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很亲近的聚谈
林同济不仅带了他已经离婚的洋夫人，还带了离婚夫人的女朋友（一个二十多岁的美国姑娘）同来。大家就改用英语谈话。胡适说他正在收集怕老婆的故事。他说只有日本和德国没有这类故事。他说：“有怕老婆的故事，就说明女人实际上的权力不输于男人。”我记不准这话是当着林同济等客人谈的，还是他们走了以后谈的。现在没有钟书帮我回忆，就存疑吧。闯席的客人喝过咖啡，礼貌性地用过点心，坐一会儿就告辞了。
走了三个外客，剩下的主人客人很自在地把坐椅挪近沙发，围坐一处，很亲近地谈天说地。谈近事，谈铁托，谈苏联，谈知识分子的前途等等。
谈近事，胡适跌足叹恨烧掉了他的书信。尤其内中一信是自称“你的学生×××”写的。胡适说，“这一封信烧掉，太可惜了。”
当时五个人代表三个家。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两位倾向于不走，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我们和任、陈两位很亲密，他们和胡适又是很亲密的老友，所以这个定局，大家都心照不宣。那时反映苏联铁幕后情况的英文小说，我们大致都读过。知识分子将面临什么命运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因为我们都是面临新局面的知识分子。我们相聚谈论，谈得很认真，也很亲密，像说悄悄话。
那天胡适得出席一个晚宴，主人家的汽车来接他了。胡适忙起身告辞。我们也都站起来送他。任先生和钟书送他到门口。陈衡哲站起身又坐回沙发里。我就陪她坐着。我记得胡适一手拿着帽子，走近门口又折回来，走到摆着几盘点心的桌子旁边，带几分顽皮，用手指把一盘芝麻烧饼戳了一下，用地道的上海话说：“‘蟹壳黄’也拿出来了。”说完，笑嘻嘻地一溜烟跑往门口，由任先生和钟书送出门（门外就是楼梯）。
陈先生略有点儿不高兴，对我说：“适之spoilt（宠坏）了，‘蟹壳黄’也勿能吃了。”
我只笑笑，没敢说什么。“蟹壳黄”又香又脆，做早点我很爱吃。可是作为茶点确是不合适。谁吃这么大的一个芝麻烧饼呢！所以那盘烧饼保持原状，谁都没碰。不过我觉得胡适是临走故意回来惹她一下。
钟书陪任先生送客回来，我也卷上两条毛巾和钟书一起回家。我回家和钟书说：“胡适真是个交际家，一下子对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称‘你的学生’，他就自称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可从没听见爸爸说过胡适是他的学生。”钟书为胡适辩解说：胡适曾向顾廷龙打听杨绛其人；顾告诉他说，“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儿，钱钟书的夫人。”我认为事先打听，也是交际家的交际之道。不过钟书为我考证了一番，说胡适并未乱认老师，只是我爸爸决不会说“我的学生胡适之”。
我因为久闻胡适大名，偶尔又常听到家里人谈起他，他还曾到过我家，我确是很想见见他。所以这次茶叙见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于胡适，他见过的人很多，未必记得我们两个。他在亲密的老友家那番“不足为外人道”的谈论中，他说的话最多。我们虽然参与，却是说得少，听得多，不会叫他忘不了。以后钟书还参加了一个送别胡适的宴会，同席有郑振铎；客人不少呢，同席的人是不易一一记住的。据唐德刚记胡适评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时，胡适说，“我没见过他”，这很可能是“贵人善忘”。但是他同时又说，“大陆上正在‘清算’他”，凭这句话，我倒怀疑胡适并未忘记。他自己隔岸挨骂，可以不理会。但身处大陆而遭“清算”，照他和我们“吃tea”那晚的理解，是很严重的事。他说“我没见过他”，我怀疑是故意的。其实，我们虽然挨批挨斗，却从未挨过“清算”。
她说还欠我一封信
有一次，任先生晚间有个应酬而陈先生懒得去，她邀我陪她在家里吃个“便饭”，只我们两个人。我去了。大概只有我可以去吃她的“便饭”，而真的“便”，因为我们的饭量一样小。我也只用小小的饭碗盛半碗饭。菜量也一样小。我们吃得少，也吃得慢。话倒是谈了很多。谈些什么现在记不起了。有一件事，她欲说又止，又忍不住要说。她问我能不能守秘密。我说能。她想了想，笑着说，“这钱钟书也不告诉，行吗？”我斟酌了一番，说“可以”。她就告诉了我一件事。我回家，钟书正在等我。我说，“陈衡哲今晚告诉我一件事，叫我连你也不告诉，我答应她了。”钟书很好，一句也没问。
既是秘密，我就埋藏在心里。事隔多年，很自然地由埋没而淡忘了。我记住的，只是她和我对坐吃饭密谈，且谈且笑的情景。
一九四九年的八月间，钟书和我得到清华大学给我们两人的聘约。钟书说，也许我换换空气，身体会好。我们是八月底离开上海的。我还记得末一次在陈衡哲家参加的那个晚宴，客人有一大圆桌。她要量血压，约了一位医生带着量血压器去。可是医生是忙人，不及等到客人散尽；而陈衡哲不好意思当着客大量血压，所以她预先和我商定，只算是我要量血压，她特地约了医生。到我量血压的时候，她就凑上来也量量。我们就是这样安排的。那晚钟书和我一同赴宴。
陈先生血压正常，我的血压却意外地高。陈先生一再叮嘱，叫我吃素，但不必吃净素。她笑着对我和钟书讲有关吃素的趣事。提倡素食的李石曾定要他的新夫人吃素。新夫人嘴里淡出鸟来，只好偷偷儿到别人家去开荤。李石曾住燕园，和我们家是紧邻。解放军过河之前，他们家就搬走了，进驻了解放军。
我们到了清华，我和莎菲先生还经常通信，只是不敢畅所欲言了。“三反运动”（当时称“洗澡”）之后，我更加拘束，拿着笔不知怎么写，语言似乎僵死了。我不会虚伪，也不愿敷衍，我和她能说什么呢？我和她继续通信是很勉强的。
随后是“三校合并”，我们由清华大学迁入新北大的中关园小平房。钟书那时借调到城里，参加翻译毛选工作。有一天任鸿隽先生和竺可桢先生同来看钟书。钟书在城里。我以前虽然经常到任先生家去，我只为他带鸡肉包子，只和陈衡哲说话，我不会和名人学者谈话。那天，我活是一个家庭妇女，奉茶陪坐之外，应对几句就没话可说。钟书是等不回来的，他们坐一会儿就走了，我心上直抱歉。从此我没有再见到任先生。他是一九六一年去世的。我留下的是任先生赏我的墨宝，我征得他子女的同意，复印了作为本文附录，希望任先生的诗集能早日问世。
一九六二年八月，我家迁入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大楼。夏鼐先生和我们同住一个单元。大约一两年之后，他一次出差上海归来，对我说，陈衡哲先生托他捎来口信，说她还欠我一封信，但是她眼睛将近失明，不能亲自写信了，只好让她女儿代笔了。我知道他们的孝顺女儿任以书女士是特地从美国回来侍奉双亲的。我后来和她通过一次或两次信。到“文化大革命”，我和陈先生就完全失去联系。在我们“流亡”期间，一九七六年一月，我们从报上得知她去世的噩耗。
我和陈衡哲经常聚会的日子并不长，只几个月，不足半年。为什么我们之间，那么勉强的通信还维持了这么多年呢。只因为我很喜欢她，她也喜欢我，我们之间确曾有过一段不易忘记的交情。我至今还想念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