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金拐杖旅馆非常舒适。
深红色的地毯、床罩和粗呢椅面，使人感到沉静。红，并非仅仅给人以火热，也含着镇定。
我洗了一个热水澡，躺在松软的床上，懒洋洋地伸一下胳膊大腿，真要好好睡一大觉，把几十个小时以来旅程和活动中积累在身上的疲劳排除掉，蓄足精力，好应付下边一连串紧张繁忙的访问。
不知什么原因，我脑袋挨上枕头，精神反而抖擞起来，睡意一扫而空。怎么？
我并没有换地方睡不着觉的毛病呵！由于时差吗？记得，在北京上飞机之前，有个朋友要我在肚脐上贴一块伤湿止痛膏，据说可以消除时差反应，我这样做了，看来不管用，就把那块还紧巴巴贴在肚皮上的膏药扯下来。然后打开电视解闷，屏幕显现出一部正在播放中的电影，题材是当今西方最流行的。即性解放造成家庭解体，最后致使孩子到处流浪，老年孤居寡伴。一个老鳏夫用这么一句话倾诉衷肠：
“你以为我脸上笑，心里就轻松吗？人世间还有什么比孤独更可怕？”
这话使我一下子联想到简梅。她是我睡不着觉的原因吗？
她的生活真象她告诉我的那样快活？整天串饭店，迎客送客，与老板们斗智，梳妆打扮，逛商店，赌钱——这就是她的生活内容。但生活是否幸福，不在于别人怎么看，而在于本人怎么理解。这种生活她很满足吗？那个比她大十五岁的男人终于象扔掉一个废烟头似的抛掉她。她真不当做一回事？化解开这些厄运和不幸，是她坚强的个性还是消沉灰色的心理？一个年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在这个人情淡漠又充满陌生的世界里，竟活得象鸽子那样开心，简直不可想象！她又为什么不回去？
她的希望在这里么？生活的希望比现实更具有吸引力。不，不！简梅告诉过我：现实比希望更有力。人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中，不是活在梦幻般的希望里。只有傻瓜才不讲实际，只要实际的人就没苦恼？
我隐隐有些不安。虽然我说不出任何具体的东西，却总感觉她得意洋洋地炫耀富足，有点强撑门面的意味。尤其她的笑容后边，总象藏着什么令人担心的东西。
我从来不认为笑就是快乐和幸福。人生中的笑，大部分只是一种表示。如果说敷衍的、假装的、勉强的笑是树上无数的叶子，那么真正舒心的笑不过是这树上有限的几个花朵。在我和她接触的十多年中，她一次比一次难以理解，这一次简直叫我摸不清头脑了。此刻，不知由于心里的莫名的担忧心情，还是一种捉摸不定的异样感触，促使我把深埋在记忆里的一本有声有色的旧相册打开——
记忆是个筛子。该留下的都留下，该漏去的都漏去。
我自然忘不了，最初认识她时，她只有十四岁；我二十四岁，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做为《光明日报》的考高分教育小编去访问她。那时我挺神气，总爱穿一件风衣，没有风也立起衣领，见了人就掏出考高分教育小编证。虚荣心谁没有？现在想起来真好笑。
她是这一年（1964年）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的一等奖的获得者。她爸爸是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妈妈是这个学院的钢琴教‘师和有名的演奏家。简梅是个幸运儿，少有的天赋得到了最恰当和最充足的滋养。
那次见面，真是一闭眼，就能出现的一个光洁透亮、色彩鲜丽的画面。东交民巷。大树冠盖的宁静小路。一扇墨绿色的小铁门，洁净的铺石板的小院，一幢两层小楼，走廊，楼梯……然后是一大间向阳的屋子。屋里，细白的纱帘，窗外的绿枝，桌上的瓶花；阳光把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投在一架斜放着的、漆得锃亮的黑色大三角钢琴上。简梅坐在琴前。这个身材修长的姑娘穿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长长而黑亮的头发梳成凤昆式，上边是鲜蓝色的丝带扎一个蝴蝶结，下边的裙带也在后腰上扎成一个蝴蝶结。她最动人的还是那张雪白而漂亮的小脸儿。
她为我演奏《热情奏鸣曲》。妈妈爸爸站在琴旁，一会儿看看简梅，一会儿看看我，表情是欢喜和紧张的，好象他们自己在应考一样。简梅的手很大，不费力就够上八度，可是琴音一响，我就不再为她的天赋条件和娴熟的技巧而惊叹，我感到有一股感情的激流倾注琴上，她的演奏便开始了。我不是音乐行家，却是一个入迷的爱好者。我几乎想不到着意去欣赏，就。给卷进音响的旋涡中去了。还觉得这旋涡中有股内在的、充沛的、难以摆脱的带动力。感动都是没准备的，而任何天赋首先都是感人的。我正在激动不已的当儿，曲子已经结束，她没站起身，腰儿一转，面对着我。表情有种大人样的严肃，与她的年龄极不相合，这是由于紧张吗？
“你想成为一名钢琴家吗？”
“是的。不然我弹琴做什么？”她说。小嘴很利索。
她的回答使我一怔。看来她毫不紧张，也决不是一个腼腆羞怯的姑娘。
“你妈妈弹得很好吗？”
“很好。我要很快超过她。”
“胡说。”爸爸在一旁说，“骄傲会成为障碍。”训斥的口气中透露出明显的宽许和娇爱。
“不是骄傲，是自信。”简梅的小嘴一努说。她又似乎比她的年龄小得多。
这是那次谈话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几句。她说话随便，表明她在家中的地位——父母的掌上明珠。而一个人的性格，首先表现在他的说话上。当然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的话里，又很难看到他的将来。她对世界和生活知道得太少了。钢琴、妈妈、爸爸、贝多芬、学校、音乐会和裙子……大概只有这些。而这些只不过是世界的几个微不足道的细胞而已。世界还有一双摆布人命运的巨手，一张吞食人的嘴！一个呼唤人早起的太阳和催人休憩的星夜，还有千千万万个机遇、机缘、机会，许多转折和十字路口，许多险滩和暗礁，许多陡坡和高峰……。
我把这次采访写成一篇报道，叫做《键盘上的希望》，刊在《光明日报》上。
为此，只要她去参加演出，她爸爸准寄票给我。我很忙，采访工作迫使我全国各地奔跑，她的大部分演出我都给错过了。但我只要再沾上有关音乐的事，准要想起她来。她是属于音乐的？她的确是音乐的一个希望。
但是，希望仅仅是一种可能。千万种可能中的一种。不能依赖于它。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在别人眼里，我象一只丧家犬。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的家被捣得粉碎。全家人给轰到一间窄小的屋子里，等待父亲问题结案而发落。人为什么会感到命运的存在？因为你有时必需听候它来安排。这期间我的考高分教育小编证被报社收回。在收发组管理每天来来往往的大宗邮件的收发。考高分教育小编的视线应当四面八方，我的目光却只能停在各种邮件的封皮上。当外界的压力不断朝帝迢来，使我只能考虑个人的出路，心情低落得很。虽然年纪不算小，却无伴侣。役人愿意跳进我所陷入的灾难的坑底，我更不想拉着别人一头栽进来，陪我受难。幸亏我爱读书，家中受劫之后残留的书便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它填满我打发不掉、无所事事的空虚时光，给我知识、经验和同情，宽解和抚慰我的痛苦，却不向我讨取半点代价和报酬。
因此我想，我将来是否也写书，帮助那些我从未见过的人们，化苦楚为甜蜜，变颓丧为力量？当然这想法在当时只是一种空妄。
