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
封建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体。纵观我国封建社会封建君主专制的演变，大体可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和两种形式。从秦到元，是有宰相制的君主专制，而明清时期，则是无宰相制的君主专制。面对封建末世复杂的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时期的突出特点就是极大地强化了君权。
丞相的废除和军机处的设置，消除了相权对皇权的分割，大大加强了君主对中央的控制。明代三司和清代地方督抚的设立，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地方的控制。八股取士和文字狱的实行，强化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厂卫机构的设置，则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官吏和人民的控制和镇压。这些表明明清时期的君主专制统治得到了空前强化。明清时期的无宰相制，大大强化了君权；通过地方机构的改革，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同时，思想控制更是日益加强。皇权越来越尊，臣民愈来愈卑，这是明清时期君主专制演变的轨迹。君主专制统治是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在评价其历史作用时，要根据时代变化，结合具体的社会现实进行评价。在明清建立之初，这种制度对纠正前朝弊政，加强办事效率方面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来说，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是造成中外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君权的过于集中，又决定了皇帝个人品质对统治的制约；通常情况下，封建王朝前期皇帝比较勤勉，而中后期则相对腐朽。因此，封建王朝中后期则往往会出现统治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这正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一种负面影响。
2、明清中央较高权力机构的变革
伴随着明清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中央较高权力机构的设置和职权也不断进行了调整。明清的内阁、清代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军机处相继建制，成为中央较高军政机构。朱元璋废丞相，加强六部职权，六部尚书直属皇帝。朱元璋在面对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时感力拙，为帮助自己处理政务，设立内阁，选拔文臣人阁，参与政务。但此时人阁者官品低，也无官属，还不掌握大权。后明成祖创立内阁制，入内阁者称为大学士；后来大学士位高权重，居六部尚书之上，直接辅佐皇帝处理政务，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张居正就是被誉为“宰相”的内阁大学士。
清人关后，仍保留了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较高军政机构，为加强皇权，清朝皇帝对权力机构进行了调整。虽仍保留着明代的内阁，但清代内阁的职权明显减小了，内阁一直只办理一般性的日常公事，从未掌管重大的机密重务。清初，凡军国要务，“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后来，为防范议政王大臣会议对皇权的威胁，康熙帝设立南书房，由皇帝挑选亲信组成执掌机要的秘书班子，很多政务不再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执掌，而由南书房办理。到雍正七年，为办理对西北用兵，设立了军机处，由军机处处理一切军国要政，成为辅佐皇帝处理军政的核心机构。此时，议政王大臣会议已名存实亡，到乾隆末年被直接撤销。纵观明清较高军政机构的沿革，是“经历了一个先对前朝政治的沿袭，继则审时度势而演化、发展之的过程。”适应君主专制的需要，君主不断消除对皇权的威胁，皇权逐渐强化，从而使君主专制进入顶峰。
3、全面评价明清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实行的重要选官制度。其与以往选举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凡普通读书人均有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而有被选拔做官的机会，从而扩大丁皇帝选拔官员的范围，同时也使选拔标准相对公平和客观。这在当时来说，是种较为先进和公正的选官制度。但是，到了明清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发展，科举制日臻完善和周密，作用却走向了反面。
与以往各朝相比，其变化如下：第一，科举制与学校制度紧密结合，进学校成为参加科举的必由之路。第二，定期实行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第三，在考试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考试内容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对经义的解释，只能以朱熹的观点为标准答案，不得有自己的见解。考试的形式是八股文。严格规定答题文章的具体格式和写作步骤，体现严格的程式化、标准化和规范化。
从明初至清末的五百年中，在科举制度下虽选拔出了大批官员，维持了封建统治，其中也不乏有能吏贤臣。但从整体上来说，这种呆板的标准化和程式化的考试形式及考试内容，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淹没了人们的个性，压抑了人们的创新思想和创造力。还引导着应试者向酸腐迂拙、不学无术方向发展。它还浪费了大量人才，消耗了士人的时光。它也埋没了大量人才，如蒲松龄、李时珍等人，都是科举考试的失意者。明清时的科举制，是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缓慢、中国科技落后、中外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在评价科举制度时，要根据其发展变化，据其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综合评价。正如有人所说，在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实行，用统一的标准来选拔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参与了国家的政治。”同时，这种考试制度，对西方的文官制度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到了后来，却“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造成了“破坏人才、国家贫弱”的后果，从而走向了反面。
