。
这消息使贺达懵住了。他直怔怔站在楼梯上，不禁向自己发出一连串问题：这事谢灵和朱科长他们知道不？公司党委有决定，工作组决不敢擅自分房，难道工艺品厂的头头们这么霸道，置公司党委的决议不顾而搞突击分房？当他想到，昨天谢灵一直没有回来见他，便觉得此事大不妙了！他在楼里转了一圈，没找到老朱和小谢，赶紧跑回办公室打电话给工艺品厂。他按照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厂里的几个电话号码拨遍，都没有人接，他只好拨传达室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个小伙子的声音。
这小伙子一听是公司打来的电话，就写一句：“房子都分完了。来晚啦，捞不上了，傻小子！”随后就“啪”地撂下了。
一听这话，突击分房的消息是确定无疑了。再琢磨接电话这小伙子的口气，可以断定厂里突击分房瞒着工人，出了偏差，闹起风波。再一联想桌上那些告状信。
更大的乱子就在眼前。自己该怎么办？就在这时，朱科长、韩科长和谢灵三人，忽然一起走进屋来。他抬眼，严峻和审视的目光在他们脸上一扫。谢灵和韩科长感到这目光象一双利剑，不自觉耷拉下脑袋。朱科长双手摊开，无可奈何地一笑，朝贺达说：
“没办法，我们也不知道。”
贺达明白，这句话等于告诉他，即便知道也不会说。好厉害！自己还没张嘴，人家就把自己的嘴堵上了。他脸上没有改变由于气恼而不舒展的神情，问话的声调分外冷淡：“这次搬进去的都有谁？”他眼瞧着朱科长，意思是要他回答。
“王魁，万保华，杜兴……”
“好啊！”贺达有些沉不住气，说话的声调挺大，“一个供销股长，一个政工股长，一个仓库组长。成了办公楼了，嗯？还有谁？”
“还有老关——”朱科长略略发窘地嘿嘿笑，好象他自己占了房子一样。说完，他那双幽暗发蓝的眼睛从镜片后面，溜溜看着这个初来乍到、年纪不大、脸皮不老、经历有限而学生气犹存的书记。遇硬则软，遇软则硬，是他处世的一大功夫。有如武术中以实击虚，以虚化实，决不硬碰硬，吃眼前亏。
贺达一听“老关”两个字，先是禁不住露出惊愕表情，跟着有一股更大的火气从他这光洁、没皱纹的脸上冒出来。他问：
“他带头占房是不是？”一朱科长只是笑笑，不再搭腔。贺达便转脸对谢灵气冲冲说：
“通知党委委员，紧急开会——哎，老朱，咱们这就去吧！”
朱科长乖乖跟着贺达一起去会议室。贺达脑袋里乱哄哄，完全没主意。他心里清楚，必须压住自己容易冲动的情绪。他便想起林则徐挂在书斋里的“制怒”两个字，每每在他火气难禁时，就竭力使自己服从这两个字；朱科长的脑袋却凉如水，他冷静地思考着怎么对付这个看上去不难对付的秀才书记。他在世上修行了将近半个甲子，三十年了；他自信跟这种皮嫩毛软的大学生斗法，过上三招，对方必定无计可施。他并没把贺达放在眼里。
二十分钟后，公司党委成员除去病假未到和有事外出的，大多数都到齐。贺达叫朱科长把工艺品总厂头头们突击分房的事件讲一遍，朱科长却叫谢灵先讲。
主持会的贺达表情过于严肃，影响得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有些紧张。谢灵平时那张能言善辩的嘴巴今儿也不灵了。好象是那对龇出来的板牙碍事似的。他吭吭巴巴半天，说的话有皮没肉，不过这也算他的一种本事。仅仅“突击分房”四个字居然叫他绕来绕去说了二十分钟，没有碰着任何人。
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好象作家的灵感，跳进贺达苦苦思索的脑袋里，有如一道电光把他阴云般黑沉沉的思绪照亮。他突然把几句问话插进来：
“为什么在邢元贴出那分房方案之后，我在电话里特意嘱咐你们，没有公司党委的决定任何人不能分房，反而促进他们私分房屋的步伐，当夜就突击分掉？为什么邢元张贴的分房方案与现在实际占房情况基本相同？你们三人在工艺品厂搞过分房方案没有？”