那天，我沙沙踩着满地干卷、焦黄、又脆又薄的槐树叶子，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一扇出现在面前的墨绿色的铁皮小门，唤起我的记忆——简梅的家！一九六六年是中国当代史的一条分界线，过去的一切恍如隔世。如今这小铁门也沾上了时代色彩——残留的大字报翘起的纸角，在凉嗖嗖的秋风里轻轻颤索。由此我猜想到，不久之前，这一家肯定也卷人时代狂潮的中心了。我受怀旧情绪所驱使，推开她家这小铁门。
依旧是那两层小楼，楼下的房门贴满封条。我头次来采访那房间不是在楼上吗？
对，在楼上！我上楼，一边问：
“有人吗？”
没人应答。
楼上一扇门没关严，留一条缝，屋里的光从这条缝隙透到幽暗的走廊上。这就是简梅弹琴那间屋子吗？是的，是这间。“可以进来吗——”我问。
仍没人回答。
我轻轻推开门。
屋里很静，但一切变得面目全非。三张去掉床架的垫子落地放着，成了地铺，铺上没人。周围没有一件家俱，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地上铺了许多张大大小小的牛皮纸和草板纸，上边放着水杯、饭锅、碗筷、烟碟、瓶瓶罐罐和几个小布包袱，象难民的住房。奇怪的是，那架大三角钢琴依旧摆在原处，使我想起广岛给原子弹轰炸过后，爆炸中心不可想象地耸立着一棵电线杆，那是奇迹，这也是一个奇迹！
大概由于在当时钢琴毫无用途，又不好搬动，临时存放在这里。琴盖交叉贴着两条大封条，封条上写着“东城红卫兵”的字样。比上锁更难打开，我呆呆望着这个被囚禁的音响世界，幻想小简梅当年演奏。热情奏鸣曲。的景象。回忆使我一阵痴迷。
忽然发现，在钢琴一侧的阴影里，还有一个人！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坐在放倒的破木箱上，脑袋斜靠着钢琴，默默而直怔怔地望着我、从这苍白、淡漠而依旧漂亮的脸上，我一眼认出是简梅。
“你在家……”我说。
她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瞬，直起身子，抬手指指地上的床垫说：“坐吧！”
看她这平淡的神气，她大概把我忘了。
我坐下说：
“你还认得我吗？我是——”
“方考高分教育小编。”
她说。她分明记得我，但没有半分热情。
我不怨她。屋里的一切，就是她此刻的心境吧！
“你来采访什么？”她问我。脸上无表情，声音更单调。
“我已经不是考高分教育小编了。我路过这里，想到你们，来看看，你爸爸妈妈好吗？”
在钢琴的阴影里，她的脸显得十分苍白，嘴唇也隐隐发白。她说：“我爸爸现在是我的敌人。妈妈已经和这伟大的时代绝缘了。我呢？活着就很不错了……”她苦笑一下，笑里含着浓郁的苦涩和辛辣的嘲弄。
听了她的话，我就不好再问了。我想扭转话题，无意间一眼瞧见了钢琴，大概是给一种同情心促使吧，我说了一句完全没有经过思索的话；
“你与钢琴也绝缘了吧！”
她听了，脸色一沉，黑眉毛象受惊小燕的翅膀一抖，猛地站起来，把木箱放在琴前坐下，双手将琴盖向上用力一推，哗地一声，琴盖带着封条掀开，封条断了！
迷人的黑白分明的亮闪闪的大键盘横在她面前。她陡然把双手抬到肩上，然后象两只鹰疾落键盘上。沉寂的空间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强壮的、震撼人心的旋律。这个上世纪的、历久不竭的声音阁进我们的生活中来——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欢乐颂”的旋律。
‘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剪短的头发、发白的蓝布褂子、瘦溜溜的肩膀，此刻却显示出一副真正的英雄气概！她一下子把音乐中内涵的深沉磅礴的激情、苦海求生的欲望、壮阔的境界、对严酷的现实压抑之下那些美、真诚、善良和谅解的痛苦而勇敢的追求，全都表达出来，抛洒出来，呼喊出来！音乐是对世界的呼喊。此时此刻，再没有一支曲子能够这样痛快地为她——也为我——呼喊一声了。它猛烈地锤响我的心，唤起我收藏心底的那一切美好的东西。世事丑恶，然而我们心里有着怎样宽厚、宏大和慷慨的爱呵！我的泪水流下来，同时感到这姑娘突然长大起来。
她象成人一样成熟了。
是的——
幸福使人长久幼稚，苦难使人很快成熟。
这是音乐最强烈一次感动了我。以后我还想这样重新被感动一次，但无论怎样去听《第九交响乐》，再没有这种令人颤栗的感受了。
就在这当儿。门儿啪地开了，一个男人撞进来，是简梅的爸爸，他穿一身破旧衣服，面容憔悴，好象老了许多。他看见我，立即认出我，但只朝我点一下头，就朝简梅冲去，抓着她的肩膀，使劲地摇，制止她弹下去，一边急啾啾叫着：
“你撕开封条！弹贝多芬！你，你难道不想叫我活了？”
她回过头来，满脸斑斑泪痕。这泪痕顿时使她爸爸冷静下来。他们好象很容易互相理解。
她站起身，离开钢琴走到床前，面朝着窗外站着。窗外一片蓝蓝的秋天，脱叶后的杨树，把粗长挺劲、银白发亮的枝丫伸上去，疏疏落落地舒展开。一群黑色小雀在上边又跳又叫。
小黑雀在线条般的枝条上，好象乐谱上的音符。大自然不管人间发生什么事，照旧演奏它的乐章。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多好，我想——那时我经常发出这种渴望变成动物或植物的奇想。
这时她爸爸已经关上琴盖，从饭锅里取出几颗饭粒，细心把扯断的封条粘好。
他猫着腰，垂下额前花自的头发，动作小心翼翼。模样可怜巴巴，他被这世界吓破了胆！
我觉得自己站在屋里有些尴尬，就告辞而去。她爸爸送我到走廊上，简梅却始终面朝窗外，没有口头。她是不是正在落泪而不愿意叫我看见？
过不久，我又经过她家时，门口挂一个小牌，漆成白色的小牌竖写着一行红色的字“东交民巷街道居民委员会。”她一家被轰出来了？到哪里去了？我怕给她家找麻烦，没有进去打听。
我与她最初的接触不是经常的，所以每一次都能记得。其中记忆最深的是这一次——
那是七二年的冬天吧！我父母被遣送到原籍江苏淮安，到老家不久就身患重病，母亲的风湿病也发作了，我去着他们。为了省钱，在永定门车站买了慢车票。火车误点，拖到深夜也没来。在空荡荡的候车大厅感到浑身发冷，便裹严围巾口罩，到外边的广场上跑跑步，好使身体发热。在漆黑的广场上，忽然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儿站在我面前。男孩儿提着旅行包。这姑娘对我说：
“我们买车票钱不够，你能帮助一下吗？”
我听这姑娘说话怯生生，声音低沉，不象经常讨饭人的腔调，就伸手向衣兜掏钱。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拦住我，上来一把抓住这姑娘的胳膊，好象抓到一个小偷儿。并对这姑娘厉声说：
“好呵！你刚才也对我说买车票钱不够，要走了伍角钱。你为什么还找他要？
这是诈骗！走，跟我去派出所！“
姑娘使劲甩胳膊，想摆脱这男人的手，连连说：“你撒手；撒手！”声音又小又急，但这男人死死抓住不放。
“算了，他们提着旅行包，看样子是上车赶路的人！”我说。我向来希望息事宁人，不愿看到弱小者过于难堪。
“嗨！你这同志，受了骗还替他们说话。你能保证他们不是坏人？你也得跟着去一趟，到派出所去作证！”这男人不依不饶，一手抓着姑娘，一手抓住那提旅行包儿的小男孩，刚走几步，姑娘一妞头，她的脸给远处一盏小灯照见。这缠着深色围巾的异样白的脸儿好面熟，就在这一瞬，她大概也认出我来了，忙低下头。但我已经确信无疑：她是简梅！我不禁大吃一惊，却来不及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必需先帮助她和那男孩儿脱离困境。我立刻拦住那男人，对他说：
“你甭管了！我认识他们，他们不是向你要了伍角钱吗？给，我给你！”
