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过去了，刘西尧还是不能坦然面对恢复高考的那段历史。在武汉茶港公寓的家中，这位耄耋老人重复最多的两句话是，“没有，没有这回事”和“你们看看我的回忆录就知道了。”这或许可以理解。毕竟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没有赶上形势，在高考恢复中角色尴尬。不过，他的含混不能改变逝去的历史。高考废止十余年后恢复，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它率先破除“两个凡是”、“两个估计”，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声。它不仅为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选拔聚集了一批知识精英，而且在制度层面上，重新开启了起点公平的渠道。
第1回合 太原高招会没有任何实质性进阶
1977年8月13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对于所有与会者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奇特的经历。因为这是他们在一年中第二次参加高招会。之前，教育部在太原已经开过一次高招会，并通过了招生意见。一切都预示着那一年将不会有什么不同。
太原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高招会。然而，太原会议除了揭批“四人帮”外，始终围绕着教育部缺乏新意的《招生意见》转圈，没有实现任何实质性的进阶。
当时，虽然“四人帮”倒台快一年了，但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彻底否定；虽然周恩来关于招应届生的意见很得人心，但“七·二一”指示仍然不容违反。另外，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也没有做好“转弯”准备。
这位在国防科技战线立过赫赫战功的将军，其时刚到教育部上任半年。
不过，大多数人不可能看不到“左”倾路线带给教育的沉重灾难。首先是通过举荐制招来的学生素质太差。北京大学前副校长沈克琦回忆，北京大学曾经招过这样一个学生：老师问：“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学生答：“四分之二。”老师耐心启发，“你吃了半个馒头，又吃了半个馒头，一共吃了几个馒头？”学生答：“二两馒头。”老师无语。
有记录显示，1972年，东北工学院的新生中，没有人学过几何、物理、化学；上海交大的许多新生则无法理解为什么二分之一会比四分之一大。
辽宁朝阳农学院的状况还要离奇。毛远新甚至提出，“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在成功导演“张铁生白卷”事件后，他更是推进了自己的理论：“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挣工分。”“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人人都在组织之中，人人都在学习之中。”按照毛远新的设想，大学其实跟农场差不多。
“造成这样的结果跟片面理解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关系很大。这个指示要求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沈克琦说。
由于上大学不用考试，便造成了大规模的弄虚作假。1972年，清华大学招生2000人，发现并制止的“后门”就有242起。后来，中央不得不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可是，一纸通知是无法堵住后门的。江西负责招生的老主任钟树荣讲了个故事：有一个生产队大队长，把家里能上大学的，儿子、女儿、小姨子，都推荐走了，只有自己不够条件，不能走。当地老百姓愤怒地推倒了他家的墙。
在这种背景下，“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招生方针，自然成了太原高招会上争论的热点。一方认为，这个方针是毛主席画了圈的，不能轻易改。另一方则认为，这套办法花钱多，费力大，还招不到好学生，应该改进。
然而，这并不能扭转太原会议的基调，刘西尧领导的教育部打了太极拳，在会后向国务院呈送的《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中，对直接招收应届毕业生开了口子，但最早的比例只有1％。对文化考查说得很坚决，但实际上限制很多，比如要紧密联系三大革命运动实际，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要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等等。如此这般，文化考查根本无法执行。
“在太原招生会上，‘16字招生办法’仍被肯定，‘三来三去’的分配制度还会继续，高中生直接上大学依旧是大多数人的空想。”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杨学为回忆说，解冻还得等邓小平再次复出，也要等第二个高招会再来统一认识。
第2回合 邓小平的拍板激起全场热烈鼓掌
1977年7月29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就给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布置了任务，指示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当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平生第一次迈进北京饭店时，他甚至不知道让他来干吗，后来才知道，与会的都是科技教育系统的人物，具体安排座谈会的人是方毅。
会前，方毅和与会者通了气：这个会是邓小平同志组织定下来的，主要是来听听大家对于科学、教育事业的意见，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977年8月4日，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杨石先教授开口就检讨，说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座的邓小平皱起了眉头，他再次重申，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必有顾虑。这番话后，场面慢慢活跃起来。
查全性的发言痛斥现行的16字招生办法埋没人才，卡住了工农兵子弟上大学。“群众反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靠分，现在靠权。解放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现在，甚至连小学生也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这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他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一、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掌握；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考题；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按志愿选择专业。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
许多人马上发言支持查全性的意见，建议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坐在邓小平旁边，邓小平转过头去问他：今年还来得及吗？
刘西尧回答，工作会议刚在山西开过，已经作了决定，还是按照过去的方法办。“不过，”刘西尧补充说，“这个文件刚送到国务院，国务院还没有批，如果要改的话，还有可能。”