朱科长没说话，点上烟一抽一吐，浓浓的烟雾把脸遮住。谢灵支支吾吾说一句：
“我们只是议论过，没什么方案。”
贺达并不相信仅仅是些口头议论。
尽管这些事完全出乎贺达的意料之外，但这个善于思索、异常敏感的人，一旦稍稍冷静，很快就看出这件事其实并不意外。意外的事也是有根由的。他虽然没有任何确凿的发现，却实实在在感觉到，派去这三人帮乱不帮忙。他们与厂里的头头们串通一气，非但没有为解决房子的纠纷做好事，反而帮助厂里的头头们把生米做成熟饭，把他逼进一个挥不动胳膊大腿的死角。当然，他根本不想搞清这三个人与厂里的头头们的龌龊关系。这些关系根本搞不清。当务急需是要拿出一个对这非常棘手的突击分房事件的有力对策。事情本身需他稳住劲儿。而且他还必须沉着冷静，控制住情绪，连声调都得拿稳，好不叫人家看出他这个年轻的书记遇事没根。他说：
“情况就这样。同志们拿出个人意见吧！”
话说出，马上和他呼应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办公室主任邬志刚，复员军人，人虽刻板些，但他的主张很坚定，一句话，占住房子的立刻搬出来！这话叫他那生硬的调门儿一说显得肯定又有力。另一个是干部科的青年女干部顾红，去年分配来的学生，也是公司团委书记。她是那种无忧无虑又无拘束的姑娘，说话极冲，开口就带着一股雄辩劲儿：
“不但搬出来，还要提交到纪律检查委员会给予严肃处理。带头占房的党内要给处分，公司要通报。这种干部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如果我们纵容他们，必然在群众中歪曲干部的形象，党员的形象。那么责任就是我们的了！党员形象不是靠演员，靠小说，靠报告树起来的，是靠每一个党员实际的好作风，靠党的纪律树起来的！我就说这几句！”
贺达听了这高个子漂亮的姑娘吐出这些又干脆又清晰的话，自己真象口燥舌干的人灌了一大杯凉开水，痛快极了！他用十分欣赏的目光看了看这个毫无世俗气、甚至过于天真的姑娘。不知为什么，他一下感到五十年代——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大学时代的气息。那纯朴自然，快乐纯挚的气息。生活本来就应该那样单纯、透明、忠诚、温暖和自由自在。可是这气息在这。场合，在这时代，为什么如此强烈、如此古怪、如此尖锐地不谐调？看来文化大革命遗害之深，决非制裁了“四害”就万事大吉。他目光扫视了在坐的其它几个党委委员，个个不吱声，脸上反应冷淡，连副书记鲍维也是板脸闭嘴。这些人就象等火车耗时间那样直怔怔坐着。会议不能这样不了了之。贺达有些心急，催促一句：
“哪位接着讲？”
这话是面对朱科长说的。朱科长被逼无奈，接过话来，一手慢慢腾腾敲着烟卷磕烟灰，一手翻来覆去弄一个火柴盒，说话的节奏比磕烟灰的节奏似乎还慢半拍，说话的口气与速度都和顾红形成对比：
“小谢和我，还有老韩，下到厂里了解情况。这厂里问题不少，人人住房都困难，房子只有八间，无论怎么分也难摆平。今天这事出来了，我看……既然出来了，先得承认这个现实吧，至于……”
顾红抢过话来反问他：
“什么现实？是遵守党纪的现实，还是破坏党纪的现实？”
“小顾，现在可不兴乱扣帽子。党纪，未免说得太重了吧？再说，这是工艺品厂自己盖的房子，厂里有分房的自主权，厂里还有党委。他们自己能解决的事还得由他们自己解决吧？我们不能包办代替！”
贺达听到这里，忘记自己是主持会的，更忘记“制怒”那两个字，一连串话象火车驶出山洞那样蹿出来：“那要看什么样的厂党委！为人民群众利益着想的基层领导，还是只顾询私舞弊的一小群掌权人？自主权是谁的？群众的，还是几个人的？
如果群众利益受到伤害，我们上级党委就连过问一下，制止一下都不必要？我们把权力下放给基层领导难道能象封建时代把土地分割给藩镇诸侯那样吗？你们看——“