我拿出钱，塞在那男人手里。那男人莫名其妙，似乎还要纠缠什么，我已经拉过简梅和那男孩走了。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一边走一边问，她没回答，我又问，“这男孩儿是谁？”
“我弟弟。”她说。
我头一次知道她还有个弟弟。
“你们要去哪儿？”
她回答得很简单：
“我和弟弟到黑龙江去插队，回来看我爸爸。他上星期就被送到河南一个农场劳动去了。我们事先不知道，白跑一趟，打算今晚返回黑龙江。”
这姐俩的景况可想而知。我问：
“你们……你们吃东西了吗，这么冷。”
她和那男孩儿都没说话。
我领这姐弟俩到车站的日夜食堂吃包子。我买了许多，那男孩子见到热气腾腾的包子端来，毫不掩饰自己的饥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只顾吃，也不说话。我问他叫什么，他仿佛腾不出嘴来说话，简梅替他说：“他叫简松。”说着解去头巾，她依旧很美，室内的暖气使她脸颊的气色微微变红。她是那种真正漂亮的姑娘，淡妆浓抹总相宜，不会因衣着破旧而显得寒酸，也不会因华服盛装而显得艳俗。此刻她很少说话，手捏一个包子，微微张开唇齿一点一点吃，好象在品尝。
“你尽量多吃呀！”我说。
她反而撂下包子说：“我刚才吃饱了。”就不再吃了，把自己碟里的包子都给了弟弟。简松也不推让，顷刻一扫而光。
“你们在黑龙江生活得怎么样？”
“好呗：”
她带着冷冷的嘲弄说。她始终垂着头，没抬眼看我。大概由于刚才发生的事，她不好意思正眼瞧我了。我也万万没料到在这种情况下碰到她。这样我们就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了。她默默地从衣袋摸索出伍角钱，放在我面前说：
“刚才你替我还了那人伍角钱。还给你！”。
“这——”
“谢谢你。我们该走了。”她这才抬起脸来，所给我的感激微薄得很。我不怨她。我懂得，一个受伤的自尊心会怎样顽强的自卫，相反我有点可怜她了。
“你们缺钱吧！我可以支援你们一点。”我说。
“不，我不需要任何人施舍。”她说。
实际上，她在认出我之前，向我讨钱时，不正是向我寻求施舍？
“算借的，将来还，行吗？人生无处不相逢，早晚还会碰面的。”
我说得很诚恳。拿出四十元钱递给她。
她犹豫半天，好象在决定做一件分外艰难的事。然后慢吞吞地、艰难地、尴尬地向我张开手，接过钱，同时给我一个目光。我真不愿意看见一个好强的人给我这样的目光。
这姐弟俩去了。我站在车站广场上目送他们。入夜的冬天分外寒冷，她紧紧搂着弟弟。我瞧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涌出要去保护一个困苦女子的男性所特有的感情。
在对她的回忆的相册里，有几页是空白的。没有她的形象，影子也没有。自从那次在车站不寻常的邂逅之后，我就办理了随同父亲“遣返”的手续，迁居淮安乡下，为了在有病的父母身边尽尽孝心。世界不要他们，唯我能给他们安慰。我在穷乡僻壤中苦苦求生尚且艰难，谁又知简家姐弟俩在遥远而寒冷的边陲怎样生活？那时代，生活给每个人留下的空间极其狭小，并在这小空间里加上十足的压力。使人只能顾及周围那么一点点攸关切身利害的事情。我仅仅在一次翻动书箱时，无意中从一本旧书中间发现一页剪报，就是我当年为简梅写的采访《键盘上的希望》。如今这希望已经被现实撞得粉碎。当然它只是那时被消灭的无数的大大小小希望中最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她此刻正在生活的键盘最低一组的琴键上挣扎吧！我想。那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待我又一次见到她时，十年沉重的岁月过去了。
想到这次，我的眼睛一亮，耳边竟然响起一片暄啸和狂喊，这是天安门广场上怒不可遏、火山进发般的呼吼，还是苦尽甘来、令人悲喜交流的十月里的欢叫？喊呀，叫呀，挥舞拳头呀，五色的彩带漫天飞舞呀，不！我从记忆的深井里跳出来一看，原来是面前的电视屏幕变了画面。刚才那部影片早已演完，正在播放一场英国人喜爱的异常激烈的橄榄球比赛的录相。呼喊、挥拳、抛掷彩带，都是球迷们的狂闹。
我起来“啪”地把电视关了，灯也闭了。一片漆黑包围着我。但是，黑，有时并不能使人闭上眼睛，反而叫人张大瞳孔努力把里边存藏的东西看清。
五
一九七九年。中国如同再次脱开母体的新生儿。一切都不适应，一切还没完全过去，一切又都重新开端。打开的桎梏还没有完全从身上卸下，满怀希冀中难免疑虑重重，带着恶梦残留的恐惧面向又大又空的未来。这未来任人们用幻想的大笔去涂抹和充填。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象中的未来，未来又能象谁料想的那样？它总是在含糊不清的时候最有魅力，就象这个刚从黑暗的母胎里痛苦分娩出的新时代。
谁知道它渐渐会长成什么模样？
这时代，又象风儿吹动的大海，所有舟船都颠簸不稳，扬帆却正好开航；这时代，还象战后、象早春、象黎明、象溺水上岸、象起死回生、象松绑、象大地返青，也象一场非凡的大胜利。生活，再一次敞开人们心灵的窗户，点燃人民心中不灭的热情，把自由还给它的主人——人民。但这自由有多大？有没有边界和轮廓？会不会重新被没收？自由是个陌生的东西。它象水，没有它生态就会枯竭，泛滥开来却会酿成灾难。过去中国很少试验它，试验一次吧！陌生的路，需要一双有勇气走起来的腿！
大家都在试着迈步。还都张开嘴巴，吵个不停。这很象融雪的山野，到处发出欢快的喧哗；清凌凌的水随意流淌，在阳光下闪耀着一片眩目的亮点……
这时，我正回北京办理父亲错案的落实问题，也办理我返回北京工作的手续。
但生活的节奏比想象得慢，困难障碍也比想象得多。我家原先的房子早在“遣返”
时就被人占了，只好住在大栅栏一家低等旅馆里，等候迟迟未决的准批手续。一天闲着看报，偶然从一位前些年含冤而死的著名音乐家的追悼会的消息中，看到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名单中有简梅的爸爸——简山川的名字。真使我喜出望外。
一股莫名的冲动使我奔到她家。
依旧是那墨绿色的小门。真好，她家门口那块“街道革委会”的牌子已经摘去了。她一家人肯定又返回这安适的旧窠。只是院墙上还有当年用墨笔写的吓人口号的遗痕。时过境迁，这些吓人的东西反会使人发笑。但对于被吓的人，却是留在心中的难以抹掉的阴影。
我敲了门。
门打开，一个高高的、脸儿白净的青年迎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简梅的弟弟简松。他和她姐姐有些相象。
“你找谁？”
“我是你家的朋友，也认识你，你还记得七二年冬天在车站？”
我笑咪咪看着他。他大了，面皮光滑，没一条皱痕，但唇上已然有一些软髭。
他立即露出甜甜的、讨人喜欢的笑容。伸出一双又细又长的大手，热情地同我握手说：“记得，记得，快请进！我姐姐和爸爸都在家，还有许多朋友。”他喉音挺重，象成年人的声音。咬字可不清晰，不象他姐姐口齿那样伶俐。
我随他进去。楼下的门都开着，物归原主了，我想。楼上传来热闹的说笑声。
“我姐姐前几天还念叨你呢？你还在报社吧！”
“不，我在乡下，正在往回办。你和姐姐都从黑龙江回来了吧！”
“也还没有，快了吧！”简松笑呵呵地说。他两条长腿，轻松地连跑带跳地上楼梯。真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同当年在车站狼吞虎咽吃包子的样子大不一样。生活一变，人也两样了！
“你爸爸落实政策了吧。”
“嗯，差不多，就剩下补发工资和发还查抄的东西了。”他说着，我们已经上了楼。
从敞开的门口望进去，屋里一群年青人正在聚餐。一条长桌子上摆满啤酒、汽水、碗筷、杯子和五颜六色的水果。大家七嘴八舌，欢乐在每一张脸上。简松走进去说：
“姐姐，你看谁来了？”
