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晋南北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化
魏晋南北朝各项具体的政治制度承袭秦汉而又有变化发展，成为隋唐制度的渊源。由于社会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有所削弱，门阀士族专政更使皇权衰弱不堪，经历了一个低潮。但南朝各代皇帝宠任寒人，削弱门阀。北朝少数民族政权从部落制走向中央集权，又是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深入的标志。中央官制因袭东汉发展趋势，尚书台（省）的权力越来越重，中书省、门下省相继没立。西晋时。三省分立制基本确立。地方行政制度上，承袭东汉末年制度，以州、郡、县三级行政为核心，也有许多变化，如在重要州和战略要地设都督。州、郡、县各级行政机构因其所在地理位置及所统民户多少。分为不同等级，其长官待遇不同。这一些变化为隋唐所继承。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地位及启示
（1）这一时期经济从宏观上看，在纵的方面表现为艰难曲折、波浪式的前进；横的方面，由于北方屡遭破坏，江南以及西北的发展，向着全国均衡发展的方向跨进了一步。
（2）上述经济的进退，都与一定的政治环境相关，国内相对安定，经济就前进，反之亦然。
（3）发展经济要同本国实际结合才能奏效。例如曹操把汉代边疆屯田经验，同曹魏统治区内人民流亡，“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现实结合，实行屯田，取得成功。
（4）经济的持续深入发展，要靠逐步深入的改革来推动，例如北朝经济中孝文帝改革、北周武帝改革。
（5）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求有一定良好的政治环境与政策措施相配合外，就经济内部而言。也需要许多措施的配合。如农业的发展，就与水利的兴修、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加强与推广密不可分。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只是破坏，更不是一团漆黑，它也有光明，也有创造和启示。
3、九品中正制与士族制度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冲击了地主阶级统治，军阀混战也扰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因而汉代的察举征辟制等选官制度已无法实行。
曹操为扩充实力，延揽人才，惟才是举，用人不拘一格。到曹丕称帝后，为巩固统治，创立了九品中正制。据《通典·选举典》载：“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部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品。”
九品中正制，初创时，中正考评士人、家世、才能并重；发展到西晋，主要看重门第和家世。才能已无足轻重。而中正是品评官，中央有关部门依据中正对士人评定的品第，选拔官吏时授子相应的品级或等级。九品中正制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否定，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发展到-定程度的产物。
曹丕创立九品中正制，借助世家高门以巩固曹魏政权，而世家高门借政治地位和九品中正制以发展世家大族的势力。到西晋时，已呈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士族以外的地主称为庶族。士族形成于汉魏之际，西晋时得到巩固，东晋时达到鼎盛，南朝时逐渐衰落。
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使得世家高门的势力扩充和发展。西晋政权以士族作为其统治基础。士族制度与士族政治得以巩固和发展，西晋政权完全被土族垄断。到东晋时，门第成为衡量贵贱的惟一标准，士族势力膨胀。到南朝末年，南方士族衰败，腐朽性日益显露。士族成员的无能。使庶族地主势力抬头。士族制度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在九品中正制基础上完善、发展，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
4、汉族地主在南方统治长期存在的原因
从东晋建国到南朝陈灭亡，汉族封建政权在南方一直坚持了二百七十多年。汉族封建政权在南方之所以长期存在，其原因如下：
第一，由于当时民族矛盾的存在。南方政权具有华夏正统地位。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他们代表着汉族的统治。不论是否抗战，客观上起着对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抵抗的组织和鼓舞作用，因而能得到南北方贵族地主和人民的广泛支持。
第二，南方经济相对发展，提供了较可靠的物质基础。江南经济开发，农业迅速发展，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第三，南方汉族政权，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在一定时期内起着保卫封建经济、文化的积极作用。
第四，南方封建政权得到了南北方地主的广泛支持。其政权，基本是以北方大地主为主体，南北地主的共同专政。
第五，南方统治集团有一些比较有作为的人，其政治比西晋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对清明一些。如东晋时的王导、谢安、南朝时的刘裕等人。当时虽然士族占统治地位，但这些较有见识的士族大家，也采取了一些较清明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
第六，南方有着长江、淮河等天然屏障。对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起了一定作用。
5、如何认识魏晋南北朝分裂与统一的关系
纵观这分裂动荡达300年。