他说着站起身跑回屋，把那上百封信抱来，“啪”地扔在桌上，“你们要是把工艺品厂这些群众的告状信读一遍，能不动感情？共产党之所以得天下，就因为它得人心。如果我们以为权力在握，胡作非为，就会一点点失掉人心，就会亡党。我的话一点也不过分，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要给谁扣帽子！”他说完，冷冷瞅了朱科长一眼。
朱科长与他隔桌相坐，连他两片薄薄、光亮、发红的嘴唇微微颤抖也看见了。
他原以为书呆子的天性是懦弱怕事，不敢得罪人，哪知道书生更憨直和认真，逢到紧关截要的关口，就和工人一样直来直去。他感到，贺达每句话都象一根粗大的钢针，硬往他脸上扎。但他脸皮结实得很，什么热的、冷的、辣的、硬的、酸的、尖的。都遇到过，毫不在乎。而且他深知这些话绝对动不了他的根儿——罢他的官！
他把现在这套摸得很透，象他这样的中层领导干部，如果没犯什么实实在在的错误，不但罢不了官，而且只升不降。即使调到别处，照旧是科长。他怕什么？对于他来说，最难对付的只是那种胸有城府、不动声色的人，最好对付的恰恰是这种喜怒皆形于色的人！故此他面对贺达，把两颊的皱折都对称地弯成曲线，好象受了上司误解挨了批评，勉强笑一笑，索性不说话了。
其余几个人，好象打定了主意：不点名到自己头上决不说话。这架式仿佛故意给贺达冷场。贺达的目光转向谢灵，谢灵担心贺达叫他再说话，赶巧有人叫他去接电话，他急忙抬起屁股就跑了。
贺达扭脸问鲍维：
“你的意见呢？老鲍？”
鲍维黑黝黝的脸上摆出一副无能为力的神态，说：
“我有什么法子？总不能把老关他们轰出来吧！真的要轰，怎么轰？麦出来，老关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今后工作怎么做？”
鲍维一向无所不能，练达得很。虽然他是从鞋帽公司调来的，不懂工艺品，但无能照旧可以当官。当官的秘诀是不犯错误。他死守这一条。因而公司换了几次头头，唯独他没换掉，全公司百分之七十的干部都是他的人。故此今天他这副无能的样子纯粹是装出来的。贺达听这话心里立刻明白。他想起鲍维一早告诉他“突击分房”一事时没作任何表态，再听这几句话，分明是在袒护工艺品厂那些占房的头头们。“官官相护”——他一想到这四个字，心里真的起火，止不住说：“我看老关他们搬出来倒比霸在房子里边更能得到威信。威信这两个字挺有意思，一是以‘威’取‘信’，一是以‘信’得‘威’。凡是想从‘威’上取得威信的人，决得不到真正的威信！”说到这里，他忽一惊，这一惊是对自己。因为自己从来不用这种毫不客气、不留余地的口气说话，今天怎么啦？这种话会把一个心地狭窄的人得罪一辈子！
果然，鲍维听了，黝黑的脸立即罩上不快的阴影，沉吟不语，双方也就但住了。
其他几个委员看出界限分明，说话必须有倾向，开口就得得罪一方，更得装哑巴。
于是党委会立刻变得无声无息，只有朱科长不紧不慢抽烟时，火烧烟纸丝丝响，还有近来手脚发麻的韩科长不断搓手的嚓嚓声。
这时，谢灵急冲冲地进来，好象有什么大事。他把一份电话记录交给贺达。贺达一看，连脸颊都好象发出光彩。这一微妙的表情叫朱科长看在眼里。不等他想方设法探听，贺达已然迫不及待，声调振作地说：
“吴市长刚来了电话说，工艺品厂领导突击分房一事，市里已经知道了。市委的意见是——”
朱科长看出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非同一般。突击分房是昨夜的事，市里这么快就知道并跟着做出反应，可见市里给予特别的关注。他止不住问：
“什么意见？”
贺达没瞅他，念了一遍电话记录原文：“市里决定，把解决权力交给你们公司党委，请你们尽快办好，负责干部要得力。哎——”贺达一边把电话记录转手给鲍维。一边抬起眼问谢灵：“市长还说什么了？”
谢灵犹豫一下说：