应声从餐桌一边站起一个修长、漂亮的姑娘。几年不见，她仿佛高了许多。她穿一件浅蓝色、夹着白条的毛衣。这时姑娘们已经开始试探着打扮自己，穿起非规范的各种衣服了。她的脸儿依旧雪白，明洁透亮，却褪尽了原先多多少少带着的孩子气，前两次凝聚在眉宇间的愁云也一扫而空，她象一只鹿儿轻快地绕过餐桌跑过来，握着我的双手说：
“太好了，太好了，你来了！”
快乐使她更动人。她二十多岁了。任何生命的青春时代，都是生意盈盈，有一股鲜活的魅力。
她把我介绍给屋里的青年们。这时，简山川走进来。一见到他，不免生出几分感慨，他头发已然全自了。当然不单是时间过早地把他的头发耗白。所幸的是，脸上开心的笑抵消掉浸透在这满头白发上的忧愁。他告诉我，他已经官复原职了。简梅对我开玩笑说：
“你也官复原职了？”
“我随父亲回到原籍，正在设法回来。”我说。
“会很快的！”简梅畅快地说，她从餐桌上拿起一杯酒，对大家说：“为这位不幸者重新得到幸福，为他官复原职，于杯-一”
大家一饮而尽。简梅请我坐在桌旁一张木凳上。我刚落坐，同桌一个回头圆脸、唇上靠右长了一颗黑痞的小伙子问我：
“你什么官？”
“哪里的官！”我笑道，“过去是一名考高分教育小编。”
“考高分教育小编！考高分教育小编从来不讲实话。”这小伙子说。我一怔。跟着我明白过来：青年们就这样直截了当。
简梅把两条半长的小辫扔到肩后，说：
“今后中国要立一条规矩，谁不说实话，就驱逐出境！”
大家又笑又点头称对。那唇上长痣的小伙子把满满一杯酒高举过头：
“为实话干杯！”
“好！好！好！”
大家再一次干掉杯中酒。痛饮最能激发情绪高涨。简山川也高兴极了。他那白发下皱痕纵横的老脸通红，有如雪里的一团火。简梅呢？她正为自己说了一句受欢迎的话而兴高采烈。我从来没见过她如此快乐、开朗和开放过。她和我以前对她的印象全然不同了。她为了超过大家乱嘈嘈的谈话声，加强声调说：“不过，我们这位考高分教育小编是不会讲假话的。如果他过去讲了，也是违心的，今后人们再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因为，虚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说着扭头问我。“对吗？考高分教育小编。”
我正朝简松点头致谢，这个只爱笑，不爱说话的青年在热情地给我斟酒。我听到简梅的问话，便说：
“我比你们年龄大一些，也许就更懂得，把现实想得困难一些，便不会由于一旦碰到困难时而懊丧。过于乐观的人，常常经受不住打击，事实和想象总有距离，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中国极左的土壤过于肥沃了。它有多肥沃？你今天埋下一个暖瓶盖儿，明天就会长出一个大暖瓶来！”
大家哈哈大笑。有人说：
“你可以当作家。”
我笑而不语。这时我手里正在悄悄写一部关于当代青年生活道路和精神历程的中篇小说。我习惯于在事情没有做成之前，不告诉别人。
可是那唇上有病的小伙子又说：“作家更不说实话。”紧接着补充一句，“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文学。”
“那么真正的文学在哪里？”
“在心里。”小伙子说。别看他年轻，往往一针见血。
“不，现在已经有了起色。”有人反对他。
“但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有了一点勇气，不过仅仅一点点而巳。”
“为什么？”我问。说实话，我不大喜欢这个口气太狂的青年。但我很想知道他的想法。他们有时十分尖锐，敢于一语道破成年人习惯了的某些荒谬的东西。；
这小伙子发出一声嘲笑。撅起的嘴唇把黑痣顶得快跑进鼻孔里去了：“我们的上辈人没养成说实话的习惯，下笔更得打折扣。《天安门诗抄》里有几首诗是名诗人写的？甭说文学，中国将来的事都指不上他们！”他抓起酒瓶，把自己和旁边几个人的杯子都斟满。
“刘海，”你说话留点分寸，别动不动叫驾‘上辈人’，我爸爸在这里呢！“
简松用他成人般的粗嗓音呜噜呜噜的说。
唇上有痣的刘海抬手使劲拍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小的该死，触犯伯父，罚酒一杯！”说着把刚斟满的一杯酒倒入腹中。
白发红颜的简山川笑呵呵听着这些年轻人直率、大胆、纯真又狂妄的谈论，神情不免时露惊愕，时显惶惑。老年人的天职之一似乎是训戒年轻人。但他们刚刚从十年囚禁中解脱出来，脑袋麻木不灵，生活的急转弯弄得他们更是头晕目眩。转折时期总是属于年轻人的。当青年人带着活脱脱的朝气和所向披靡的勇气冲击生活、冲击传统、冲击多年来被视为不可逾越的老化了的经验时。老年人不免瞠目结舌，好象骑在一匹豪放不羁的马背上，一时真有点驾驭不住了。
刘海给酒精刺激得有些冲动难禁，他大声说：
“简老伯，我可向来是尊敬您的。但中国将来要有希望，思想上必需平等。如果总是年纪大的当教师，年轻人只能竖着耳朵听，只准点头，不准摇头。国家只能走向衰老。过去中国是个老年人的国家，今后应当成为年轻人的国家。”
简梅叫着：“去你的，我听爸爸的。”她伸出胳膊搂着简山川瘦削的肩膀。
“我们也要相信自己。”一个青年郑重其事地说：“我们是在生活的旋涡里滚着长大的，对生活的理解并不比老年人浅薄。”
“如果每个人都不相信自己，最后都成了没有能动性的‘螺丝钉’了。”另一个女青年说。
简梅听了这话，眸子闪闪发光：
“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刚才是诚心气刘海，不叫这家伙太狂。我认为，人就是人，不能有脑袋而没头脑，创造生活不但需要双手，更需要有创造性的头脑。”
刘海端起酒来说：
“简梅，别看你气我，我一直是佩眼你的！在你这几句话里，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她曾经就是一个希望。”我说。
简梅知道我指什么而言，她瞥向屋角，那里的钢琴没了，空荡荡只有一片投进来的阳光和窗影。她的声音变得深沉：“过去的希望没了，希望在将来，来——”
她忽然使自己的声调升高二度，好似加强自己的情绪，“为将来干杯，为我们自己干杯！干杯！”
为将来——多么壮阔又空泛，为自己——多么目信又自傲。简梅却高兴极了。
她已经喝得两颊泛红，仍然要大家举起杯来一起尽兴干掉。她仿佛还很满足自己此刻的位置——她是这间小屋和这几个人的中心。
几个杯子叮叮当当碰在一起。好象几颗热烘烘的心碰在一起。心仿佛也斟满酒，醉醺醺了。在酒意朦胧中，我感到，我们好象回到了一九五三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一九年，那些真实、赤诚、献身的年代。那时代的一切都是自发的，非人为的，因此充满魅力；生活有希望，心中有信念，哪怕这信念中有幻想色彩，希望中有虚构成份。为它死，嘴角也含笑。即使你将来由于过失成为生活弃儿，错怪它欺骗了你。但人的一生中，赶上这样一次，也不枉来此一世呢！
迷人的一九七九年呵！一可能由于我喝了简梅的祝福酒，不久就全家迁回北京，我在报社重新领到考高分教育小编证。经过严峻的岁月，考高分教育小编的社会责任感变得郑重和分明，它使这考高分教育小编证变得象铁制的一般沉重。
这期间，简梅和简松正努力从黑龙江调回北京。他们来找我研究。我在报社，报社是一个长着一张巨嘴和十万个耳朵的大脑袋。消息灵通，联系面广，能够帮助他们。我也愿意帮助简梅，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多接触她？我模糊而幸福地感到，她对我有种好感；是好感还是一种信赖？她知道我是个音乐迷，几次从简山川那里搞到来华演出的维也纳、费城、波士顿等交响乐音乐会珍贵难得的入场券，并陪我去看。此后这姐弟俩的户口都弄回北京来，连铺盖卷儿也从遥远的地方运回来了，她家里一切悬留的问题都已解决。十年劫难里查抄去的东西和扣发的薪金一律发还。