邓小平点点头说，恐怕还是应该改。刘西尧接过话：“要改的话，今年招生工作恐怕要推迟。因为按照惯例，9月份学生就要入学。”
邓小平最后拍了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话音一落，全场热烈鼓掌。这是座谈会第一次鼓掌。
第3回合 教育部部长依然不放弃“两个估计”
然而，对于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来说，麻烦才刚刚开始。
当华国锋等任命刘西尧做教育部长时，刘内心里其实并不十分情愿。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水太深太浑。不过，中央主意已定，刘西尧只好“服从组织”。
上任之初他曾经问过华国锋教育战线怎么搞，华国锋的回答就一句话：毛主席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事实上，在他去《光明日报》处理“梁效事件”时，华就叮嘱：“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凡是毛主席定过的事，都不能动。”刘西尧就开始了他作为教育部长的“两步错棋”。
在回忆录中，刘西尧写道：那时闷在教育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心里的有两件大事，一是要否定关于教育战线的两个错误估计；二是恢复高考成了当务之急。
“两个估计”是：原有教师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它最早出现在1971年制定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
据刘西尧回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是李四光、徐景贤、刘西尧、严峻、迟群。由于开幕不久李四光病逝，徐景贤回上海抓批陈整风，全教会的实际牵头人就变成了刘西尧。不过，刘西尧并不熟悉教育战线，具体工作主要还是由迟群负责，而背后真正做主的是张春桥、姚文元。当时许多同志思想不通，刘西尧本人也曾对“两个估计”提出过异议，但是姚文元搬出了一条没有公开的毛主席语录就把他顶了回来。
1971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8月16日，印有“毛主席批示：同意”七个红色大字的中共中央文件发给了全国。刘西尧既然身在其中，自然深知其中利害。北大前副校长沈克琦说，“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召开座谈会，第一件事情就是传达刘西尧“两个估计”原封不动的指示。
在刘西尧到教育部的第一次座谈会上，有的人提出要否定“两个估计”，他以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为由，就避开了。北京高招会上，人民日报考高分小编穆杨要求写内参澄清“两个估计”，刘西尧还是来了个不置可否。
第4回合 邓小平一锤定音，“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
由于当时教育部的迟疑，科教座谈会后，教育系统仍然不能够形成共识。这反映在北京高招会上，不同意见的两方吵得天翻地覆。与会代表们至少在四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一、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二、“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考试？三、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四、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北京高招会从8月13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初还没有结果。
就在北京高招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十一大召开。它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依旧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
尽管此时教育部反刘西尧的大字报贴满了五层办公楼，但在这个难题面前他还是采取了1971年全教会时的办法：拖！正是如此，北京高招会迟迟没有结果。这终于惹恼了邓小平。
会议开到第36天，邓小平和方毅把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李琦等找来谈话。此次谈话是由人民日报考高分小编穆杨的内参《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引起的，他说：“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头的。”
“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最后，邓小平严厉地说，“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9月21日，刘西尧向招生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会场反应强烈，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当期简报用“响彻教育战线的一声春雷”为题报道与会代表的感受。《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在政审、报考标准和培养目标等重要问题上实现了进阶，并制定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的新的高招方针。
1977年9月30日，教育部呈送《请示报告》。邓小平批示：“我看可以。”
尾声 “小字报风波”无法阻挡中国教育翻开新的一页
一年以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照例召开。
对1977年的高考，先是在华东组小组会上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说，择优不光是分数择优，政治上也要择优，恢复过去的做法也不对。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子女多一点可以，但贫下中农子女要不要照顾？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有人说，现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还有人说，不能因为分数高，我们就糊里糊涂地录取。有的同志态度激动：去年这样还可以，两年这样还可以，两年、三年以后还这样，看贫下中农反你不？
会议第6期简报集纳了这些意见，引起震动。吉林代表针锋相对地发出了小字报，称对此坚决不同意，并认为这种意见很危险，希望与华东组那些同志公开讨论。
对此风波，教育部这次态度鲜明。在1978年高招工作意见中明确表示，继续实行高考，并恢复全国统一命题。5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高沂代表教育部党组发言，他说，“通过讨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四人帮’对教育战线造成的思想混乱以及流毒和影响是严重的，即使有些好同志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毒害。”
会议结束两天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7个月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1978年年底，刘西尧自动提出辞去教育部部长职务。他说，这样有利于全国的教育事业，也解放了自己。
中国青年报·董伟 甘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