“要您把解决情况直接汇报给他。那记录上写着吴市长的电话。”
谁都知道这个去年才由团中央调来的市长是个颇有头脑又敢做敢当的人。朱科长表面上不露声色，其实泄了气。顾红故叫道：“太棒了，市委坐劲就行！”鲍维的脸色很难看，可是当贺达要大家发表意见时，鲍维却抢着说：“我看这事最好由贺达同志挂帅来解决：怎么样？”这一次，鲍维丝毫显不出无能的样子了。
朱科长立刻明白鲍维的意图，接过话就说：“好，贺书记一抓到底，我同意！”
他明白关厂长那些人脑袋个个不好剃，现在厂里一团乱，只要这个不通世事的书生涉足进去，保管什么事办不成，不脱层皮也得落个神经衰弱：他这一句话就等于帮着鲍维把贺达往漩涡里推了！
顾红和邬志刚也同意贺达亲手解决。他们的意图自然和鲍、朱二人不一样。他们对这个正气在身的书记抱着信赖和希望。
贺达沉了一刻，没说话，脑筋却在疾转。他渐渐悟到这件事的份量。他虽然不完全明白朱科长原先不愿意他过问这件事，现在又急于把自己推进去的根由，但他知道这事要给他招惹一帮冤家，缠住许多找不着头绪的麻烦。如果他不干，他刚才那些气概非凡的话，就成了一大堆好听的空话，成了叫人耻笑的话柄。他无意间抬起眼，瞧见一双双眼睛正对着自己：年轻、明朗、期待的，混浊、窥察、老谋深算的，疑虑不安的，不可思议的……他觉得每一种眼睛都是一种压力，各种压力合在一起就压力十足。但这压力在他心里激起一股热血，直往脑袋上冲。他端起茶缸喝了一大口，把缸子往桌上“梆”地一撂，摆出一副应战者的姿态，果断地说：“好！
我来解决！“然后扭脸对谢灵说，”你马上给工艺品厂关厂长打个电话，叫他和其它占房的人三天内全搬出来，把房子腾空，钥匙交到我这里。如果不交钥匙——“
他目光闪闪，下面的一句话象抛出一个重磅炮弹，“那就别要党籍！”
这句话使党委会所有人都惊呆了。朱科长镜片后一双幽蓝的眼珠子简直要对在一起了。他不明白这书呆子到底要干嘛！是不是疯了？
六 铺天盖地
一天一个样。
贺达今天上班来，还没进屋，就听屋里的电话铃一声紧接着一声。现在十点了，电话象疯狗一样，一刻不停地嘶吼着。这铃声好象要扯断他的神经，他却几次想去扯断那电话线。
这些电话来自各处，却一律是为那八间房子的占有者告饶求情来的。打电话的都是头头脑脑的人物。从上级局各处处长，局长副局长，到其他一些局领导，区领导，乃至市里一些有关或无关部门的有职有权的要人。这些人中间，有些他认得，有些不认得，有的头一次听说，那就得先由对方作一番自我介绍，寒暄几句，再谈正题。他在社会上工作多年。头一次知道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职称，这么多头头们。平时找不到，此时忽然一拥而来。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一窝蜂把他死死困在中心。别看这些头头在大会上没有讲演稿差不多就成了哑巴，但此时此刻，各有一张硬梆梆、能说会道，嚼不烂的嘴巴。开始贺达只是做些解释，婉言谢绝，但解释是无力的，费尽唇舌挡不住那些死皮赖脸的要求。
后来他累了，就干脆回绝，口气又直又硬；只要他回绝一个，他立刻明白自己又得罪了一个，把以后办事的必经之路一条条堵上。尤其上级局的头头们，与他关系挺熟，不好硬来就还得软推。说多了，他连推辞的话也好象公文那样有了固定的格式，说来说去总那么几句，没词也得说。有一个电话，声音苍哑，自称曾是警备区的一个副司令员。但这位当年的“副司令员”连他的姓名都没弄清楚，把“贺”字念成“霍”字，错叫了一声“霍书记”，就以一种长辈儿口气要他“顾全大局，加强团结”，不要抓住关厂长“一时糊涂做了点错事就不放”；贺达起了火，吼一声：
“这里没有姓‘霍’的，你找错了人！”就把电话“啪”地挂上。跟着他灵机一动，不等电话铃再响，拿起话筒，用一块手巾裹严，塞进办公桌的抽屉里这法子真灵，铃声不响，耳膜感到分外轻松和舒适。今儿一早。谢灵就被鲍维带着去到绒绢花厂，审查即将送往广州参加春季广交会的样品。不然，他还可以叫谢灵抵挡一阵子。