有如寒飙吹尽，这株几乎断绝的树重新又葱笼起来。生活把能发还的都发还了，无法还的则永远欠着。比如欠她死掉的妈妈，欠她可能放出光华的音乐生涯，还欠她什么？光阴？当然不仅仅是光阴。十年正常而良好的生活，会使她获得多少宝贵的精神积累。但她现在还看不到，也不当做一回事。生活陡然的转机带给她的快乐暂时压倒一切。可是当生活象潮水那样平静下去之后，她会茫然地将这一切寻找。有些也许还能找到，有些永远给流逝的时光冲去……如何补偿？她大概想也没想。
虽然她和弟弟都回到北京。他们没有学历，没有特长，心气很高，却无所适从，找不到如意的工作，也不知什么工作如意，她渐渐苦恼起来。我又成了她减除苦恼的帮手。但是，在别人唾液里溶化掉的苦恼，转瞬会在自己心里重新凝聚而成。何况她的苦恼象浓烟一样摸不清，赶不散，紧紧笼罩着她。
起先，她对我劝慰的话点头称是，渐渐默不作声，后来她拿话反驳我。心情愈冷漠，对世事议论起来就愈苛刻。我们便开始了一种新的谈话方式：辩论。我心里清楚，她把我当做对立面，好发泄胸中郁闷。有时我故意刺激她，为了使她在泄掉郁气之后可以痛快一些。斗嘴使我们没有忌讳地交换和交锋思想，关系反而更接近了……
简松呢？简松好象没有这么多苦恼。他整天玩玩乐乐。家里富裕，没有迫使他快去工作的压力。他听音乐、跳舞、郊游、滑冰、游泳，还养只小狗。一帮朋友互相找来找去，比我这个上班工作的人还忙。他过得挺快活。
有一次，简松来报社找我。说同他一起插队的一个青年写篇小说，想通过我的介绍在报上发表。闲聊半天，最后竟落到一个使我十分难堪的话题上。这就是他来找我的真正目的？
“你喜欢我的姐姐吗？”他问得过于直截了当。
我碰到真正的难题，真难回答。
“我看得出你喜欢她。”他又补充一句，“她也喜欢你！”
听到后一句话，我的心跳了。我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巴忽然不灵了。这天的话全都叫这个平日里不好言语的小伙子说了：
“请你回答我，你是否能保证我姐姐的幸福？你必须回答我，因为我必须对她负责。前些年我能在黑龙江活下来，全靠着她。她太善良、太能干、太会照顾人了。
她必须找一个可靠的人一起生活，我才放心。哎，你怎么不说话？“
我仍旧没答话。对一个人幸福的保证，是件份量太重的事，我不敢轻易作答。
他却不等我开口就说：
“你能够，是吗？你是看得出来的——我姐姐非常信任你，我一家人都非常信任你。你应当大胆向她表白。你知道她周围有一大群追求者吗？但我总觉得那些人都不可靠，只有你才最妥当。”
我连头也抬不起来。真为难！她的确是我心中最喜欢的人；如果她愿意，我可以把自己的一切全都铸成她的幸福。只可惜她来到这世界上迟了几年。我比她年长十岁，怎好向她吐口？
“你顾虑年龄比她大吗？”简松问。他平时好象什么事也不走心，原来事情都在他心里。他说：“这有什么？你难道还。这么封建？许广平不是比鲁迅小二十岁吗？再说，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想找比自己大十来岁的男人。”
我听了大惑不解，禁不住问：
“为什么？”
“她们认为在一个成年的男人身边够味，也显得自己更年轻。另外，现在二十多岁的傻小子们没劲儿！什么也不懂，没知识，没思想。四十来岁的男人差不多又都结婚了。有些女孩子宁肯和自己看中的成了家的男人相好，把人家搅散，也不愿意嫁给跟自己岁数差不多的傻小子们！”
我头一次听到这种话，异常惊讶，我发现自己与简松这样年岁的青年存在着很大一段距离。当然，我又是十分感激这小伙子。他是充满热情地要促成我和简梅的结合。心里的秘密第一次公开，我也第一次感到自己怯懦无能。他却慨然说：“这事交给我办吧，你大点胆儿就行了！”说完站起身走了。
我送他到报社口，他跨上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飞似地转眼就看不见了。
第二天在报社，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今晚他姐姐请我在大华影院看内参影片《魂断蓝桥》，还再三鼓励我“鼓足勇气”。
她为什么请我看电影？是不是简松促使的？这件事的本身就非同寻常了。
那天，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打扮了自己。在影院门口看见简梅，她手里拿着票站在道边等我。她表情平淡，衣着也很一般，是否女孩子在此时此刻，反而要装扮得朴素些，神情矜持些？人们不是都说女孩子在恋爱时，自尊心变得异常脆弱？恋爱是童年之后，第二个多梦时节；猜测萦满脑袋。
看过电影出来，我们没议论电影，这很反常。以前我们每次听完音乐会出来，在道上总要一边走一边热烈地议论不休，简梅还要抢着发表意见。更何况今天看的这部感人至深的影片，有着丰富的、可供琢磨和议论的潜台词。这是到了捅破隔在我俩中间一张半透明的薄纸的时候了吧？
月光和灯光，使她很动人。晚风一直吹进我的心里，我的心跳都加快了。
我的话好象粘在舌头上了，吐不出来。当我想到了简松要我“鼓足勇气”的话，心情反而更加紧张。需要勇气的事总是很难做的事。简梅忽然说：
“有人追求我：”
“谁？”我问。听见自己“咯咯”的心跳声，只等她点我的名字了。
“刘海。”她说。她没有一点羞怯，好象说别人的事一样。
“刘海？”我怔住了。噢，那个唇上长痣的小伙子！我险些给这意外的消息打昏头脑，完全靠着毅力使自己镇定住。理智使我暗自庆幸没有先把心里的念头吐露出来，否则就会遭到拒绝，多尴尬！现在，自尊心叫我必须装做若无其事，还要保持住声调的平稳，不让内心的波动流露出半点。我问，“他在哪里工作？”
“和我一样——加里敦（家里蹲）大学。”
“你熟悉他吗？”
“他曾经和我一起在黑龙江插队。”
“你喜欢他吗？”
“他喜欢我。”
她未置可否，这是种默认？
“他父亲在哪儿工作？”
“最没趣的工作。”
“干什么？”
“官。”
“小的？”
“很不小。”
“这不会是你接受他追求的原因吧？”
“如果我接受，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太可怕了！”
“可怕的并不是事情结果。”她说。
我万万没料到简梅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我无法理解！我想问她：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这不必说，她完全懂得。象她这样教养和修养都不寻常的女孩子居然也能顺从社会流行的庸俗观念？生活逼迫吗？不，十年严酷生活的压迫也没压垮她的信心和向往，今年年初在她家聚餐时，她还表现出那样的热诚和纯真：到底是什么东西转瞬间污染她一颗高傲而纯净的心？
一只好高鹜远却没有翅膀的鸟儿，最后恐怕要落到最低的枝梢——我想。
不能，不能这样！
“我最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你看了吗？”
“看了。还看到《人民日报》上对你大作的评论。”
“你觉得怎么样？”
“很勇敢，面对现实，但又有什么用？”
“还记得今年一月里，你不是对生活充满希望。”
“我自己却没有希望。”
“为什么？”
“不知道。我最近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我在生活中丢掉的东西太多了。可怜
的是，回过头，连自己的脚印也看不见…… “
“不，过去的路不白走，前面还有更长的路。我可以帮助你——简梅。”我忽然冲动起来。
对于我这突然、猛烈、脱开自我约制的情感爆发，她没有躲避；黑黑的眸子不动感情地盯了我一会儿，然后说：
“你叫简松告诉我的话，我都听到了。这不可能。”
其实我并没叫简松告诉她什么，但这时来不及考虑和弄清这些。简梅的话使我陡然冲动起来的情感又陡然低落下来。我说：