其总体特征是：分裂不是辐射式，而是向心式的；不是越分越散，而是越分越合，蕴含着统一因素；统一趋势明显发展。
其表现：
①江南经济发展，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逐步缩小。
②民族融合加快，通过民族迁徙、联合斗争、友好交往、政治改革等途径而与汉族大融合，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减弱。
③局部统一的实现。先是三国的局部统一，西晋后五胡十六国时，前秦统一黄河流域；继而又北魏统一，最后北周统一，连续出现了天下归二的局势；
④一些有识见的政治家，如曹操、渚葛亮、祖逖、孝文帝等人，都为实现统一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和活动。
⑤国家的分裂给人民带来苦难，人民渴望统一。
总之，在长期的分裂中，仍孕含着统一因素。正是在民族融合加强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下，统一因素逐渐增强。从而为实现更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6、魏晋南北朝时的民族融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民族融合是指不同民族之间在民族迁徙、杂居相处、长期交往、矛盾斗争的过程中，不同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特征等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因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多是当时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少数民族的汉化通常是民族融合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汉族对少数民族优点的吸收。从社会进程看，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另外，也是汉族吸收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
其表现：
（1）东汉末年以后迁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经过与汉族四百年左右的通婚杂居，相互学习。生产互补，至北朝末年，胡汉差异逐渐消失，实现了民族大融合。
（2）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等方面基本汉化，汉族吸收了胡服、胡食、胡乐等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
（3）南方以及西南、西北等地，也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民族融合。
（4）少数民族接受汉化，实现封建化，封建化又促进某些民族间的融合，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特点。
（5）民族融合的实现，为隋唐时期的繁荣统一准备了条件。
7、从经济、政治、地理角度分析三国鼎立形成的原因
从公元220年曹魏政权创立到263年蜀汉灭亡，三国鼎立达43年，若以280年孙吴灭亡作为这一时期结束的标志。则长达61年。这种鼎立局面相对大一统来说是种倒退。但相对于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混乱，则是局部统一，是进步的，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有：
经济因素：东汉以来，江东的浙东平原和益州的成都平原经济状况虽不及黄河南北，但都有很大进步。而北方战乱，人口户数不及汉代全盛时期。经济趋向平衡是三国立国基础。
政治因素：随着经济发展成长起来的地方大族则是其政治基础；吴、蜀二国在短期交战后，长期结盟；在三国鼎立中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虽进攻不足，但自保有余。
地理因素：在依靠步兵，以骑兵为惟一机动力量的时代。地理条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孙吴占据长江天险。刘备进入益州。“保其岩阻”，曹魏只得“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因祁山”，处处设防，暂时承认对峙局面。
8、关于佛教盛行的原因
佛教盛行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①佛教盛行的原因：第一，社会动荡不安，长期的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为佛教流行提供了社会土壤，人民容易接受宗教信仰，幻想摆脱痛苦。第二，佛教本身有很大的欺骗性，佛教所宜传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很容易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第三，统治阶级的提倡。
②佛教盛行的表现：信奉佛教的人多，上至皇帝、王公、贵族和大臣，下至背通百姓，都信奉佛教；佛寺遍布各地，僧尼众多；佛教寺多院在政治、经济上有很大势力。
③佛教的影响：同佛教有关的建筑和石窟艺术得到迅速发展。佛教没有解脱人民的灾难。反而大大加重厂人民负担；出现了反佛教的斗争，以范缜最为突出，范缜的《神灭论》揭穿了统治阶级利用佛教进行的欺骗。
9、江南经济开发的认识
秦朝时征服越族设三郡、徙民实边、开凿灵渠。汉武帝时注重加强内地与西南的联系。但是早期南方开发，并未改变南方的落后面貌，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民南迁，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同南方人民共同开发江南。使江南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开始赶上北方，为隋朝大统一提供条件。