屋里一静，隔壁就传来吵架声。他走出屋，看见劳资科那屋门开一条宽缝。目光穿过门缝，只见一个细白精瘦的小伙子正和朱科长拌嘴。这小伙子坐着，看样子还沉得住气，朱科长一手叉腰站着，却有一股难捺的恼怒。屋里还坐着两三个年轻的办事员；时而低头看报，时而说几句劝解的话。可这小伙子嘴茬不软，又利索又挖苦，句句都挺气人，更气人的是他自己并不生气。朱科长居然不是对手。
此时，这小伙子正说着：
“那您就摆摆条件吧，现在抢占房子那几个人，哪个比我条件还高？关厂长一家四口，在城里有两大间房；王大拿六口人三间房，独门独院。还有……”
“你别总拿关厂长和你比，你怎么不拿伍海量跟你比呢？伍海量不比你困难？
离了婚一直住在丈母娘家里。人家离婚的老婆前一年就结婚了。要是你，早就闹房子了！“
“嘿！朱科长，咱谈正事，你可别拿我邢元奇涮！我老婆嘛时候跟别人结婚了？”
“我这是打比方，你懂不懂？”
“你怎么不拿自己打比方呢？”
贺达在屋外一听，才知这小伙子就是邢元。果然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朱科长气哼哼地说：
“行了行了，别胡搅歪缠了，这就够热闹的了，你还火上浇油！我说了，你的条件要是跟伍海量一样，公司马上给你一间房。”
“可是人家伍海量并没搬进去。”
“他今儿就搬！”
“别唬弄我，伍海量昨天说了，明人不做暗事，叫他这么往里搬，人家还不搬呢！”
“他不搬也轮不上你。别饶舌了，回去吧，有事厂里解决，公司不是房管局，不管房子！”
“说得漂亮！不管房子你前些日子跑我们厂里干嘛去了？买处理床单吗？告诉你，你要管就得管好了，你想这么一分就了事，没那么容易！”
“你要怎么着？你要告我，呵？你要批斗我，呵？你还要吃了我吧，呵？”朱科长发起火来，声音愈来愈大，顿时面红耳赤，扬着下巴喊道：“来呀，斗呀，批呀，吃呀！”
这时，屋里那几个年轻的办事员都来说邢元：
“哎，哎，算了！房子的事回去找你们关厂长。你跟他间管什么用，他也没房子。再说我们科长血压高，闹出病来你可吃不了兜着！”
朱科长听了这话，立即在屋里快步走来走去，口喘粗气，做出一副怒火难禁的神气，好象弄不好就要大病发作。
“唷嘿——”邢元发出一声调皮的尖叫，白白的脸儿轻淡地一笑，并没搭理那套，反而翘起二郎腿，身子担过来，一条胳膊懒散地搭在椅背上，朝这几个办事员连损带挖苦地说。“你们哥几个可别拿我当软茬！你们去扫听扫听，我邢元是怕吓唬的？他血压高可以歇假，他到这儿干嘛来的，是养病还是工作来的？要是头头们办事不讲理，说一句血压高，别人就不准再言语，我们老百姓就擎着受窝囊气了？
话又说回来——你们几位是干嘛的？管房子的？他血压高不能管，你们血压不高，我找你们怎么样？瞧、瞧、瞧，不说话了。瞧你们多美，整夭一喝茶，二看报，三聊天，四睡觉，放着清福不拿，往这里掺和嘛？你们都是这位科长大人调来的吧，房子早都解决了吧，吃饱没事了吧，不就想逮个机会巴结巴结你们科长，多捞点便宜吗？明白告你们，傻小子们，这里没便宜，麻烦一大堆。你们要是呆得难受就找个僻静的地界打会儿扑克去！“
这小伙子好厉害，把这几个办事员硬噎回去，居然没人再敢吭声。朱科长见他们压不住邢元，就换句话说：
“你态度不好，我不跟你谈！”
“什么？又讲态度了，不讲条件了？我态度怎么了？”
“你喊什么？”
“是你嗓门大还是我嗓门大？再说，你是谁，我是谁？”邢元嘴角一挑，好似要笑，伶牙俐齿一刻也没闲着：“你是公司头号吃香喝辣的大科长，我是个臭开车的；你多大岁数，我多大岁数；你多少年党龄，我还在党外呢，你能跟我一般见识？”
“你到底还有完没完？跑这儿来耍贫嘴，你给我走——”朱科长再也受不住这小伙子蔫损嘎坏的挖苦话，非轰这小伙子出去不可。这小伙子话里虽然也带来三分气，脸上却装出气人的笑。这么一比，朱科长不仅狼狈，还显得蛮不讲理。