“我知道，年龄的差距是一条无法跨过的鸿沟。”
“是的，不可能，你连自己都帮助不了，也没人能帮助得了我。何况，不……
我的思想很乱。希望你以后别往这方面想了。我们只能是很好的朋友。再见！“她转身走了。
我站着，自己的思想也很乱。不知是心情搅乱思想，还是思想搅乱心情？我又很狼狈。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向一个年青的姑娘求爱而遭到拒绝，多么可羞！多么糟糕！我这个人总是喜欢把爱藏在心里，不愿意轻易地表达出来。这样一来，我显得多浅薄：何况，人生的事，有些必需明白，有些最好永远不明白才好；如同美梦，醒来反更失望，我茫然地望着她走去的身影，眼前掠过当年在车站那个漆黑而寒冷的夜目送她走去的一幕，她也是这样走了，一走就是许多年。但这一次不同，她走了几十步远，忽然停住，又转身跑回来，站在对面瞧着我，眼里流露出一种不能言传的、从未有过的感情——仿佛她在可怜我。她对我说：
“谢谢你多年来对我的关心。你是好人，我和你不一样。你也许知道，我从来没和任何人恋爱过。我现在就把一个姑娘最珍贵的东西——她的第一次吻——送给你吧！”
没等我弄明白她的话，更没等我表示接受或谢绝，她已经把嘴唇轻轻贴在我的嘴唇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仅仅这一次。
这对于我也是第一次。原来亲吻如此冷静。它不意味着融合却意味着拒绝。人们说，第一次吻，是两颗颤抖的心碰撞一起，我的感觉却象两个瓶盖挨了一下。无情的、无机的、无生命的接触呵！她用这吻当做一种特殊的礼物，偿还我对她的情谊。我至今、也许永远也不能理解，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此后一段时间，我没去过她家。简松也不来电话了。这使我对简松的印象变成一个谜团。我猜到，那次促成我向简梅求爱，完全听信了简松的话。如果简松愿意我成为他的姐夫，不会从此不答理我的。我模模糊糊悟到一个道理：说话的技巧，不是口才而是心计。可是我一想到他那甜甜的、讨人喜欢的笑容，就不会以为他有什么心计。算了，不去理他！这期间，我连续发表的几篇小说，都在社会上打响，成了文坛上受人注目和公认的新作家。天天开会、座谈、接待各种来访者，还要写东西，没有闲暇。但我不去看简梅，并非受时间限制，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心理的原故吧！我不是不想见到她，但每次我走过东交民巷时都是设法绕开了。
一天，我请一个朋友在新侨饭店吃饭。这是青年们爱来的地方。我们将要吃完的时候，从门外进来五、大个男女青年，打扮得时髦又漂亮，坐在挨近门口一张空桌上。远远见一个小伙子用步话机呼话：“喂！喂：我们到了新侨，我们到了新侨，佐罗听着，往罗听着——”这步话机是新鲜少见的进口玩意儿，自然吸引了周围不少青年的注意，这小伙子很神气，说话声故意很大，“听见没有，听见没有，简梅说了——你过二十分钟再不来就罚你请客，罚你请客！”
跟着那几个青年就爆发一阵笑语。
我一怔，简梅？我仰起脸望去，其中大概有三个女的，一个背坐着，看不清；
一个头发高高梳上去；一个披散头发，头上扣着一个玫瑰色夹蓝条的小檐草帽，不知哪个是简梅。不一会儿，从门口闯进一个高高的青年人，脸上轮廓清晰，蓄着小胡子，宽肩细腰，身上的肌肉发达又结实，很象西班牙的斗牛士。但是一开口说话就与他的外形极不谐调：
“你小子催得好紧，赶得我差点儿跟他妈六路电车合轮子！”
“你可别死，要死也得把这顿饭吃完。等你掏钱呢！”这是简梅的声音，语气很放纵。我由声音辨别，大概那个披头发的女青年是简梅。
我和朋友吃过饭，走过那张桌子时，瞧见那被发的正是简梅。小草帽儿放在桌上。她完全变了样子，黑颜色的紧身的弹性尼龙衫，白裤子。一条亮闪闪的项练挂在胸前。给浓黑的衣衫衬托得十分耀目，再看一眼，哪里是项练，分明是小摊上卖的镀铜的小十字架。她可不是教徒。唇上淡淡擦了口红，眉毛摘过，细长而整齐。
虽然她依旧很漂亮，但过分的矫饰使她显得浮浅和表面了。这变化令我吃惊，我正想赶快走掉，她一眼看见我，把我叫住，一边将我介绍给她的几位朋友：“这是我的朋友。著名作家方桥！”她的声音很大，显然不只为了她身边的几位朋友知道。
难道我也成了她向人炫耀、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东西之一？简梅忽又指一指手拿步话机的小伙子对我说：“你认识他，刘海。”
原来是刘海。他唇上那颗墨点样的黑痣唤起我的记忆。刘海只朝我点一下头，却没站起身来，仿佛是种挑战。
“你们都读过他的作品吗，人们都说他是文坛上的勇士。”简梅对她的朋友们说。
刘海象外国人那样耸耸肩遗憾似地一笑，手里摆弄着步话机的天线杆，嘴角露出嘲弄的神气。这一次，他那颗痣已经有一半跑进鼻孔了。他的话很不客气：
“有限的勇敢，虚假的成功！”
“你不要瞧不起人。刘海，方桥是有胆量的。”
“可惜不大。”刘海说。他有些盛气凌人。
我放弃了一向的宽容，回敬他两句：“胆大不是敢于破坏一切。还有，文学不是自我排遣和发泄，请你记住。当然，你如果忘了，对你也没什么关系。”我完全可以淋漓尽致把他挖苦一顿，但我真不想和这种人再费一点口舌，就朝简梅说一句，“我有事。再见！”
“好，再见！”简梅只对我一笑，原地不动坐下了。
我心里恼火得很，在饭店门口和朋友分手后，上错了车，换车后一时连自己应当到哪儿去都搞不清了。一个解不开的问号在我脑海里急速旋转：谁使简梅一下子变成这样？她自己？
八0年的秋天，我在京西宾馆参加文艺界一个座谈会，碰见了简梅的爸爸简山川，他告诉我一个震惊不已的消息，简梅已经结了婚，最近就要出国。简梅已经不只一次使我吃惊了。她称得上“惊人的女人”了。
“和谁结婚？刘海吗？”
“怎么？你不知道？”简山川的话等于否定了我的猜测。
随后简山川告诉我，简梅和刘海办了结婚登记，正要举行结婚仪式，刘海突然毁了婚约，与一位副部长的女儿结了婚。简梅经人介绍嫁给一个将去香港继承遗产的男人。这男人比简梅大十五岁，一直独身。简梅必须马上嫁给他，才能一起出国，由于事情急，他们只认识了一个多月就结了婚。
为什么？当初我比她大十岁都不可能，这个比她年长十五岁的男人反而认可了？
仅仅为了出国，出国才幸福？生活已经不只一次告诉我，一个在你面前渐渐长大，你自以为完全了解的人，但他可能做出一件事把你搞得一团糊涂。掌握一个人的心真和掌握世界一样难。我急不可待地问：
“这男人怎么样？”
“看样子还老实。”
“人不能看样子。有人往往认识两三年都不见得看透，何况只认识一个月。一个月天天见，总共才能见多少面？您怎么能放心叫简梅跟他去？”我说。不免有些怨怪简山川。
简山川犹豫一阵子，对我说出心腹话：
“你不是外人，我可以告诉你。简梅太任性，简松这孩子太浑，容不得他姐姐。
两人天天吵得不得安宁。我劝也不顶事，压又压不住。简梅……“
“他姐弟俩不是很好吗？下乡在一起吃苦，相依为命。”我止不住问。
简山川摇头叹息：
“吃苦的日子过去了，到了吃香的时候了！情况变了，人就可能跟着变。简梅好强，恨不得赶快离开家，一走了之，简松也恨不得她快走。这男人还是简松介绍给她的呢？你想不到吧！”
生活有时叫人莫名其妙，明白过来又感慨万端。
从简山川的话里，我悟到了事情的根由，并联想到当初简松鼓励我向简梅求爱，不过希望他姐姐快些结婚，早离开家，好独享简山川落实的那些钱。看来，那天简梅请我看电影也是简松安排的。简梅根本无意于我，不过明白了弟弟的用心而来拒绝我罢了。果真如此，这个不善谈吐、外表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未免太可怕了！但我从来没听简梅说过她与简松存在矛盾，这或许是种自尊心？那么简梅出走，就是为了避开家庭内部的压力了？可是她为什么挑选出国这么一条不可靠的险路呢？