4、明清赋税制度的变革
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需要，明清对赋税制度进行了改革。明中期，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我国赋税史上的重大改革，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表明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农民人身地位加强；另外，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货币地租的发展，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但从实际施行来看，各地推行的并不一致，真正将赋役合并的并不多。
后来随着明王朝的腐败，加征加派接连不断，“条外有条，鞭外有鞭”，人民负担有增无减。清初，取消了明末各种加派，重新恢复了万历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但限于当时客观条件，一条鞭法实行的并不彻底，康熙帝在康熙五十年先进行小幅度改革，固定人丁，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丁和丁银的固定，为地丁银的推行创造了条件。雍正帝继位后，实行地丁银制，把丁税平均摊人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地丁银制的推行，一定程度上废除了汉唐以来的人头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农民人身地位加强。按田亩纳税，使无地农民在法律上不再纳税，赋役不均的现象有斯缓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安定。使隐蔽人口的现象减少，人口统计相对客观、真实，这也是乾隆时我国人口骤增的因素之一。总之，地丁银制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5、关于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级形态。这种生产关系，在明中后期出现了。
其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繁荣，手工业技术进步。
主要行业：先是棉纺织业，后扩展到冶铁业、采矿业、煮盐业、采煤业等手工业领域。先是扛南一带，后扩展至全国。
特征：“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手工工场。机户即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即雇佣工人，机房即手工工场。
地位：水平低，发展缓慢，整个明中期至鸦片战争前，一直处于萌芽状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居主导地位。
影响：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制度渐趋衰落在经济上的体现。为市民文学的产生和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封建制度的阻碍和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统治的对立物，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其威势，千方百计的摧残它。封建剥削的残酷性，大批小生产者破产，不可能提供资本主义发展的市场和资金。科举制的实行和严酷的封建统治，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在重农抑商政策下，明清统治者实行海禁政策，严禁人民进行海外贸易。明统治者还派出矿监、税使、处处进行掠夺、勒索。清政府则在全国各城镇和交通要道、设卡征税。明政府还实行岁办和采办制度来盘剥商人。在此情况下，从事工商业要承担风险和忍受大的盘剥。工商业者虽富有，但没有政治地位。因此，不少工商业者在致富后，不是将钱财用于扩大投资，而是置办田地，开办当铺。这样就阻碍了社会财富向资本的转化，影响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和发展。
6、郑和下西洋与新航路开辟的比较
郑和下西洋和新航路开辟都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二者有共同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从时间上看，郑和下西洋比欧洲的达·伽马、麦哲伦和哥伦布的航海早半个世纪。从规模、航海次数上、船队规模和数量、船员配备方面看，外国是无法与中国比拟的。这说明，中国人民有足够的能力和胆略征服海洋。
第二，从目的上看，郑和下西洋主要是政治目的，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联系，满足统治阶级对异域珍宝的需求；主要形式是贡赐贸易；以和平友好交往为主要形式。而西欧航海家的航海冒险，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侵占海外殖民地，掠夺财货，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海外殖民性质。
第三，从影响和后果来看，郑和下西洋增强了中国和亚非国家人民的友谊，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同时，还恢复了朝贡关系。赏赐式的贸易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对中国新的经济形态的产生未产生直接作用。这种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给明政府造成巨大负担。后来因国力衰退而中止。而西欧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了价格革命和商业革命，成为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成长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同时，其规模、影响越来越大，为后来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