“走？你这是军事重地？没事你请我还不来，今儿有事找你，想这么随随便便就打发我走——没那么容易！”
“我没房子。你走！”朱科长上来想拽他。
邢元刷地站起来，冲他说：
“你有房子全便宜给关系户了。明白告你，我邢元不是不讲情理的人，如果住进这房子的人比我更困难，我决不找你来。今儿我来跟你争这个理，争这口气。吃几十年大米白面，不至于长出驴肝狗肺来！”
朱科长大怒，拍着桌子问邢元骂谁。邢元气哼哼的脸硬装出笑容，还想给他火上浇油。站在门外的贺达倒挺赏识这小伙子后边几句听起来粗硬、却知情达理的话，他一推门走进屋来。朱科长见了叫道：
“贺书记，您，这，他——”
邢元一听“贺书记”三个字，扭过脸来，用眼角上下打量这个刚走进门来的文质彬彬又沉静异常的中年人。贺达对朱科长打个手式叫他阅住嘴，然后对邢元说：
“你跟我来一趟。”
邢元一怔。朱科长巴不得贺达把这个软硬不吃的小子弄走，赶忙说：“对，对，房子的事归书记亲手抓，你找他才正对口！”他这一手，很象文化大革命中常说的那句“嫁祸于人”。
贺达当然明白米科长的用意。在三十六计中，这叫做“顺水推舟”或“移花接木”，但在这种情况下一用就成了无能的招数、不是高招了。邢元跟在贺达后边走出门时，故意摇着肩膀，还用脚“啪”地喘一下门，一来表示对朱科长和同屋的几个办事员的鄙视，二来也表示对这个没打过交道的书记满不在乎。
进了党委办公室，贺达叫他坐在办公桌对面，直截了当地说：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邢元头一歪，嘲弄地一笑说：“你知道嘛？”这意思是，你们当官的不就会耍这套官腔吗？
贺达对这明明白白的挑逗并不介意。他面上没表情，嘴里的话说得清清楚楚：
“你大前年结婚。因为没房子，做了倒插门女婿，住在你老婆兰燕家。你老婆是厂医，你两口子的房子都该由厂里解决。你急的是快有一间自己的房子，不过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对不对Z”贺达一口气说出来，象小学生背诵课文一样滚瓜烂熟。
邢元不免惊奇：
“你怎么知道的？”
“你写信告诉我的。你还叫我给你快快‘摘掉倒插门女婿的帽子’，我没说错吧？”贺达露出善意的微笑。
“你的记性倒不赖。”邢元说。刚刚那股不在乎、挑战般的神气登时没了，好似解除了一种武装。他抬起手摸了摸自己又光又瘦的后脖梗子，小白脸发窘地笑笑，“那是气话：”他感到这个貌不惊人的书记倒有两下子。
“好，我先问你，你前天在厂里贴的那张‘分房方案’是哪来的？”
“我等会儿再告你。你先说，那单上的人名有假设有？”
“没有。正对！”贺达说。
“那就行了。这说明我没诬陷。”邢元说。
“我根本没想到你会诬陷。只是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在汽车里拾的。”
“拾的？什么？”
“一小块纸上写的。”
“谁掉的？”
“不知道。还不是头头们。老百姓有几个坐小轿车的？不是我们厂的头头儿，就是你们公司去的那三个。”
“你怎么知道是分配方案？”
“你是不是认为我唬弄你？咱有凭据。瞧——”邢元说着从上衣口袋掏出驾驶证，从中取出一小块折成两折的小纸块递上来，“看吧，上边连房间号码和房间数都有！”
贺达感到惊讶。他接过纸块赶忙打开一看，竟是工作手册上的一页。上面的确写着分房人的姓名、房间数和房间号码，而且有涂改的地方。从涂掉处还可以清楚看到划掉邢元改换成伍海量的过程。一边还写着郗半民、龚宝贵、杨月梅三个人名，旁边画了问号，最后还是给勾掉。关国栋、杜兴、王魁、万保华四个人姓名肯定而清晰地排列在纸块中央。贺达看着，心里忽地一惊，因为他敏锐地识别出纸上的字迹，怪不得他第一眼就觉得这些字儿好熟悉！于是他就从中看到许多字迹之外的内容，甚至看到这次突击分房的背景和内幕，不禁动了怒容。邢元见了，误以为贺达对自己公开纸块上的秘密而恼火，准要狠狠批评他一顿。但贺达一瞅他，目光顿时平和下来，问他：