“这很冒险！国外人生地不熟，万一那男人不好怎么办？”我说着，见简山川沉默不语，似有难言之隐，便换句话问他：
“您为什么不劝阻她？”
简山川皱起眉头：
“我并不是不劝阻，你知道的，她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非得自己吃了亏才认头，还不准别人说这件事。……简松和她真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唉，别说这些了。这都怪我——自从她死了妈妈，我被关在农场里，她带着简松在外受苦多年。
因此我遇事总由着她，这样惯了，我的话对她就不再起任何作用，她反而对我意见还很大。“
爱？爱中有多少是非呵！
我再一次想起，在车站食堂他姐弟俩吃包子时的情景，难道利益就能使这苦难中结成的深厚的手足之情破裂？利益和利害就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我真恨透了风靡社会的这股赤裸裸的利益至上的风气！它毁灭了人与人之间一切美好和诗意的东西。
好象河里无水，空中没有氧气，原野上没有一点绿色……一切精神追求，理想、信仰、事业、爱、友情，都被利益取而代之了。一瞬间，我好象想法极多，但此刻又都来不及深想，我问：
“她什么时候走？”
“三天后。你应该去看看她。当然你也劝阻不住她。但你可以嘱咐她遇事冷静，别太任性……你的话，她还是听的。”
对，我应该见见她。但我预料到，见了也无非是一场空对空的辩论，似乎我比简山川更了解她的个性。果然不出我料，我去看她，我们只在门口谈一阵子。半年左右没谈话了，这位生活的嘲弄者变得更加顽固，对我任何好心的规劝都报之以讥讽，她还多了一种表情——轻蔑的嘲笑——这仿佛是从刘海那里学到的吧！辩论到达激烈时，我们双方都不免动了气。她就在这次戏称我为“小马克思”，也不请我进她家，大概不愿意叫我看见她那位速成的丈夫。她带着远走高飞的渴望，龙头牛也拉不回来。但我所担心的是从她的话里。看不出她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信心。一片美丽而虚幻的海市蜃楼，等待着这位艰辛又疲倦的长途跋涉者一步步走去。出国后一切都会好的——她用这种假设麻醉自己。她宁愿在这麻醉之外什么都不想，也不肯让进入幻境的大脑有半点清醒。因此我每一句话没说完就被她气瞅瞅地打断驳回。我们就这样分手了。还不如以前每次平平常常的分手有内容。
过了不久，我在王府井大街上碰到简松和他的女友。这女友是位俊俏又洋气的北京小妞。简松用夸耀的口气告诉我，他姐夫是英国怡和洋行的特别雇员，简梅随这人离开香港去英国了。一去万里，她已经到地球的另一面去生活了。此生此世，恐怕很难再见到她。这时我已经和一位普普通通、性情温厚的中学女教师结婚了。
我很少再想到简梅。人与人失去联系，渐渐就会互相淡忘掉。我猜想她的生活肯定不错的。冥冥中真象有神安排：谁料到我会到英国来访问，在异国相逢。谁又料到，她竟独身了。这情况简山川并没对我说，到底是简山川瞒着我呢？还是简梅瞒着她爸爸呢？如此生涯，她却无忧无虑？满意又富足？我很想到她家看一看究竟，我不大放心，也可能我这忧虑是多余的
夜寒袭人，我起来转动暖器的调温纽。忽然发觉没有拉严的窗帘缝隙，透进一缕淡淡的光。掀帘一看，天已发亮。高高的楼宇的下半截依旧浸在未有消散的黑沉沉的夜雾里，上半截却在晨光初显的天幕上明晰地现出它的剪影；那天幕上还有阴影很浓的云块和几颗碧绿色的晶亮的星。看不清的大街上已经有早起的跑步声了。
难道长长的一夜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了。我这才感到浑身倦意缠绕，却不敢入睡了。
我怕一觉误了早餐和上午访问活动的时间。英国讲究守时，中国人更讲信用。于是我用电炉烧了一壶开水，沏了一杯咖啡，不加糖，喝了下去，这真象一副醒脑剂，很快除尽拥满脑袋里的往事的影象，就象外边渐渐廓清雾气的天空，清亮起来。
六
左边一排高大、阴森、旧式的公寓建筑，门牌是单号。17、19、21、23、25、27……79号在哪里？在那里。那儿道边站着一个通身穿深红色衣服的女人。在灰暗大街上十分鲜明，象一长条火苗，她正远远朝我招手，她是简梅。
她穿一身红？我忽然想到，前天我说她很适合穿红。她为我这一句话才换了一身红？
我走近。她穿红的确很美。一件深红色的披肩上衣，深红色的宽褶的短裙，一条深红色的长裤的裤腿塞进一双深红色的长筒的纯牛皮的靴筒里。肩挎一个同样颜色的小皮包。这就使她的头发显得更黑，脸儿更白。
“我一眼就看见你了。”我说。
“是吗？”她立即显得兴致冲冲，“别看这里的衣服一人一样，我这身衣眼还是引人注意。这是苏格兰人喜欢的颜色。深洋红，有时加上白色和银灰色的方格。
请进吧！就这儿——“她手指着一扇厚厚的、雕花纹的木门。
铜门牌上刻着花体的阿拉伯数字：No79.
我随她身后进了门，穿过一条又宽又高又黑的走廊，拐一个弯，前这更黑。只听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然后是她的声音：“请进——”眼前忽然一亮，在打开的一道门里边，现出一个宽阔的房间。
“这就是我的房间，欢迎小马克思先生批判。”
“噢？”我笑了，“不过在这里，你够不上马克思批判的对象。”
“这种生活方式不该批判吗？”她似乎叫我欣赏一下她的财富。我目光横下一扫：双人软床啦，电视机啦，沙发啦、镜台啦、零七八碎的东西啦……
“你就这一间住房？”我问。
“里边还有卫生间，你想参观吗？”
“卫生间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她耸耸肩，有点懊丧。跟着她的目光四处搜寻，看来她急于想拿出一样显示她生活上富有和优越的东西压倒我。当她的目光碰到桌上的一架电视录象机和一架录音机时，就立刻显得兴高采烈。她叫我坐在一张特大的三人沙发上，一边说：
“听音乐吗？古典还是现代的？伯莱·斯力的歌曲你肯定没兴趣。我这里古典名曲很全，大都是卡莱扬指挥的。要不你看看录象影片。山口百惠的《炎之舞》？
想看鬼片吗？《第六感》很神！算了吧，你还是看点郑重其事的东西吧，这里有一部美国影片……。
“随便什么？鬼片也吓不死我。当然我更习惯于认真对待生活和艺术的——”
她故意以又熟练的动作，通过闭路电视播放出一部影片。
“《往事难忘》？”我问。
“对，在国内看过？”
“没有。我在杂志看过梗概介绍，我很喜欢这故事。有的杂志翻译为《回首当年》。”
“对，这两种译法都合原意。我非常喜欢这部影片，里边的主题歌也非常美。
你看吧！我去给你煮咖啡！“她得意极了。她终于拿出我在国内没见过的东西。她抬起双手把披在肩上的头发推到背后，走出去，带上门。
我的目光不由得从电视屏幕上移开，冷静地观察她的房间。这房间就从我对它最初的、笼统的感觉中裸现出一切细节。房子是旧式。这种旧式的木结构的房屋比新式的水泥建筑更舒适。可惜窗子朝南，受不到日晒，又是楼下一层，再加上年深日久，墙壁的防水层腐烂，沿着墙根有一圈两尺高发黄的水渍，屋里还有股阴冷、潮湿和霉坏的气味。屋子一面，一排大壁柜，属于房间本身结构之一；这张半新半旧的大沙发和那张软床。大概也是房东的吧！这里出租的房屋都带家具，甚至带有各种小日用品。屋里哪些物品属于她本人的呢？墙角的几只衣箱，床前几双鞋子，地上一本三毛写的《撒哈拉的故事》；壁炉台上的香水瓶、烟罐、罐头、酒……她还喝酒？屋角圆桌上摆一个红黑条纹的大陶罐，插着一大束花，却一半干枯，半死不活；英国人最喜欢在室内摆放鲜花，天天更换新鲜花朵。花放干了，这表明她经济拮据还是生活过于紧张？她还有什么？噢，显然这架电视录象机是她房内最昂贵的物品了！
她万里迢迢来到这里，仅仅为了一架电视录相机。我的心不禁黯然。
门一响，她端着两杯冒着烟儿的热咖啡进来。