“你认为，厂里分房谁最符合条件？”
这一句竟把他问住了。他反而不好先提出自己，只好凭良心说：
“老龚头，裁布组的杨师傅，老伍——他也是倒插门女婿，比我还难……，
“设计组的郗师傅呢？”
“郗捂嘴呀！”邢元立刻叫起来，“贺书记，咱可不能只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就不管工人了。嘛甜头都给他们。他不就画两笔画儿吗？他画得不错，给厂里卖了不小力气，咱都承认，可他工资一个顶我两儿。现在人都说，老九比老大吃香……
“
贺达一听就冒火：“什么老九老大，谁分的？四人帮！照你这么说，如果老大有了知识，应该算老几？你怎么会听信这种在人民中间恶意挑拨的话？哪来的老九和老大，都是人，一句话，都是人！”他的最后一个“人”字叫得特别响。
邢元见这表面文静的书记脾气并不小，话说得锋利逼人，驳不动，躲不开，竟然如此厉害，真是人不可貌相！他不禁暗暗吃惊。贺达一瞅这小白脸上吃惊神色，才意识到自己不该冒火。他想了想，并使自己恢复原先那种稳定的情绪，才说：
“你去过郗师傅家吗？”
“他家？没有。”
贺达问他：
“我有件事求你帮帮忙。你们厂今天公休吧？你现在有事吗？”
邢元先是一怔，黑眼珠机灵地一转，然后有所醒悟地琢磨出，原来刚才书记对自己发火，准是想先压住自己，就好使唤自己了。他有个十拿九稳的经验，替头头办事，自己就好办事。便慨然道：“有事您只管说，我马上去办！”他表现得挺识路子。
贺达点头道：“好，我这有本书，你先给我送到一个朋友家去，回来咱再谈房子好吗？”贺达说着，递给邢元两本厚厚的画册，自己回到桌上飞快写一纸条，说：
“这是我借的，请你替我还给他。”
“行，我去了马上就回来，我快。”
“不，不忙，你不妨在那几多坐坐，有好处。”贺达朝他笑一笑，然后把写好的条子装在信封里交给邢元，“地址人名都在上边。谢谢你了！”
“哪的话，谢什么，又不是外人！”邢元咧嘴笑道，没看信封就顺手揣进衣兜，两手抱着画册，拿出一股爽快义气的冲动劲儿说：“您有嘛事只管言语。我手里大小车都有，方便！”
贺达没表示什么，只说：
“去吧！”
邢元飞快跑下楼，把画册夹在自行车的后衣架上，蹬车就走。走出一个路口，忽然想到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边去呢。他把口袋里的信封掏出来一看，上面写着“北大关，粮店后街五十一号四楼郗师傅”。
郗师傅？他纳闷，自己厂里有个郗师傅，怎么又来个郗师傅？他捏着这信封，在当街上任了半天。
自从贺达把电话筒放进抽屉里，电话打不进来，使他得到一个多小时的清闲，得以与邢无聊了一通。邢元一走，就开始有人“拜访”他来了，都是那些打不通电话的占房者委托的求情人。有趣的是，人间往来，也依照社会地位的高低。谁制定的规格？不知道。反正在这些拜访者中，局一级的干部大多亲自来，局以上的领导大多派秘书来。他虽然精明，却没料到，这种面对面的谈话比在电话里互不见面地交谈更难应付。他边谈边后悔刚才自做聪明地把话筒收起来。如果他接到电话就说“贺达开会去了”，多么省事：他为什么不会说谎？谎话难道不能成全好事？现在他反而不能将话筒放回到电话机上，不然人来电话响，两面夹击，他就更受不住了。
他苦笑一下，暗暗说：“这叫自做自受！”
最容易回绝的是书信，最难回绝的是情面。尽管如此，他抱定宗旨，决不后退半步。任他们铺天盖地而来，他却只是执意地等待关厂长他们从抢占的房屋里搬出来的消息。当他叫一个个来访者冷着脸儿告辞而去之时，他不兔担心，在这个事事依靠人事关系的社会上，他将受到多少报应？他禁不住掂量一下，这么干是否值得？
不，现在不是权衡利害的时候，事情顶到这儿，好象大炮顶在胸前，进退无路，大丈夫就宁进不退！
下午三点钟，来了一个意外而陌生的客人，瘦长身材，鬓角泛白，看上去四十大几，穿一件深蓝色风衣，戴副式样陈旧的养目镜，气度清雅。那人见面就哈哈大笑，指着他说，当了官儿不念故旧，多年老同学居然装不认识。他叫这人把褐色的镜子摘下来，却依然不认识，两人坐下来一细说，还真是当初中学时代的老校友。
但并非同年级。那人比自己高一级，在学校时也很少接近，本来就不清楚的记忆，经过二十多年流水般时光的冲刷，谁还记得？那人不怨怪他，自称名叫车永行，现任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车永行说，他偶而从一个老朋友那里听到贺达在这里“当官”，过路来看看他。老同学谈天，最容易扯到过去，往日人事依稀，互相提醒，感慨唏嘘本已。人到中年，每每谈到少时，最易动情。就在他们谈到最痴迷的当儿，谁料这车永行说，使他获知贺达的那个老朋友，目前正在贺达手下工作，就是工艺品厂的厂长关国栋。这几天来，贺达对于工艺品厂就象雷达对于空中的飞行物一样敏感。但比他惊觉过来还快，车永行就谈起关厂长的为难之处。他说：“关厂长不是不尊重你的意见。他原先的房子已经叫他的亲戚们占住，报不回去了！”原来又是个说情的！他象好东西正吃得快活之时，忽然吃出一个肮脏的苍蝇。一股厌恶的、烦躁的情绪无法克制。他猛地站起身；本来一句可以说得婉转些的话，被憋在心里的恼火区足了劲儿，吐出来时带着毫无顾忌的架势：
“我还有事，你走吧！”
他真想不到这个看上去清雅的人也如此俗气！
车永行给贺达突然变怒的神情弄呆，可他再看看贺达这乎光光、不顾情面的脸和灼灼逼人的目光，他连给自己下台阶的话也没说，拿起帽子转身就走了。
车永行走后，贺达好半天才使自己平静下来。他把自己今天的所见所闻细细一想，便从那些具体的人事跳出来。使他惊讶的是，社会上竟有这么大、这么结实的一张网，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这网是无形的，东拉西扯，没过没际。你就是水里的鱼儿。当你以为自己是自由物而随意游荡时，不知碰到哪根线，大网一拉，原来你竟在网里，跑也跑不出去！
骨子里的执拗，使他生出一股拚死应战的倔劲来！他眼前又不期地闪过童话画册上挥刀斩网那勇敢的小人儿。
可是当他把车水行——这个不曾认得、从无联系的老同学的话略略琢磨，脑袋里象撞钟“当”地响一下。车永行的话可是软中带硬，只怪他刚刚脑子大不冷静了，竟然没有意识到，车永行说关厂长把自己原先的房子让给了亲友们住，等于自绝后路，那就不可能再搬出来！怎么办？这一手好厉害。当初抢占房屋那一招叫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一招叫做“兵置死地而后生”，都是兵书上的用兵之计。
由此，他悟到这些人当官决不是废物，别看业务上无能，社会上这套却老练得很。
简直个个都修练成精呢！面对这局面，如果他无计应对，那可就陷入泥潭，叫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人看热闹了。
这时，顾红推门进来。这细高的姑娘一向无忧无虑，好似快乐仙子，今儿眉心却紧皱不展。她望一眼贺达便说：
“今儿一天我看您真够呛的！简直是一场总动员。连过去工业搞大会战时，头头们也没出得这么齐全。中午还来了一伙工艺品厂画彩蛋外加工的，男男女女十多人要找您。正巧叫我在门口撞上，就推说您出去开会，才把他们支回去了。怎么样？
情况很不妙吧！“
他好象一直在思索中，听到顾红的问话，惊醒似的一抬眉毛，跟着他自己眉头也象上了一把锁。他绷紧嘴唇，吐出一句又苦涩又沉重的话：
“好戏还在后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