“影片好吗？”
“你看吧！我不打搅你。”她把一杯咖啡放在我面前，转身向壁柜走去，“我给家里预备点东西，回头你好带走。”
“你最好快些，不然过两天再说，反正我在这里总还有十来天时间。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下午去伦敦大学做报告，我得回去做做准备。”
“那么你连电影也看不完了。”她挽留我说，“做什么准备？外国人不那么严肃认真，你随便说说算了。只要他们不知道的，都会觉得新鲜。”
“我要有点责任心，不能敷衍一下就完，应该尽可能说的具体和透彻一些。”
“认真的人早晚都得累死。好吧，我快整理东西。”
她打开壁柜，拉出一个小白皮箱，说：
“你瞧，瞧呵，别只盯着电视，反正你也看不完。你瞧这大塑料袋里的东西是给我爸爸的。这一包是送给你的。”
“干什么要给我东西？算了，你自己留着吧！”
“你不要连一件衬衫都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那些自我标榜的马列主义者们，有几个不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有病，吃药还得是进口的呢！”
“马克思从来不这样区别世界。哎，你喝酒吗？”
“我，不……噢，你说那瓶？是朋友送的。”
“送你半瓶？”
“嗯？不，有时客人来时喝一点。哎，你干什么总注意那瓶酒好不好，难道你也是个酒鬼？你还是看这儿吧——这箱子和这包东西是给我弟弟的。对了，我还得给我弟妹几件衣服，他们刚结婚不久。你说——”她用手翻弄着壁柜里挂着的一大排花花绿绿的衣服，“我给她哪件？我真不知国内的女孩子现在都穿什么样的农眼了。”
“哪种人穿哪种衣服。”
“你看过我弟妹吗，你说她属于哪一种？”
“路上碰见过一次。解放派！”
“你不也是解放派吗？”她说。
“有区别。”
“在哪里？”
“我是有限的解放。”我不自觉提起那次在北京新侨饭店里刘海说的话。我并无意刺激她，只是随口一说。
简梅的神色立即变了，显然她也想起这句话的出处。她突然神经质地一甩头，好象要把记忆中的什么东西使劲从脑袋里甩出去似的。我从来没见过她有过这种病态动作。她向来是个打不败的强者。没有弱者那种经不起锤打的神经质。我略微感到气氛有些异样，忙换句话说：
“照一个青年的话说，我是理想主义者，他是现实主义者。”
简梅沉了一会儿，好象要稳住精神的重心，随后神色恢复正常，才说：
“我赞成现实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也需要理想。”
“最好你别谈理想，理想对于我从来没用。你说，这几件他们在国内敢穿吗？”
“敢。连‘皇帝的新衣’都敢穿！”
“我还送他们点什么呢？”她上半身钻进壁柜翻了一阵子，拿出一条围巾和几双没拆包装的丝袜于塞进一个包里，
“真不知他要还需要什么？”
“你对你弟弟还蛮不错呢！”
她听了我的话，不自觉地陷入了沉思。痴呆呆、自言自语地说：“有一阵子，他都不叫我姐姐了……”一时她连手里的动作都停止了。
“究竟为什么？”我问，“你爸爸对我讲过你们的矛盾，你们当初不是在一起相依为命吗？我真弄不明白。”
她若有所思，声音低沉：“很简单，他不过想……想，想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设法挤我离开家，爸爸因为他比我小，偏向他。那时我真是难极了……”她头一次向我吐露这件事，也再次证实了事情的根由和简松其人。但她此刻的神情有如白日作梦，话声喃喃如同呓语，“不管过去怎样，我现在愈来愈想他们。”跟着她的头忽地又一甩，这种神经质的动作使我隐隐不安。但一甩之后，她似乎清醒过来，眸子放光，神情有种异样的兴奋。她的声调里再没有刚才那种深沉又惆怅的情绪。她反而嘲弄地笑一笑。笑里似乎含着彻骨的寒冷，“我扯那些事干什么？他们好坏，与我毫无关系。相隔几万里，谁还顾得上谁？再说现在简松对我可亲了。一封信起码叫二十次姐姐，当然，他并不是想我，而是想向我要点外国货。这也不怪他，人都变得实际了，我也一样。你呢？你也实际多了吧！说实话！”
我什么也没说。我有许多话说，不知为什么我一句也没说。她专注地看我两眼，忽然冲动地说：
“我应该送你爱人点什么？”
“什么也别送。我不是向你要东西来的，是看你来的。这次能见到你，多难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真的……”说到这里，我忽然感到心里有股热烘烘的液体流向全身。
感情最容易感到。我们一下子好象都触到了埋藏在心底的昔日共同的情谊。为什么？是由于我刚刚这句真情流露的话，还是给电视机正响起的《往事难忘》这首歌唤起的？反正这伤感、浑畅、怀旧的旋律，分明已经把我心里的往事都乱嘈嘈地搅动起来了。她似乎也明显地激动起来了，转身跑到卫生间拿来一瓶香水：“这是瓶法国香水，只用过两次，虽然不是整瓶的，就算件礼物吧！”随后又朝我叫着：
“我再给你点什么，给你点什么呢……”她站在屋子中间，摊开两只空空又自白的手。
我快掉泪了，她原来什么也没有呀！
她忽从挂在壁柜里的一件男人西服的上衣口袋摘下一支钢笔给我：“你用得着。”
她推开我的手，硬把钢笔插在我胸前的口袋里。她的真情实意和执拗，使我无法拒绝。
“这是你原先那位先生的？”我问。
“不……嗯？是的。”她回答得并不肯定，使我不解。
“告诉我，简梅，你们真的分开了吗？”
此刻，我们之间的气氛，已经不适于戏谑地斗嘴，而更适合于认真地交谈。
“是的”
“你现在真的独身？”
她似乎犹豫一下，跟着点头说：
“是的。”
“你那位先生不再与你有任何联系？”
“是的。”
她一连说了三次“是的”，点了三次头。
“你打算这样独身下去？”
“独身有什么不好。这里的妇女独身的愈来愈多，有的干脆就不结婚。但我必须结婚，而且必须嫁给一个英国人，我才能取得英国籍，长期住下去。”
“有一个合适的英国人吗？”
“合适？谁知道。现在还没有。”
为了出国嫁给一个陌生的人，为了留在国外再嫁给一个尚未找到的外国男人。
想到这里，立时有几句刺激性的话跑到我的嘴边，但我不忍心说出来。因为我已经发觉，她已不是我原先想象的样子。我不是傻瓜，自然看得出：她脸上的笑、神气、得意和自足都是装给我看的；她的富有也是装出来的。她为什么要装给我看？
这时，我已经猜到，简山川并不知道自己女儿的真实情况。可能根本不知道简梅独身生活。
表面上的时针提醒我应该返回旅馆了。我提起她交给我的小白皮箱，向她告辞。
她却非要送我上汽车不可。她说，她还要看看前天赌马的结果。到了那家赌店门口，我站在门外，把小白皮箱放在脚边等候她。只两分钟她就从赌店里走出来，从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她的运气如何。
“又赢了二百镑？”我问。
“不，输掉了一百五十镑。”
“输了这么多！”
“这还算多？”她笑着说，脸上若无其事，好象是位百万富翁，其实她输掉了将近一周的薪金。随后她说：“我近来沾点晦气，不该来赌就是了。”
“什么晦气？”我象发现什么，紧紧追问一句。
“嗯？”她怔一下。她的神气告诉我，她已经后悔无意之间把她的什么心事泄露给我了。她马上改口说：“我是指手上的晦气。近一个月，我在俱乐部打桥牌，天天输。本来不该来赌马。不过没关系，今晚我和老板还去俱乐部打牌，说不定从今天起又会来个大转运！运气很象伦敦的天气，说变就变。”说完，她朝我快活的一笑。
她真快活吗？我没说话。心里明白，她是笑给我看的。
一个只听从命运摆布的人是可怜的。
我们在街头分手。我的脑袋好象处在构思小说时的状态中，又朦胧，又清晰，捉摸不定，捕捉不住。这是今天简梅给我的一种说不清楚的特殊感受。对于她，我好象预感到什么，又什么也猜不透。我承认，我对这个世界知道得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